《红楼梦魇》是张爱玲先生的书名。她在自序中说：“我寄了些考证红楼梦的大纲给宋淇看，有些内容看上去很奇特。宋淇戏称为Nightnare in Red Chamber（红楼梦魇），有时候隔些时就在信上问起‘你的红楼梦魇做得怎样了？’我觉这题目非常好，而且也确是这情形——一种疯狂。”[1]可以看出，张爱玲是以一种自我宽慰，甚至自我夸耀的心绪说这番话的。确实，读《红楼梦》不是为了文凭，不是为了职称，而能进入“梦魇”的状态，是一种精神，也是一种福分，应该表示敬意。
梦魇源于执着，也源于轻信。执着，源于对《红楼》的强烈爱好，源于对真理的积极探索，无疑是值得称道的美德；至于轻信，虽被马克思说成“最可原谅的缺点”，但在商品经济的大海里，很可能酿成悲剧。惟此之故，“红楼梦魇”又不应该受到表彰。
“红楼梦魇”的主要特征有二：一是对抄本的极端膜拜，一是对脂批的极端信赖。膜拜抄本的表现是：只要见到《红楼梦》抄本，就一律看成“脂本”，看成作者的“稿本”，诚惶诚恐，恭谦无比；信赖脂批的表现是：只要见到“抄本”的批语，就一律看成“脂批”，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红楼梦》究竟该有多少抄本，红学家都有自己的计算方法。一种算法是：“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有‘披阅十载，增删五次’之说，假定每增删一次便得一新的底本，则原始底本至少应有六个。经过脂砚斋或畸笏叟的整理、过录、评注之后，又可以翻成几倍。”[2]一种算法是：“雪芹一共增删五次，脂砚也就评阅五次。”[3]
我之所以没有盲从目迷五色的脂本，有多年研读明清小说的经验在起作用。尤其是1985－1989年间，为了编纂《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我和萧相恺先生到全国五十多家图书馆访书，接触过包括木刻本、石印本、原稿本、手抄本等在内的大量小说版本。我也许是入藏后第一个在天津图书馆读到《明月台》稿本的人，又是在山东图书馆发现了《妆钿铲》乾隆丙子（1756）红格稿本的第一人。《妆钿铲传》共四卷二十四回，题“昆仑褦襶道人著”、“松月道士批点”。首《妆钿铲传序》，署“东阜野史谨识”；次《妆钿铲传序》（自序），署“乾隆岁次丙子秋月褦襶道人书于铜山之迎门宫”；次批点者序，署“松月道士谨识”；次目录；次“圈点辨异”，谓：“凡传中有红连点、红连圈者，或因意加之，或因法加之，或因词加之，皆非漫然，凡传中旁边用红点者，则系一句，中间用红点者，或系一顿，或系一读，皆非漫然；凡传中用黑圈圈者，皆系地名，用黑尖圈者，皆系人名，皆非漫然；凡传中妆钿铲三字，用红圈套黑圈，以其为题也，皆非漫然。”那书法，那圈点，文前有小引，书后有小赞及跋，在在表明的为作者之稿本。《明月台》原稿本，题“烟水散人著”。内封正中书 “明月台”三字，右方书“咸丰六年六月”，左下方书“烟水散人著”。首“明月台序”，题“咸丰六年初伏日洞庭东山烟水散人凝香翁桂著于萧县草野书轩之南窗下”。文中有双行夹批与行间批语，书后有“明月台批”；又有古徐痴生张仁渠、古萧锄月陈浚源、萧邑郑辅亭、南沙李德耀、古润砚农氏、偶然主人、古徐守拙子韩超群、龙城雅县朱文典、七十二峰散人，隐园陈亮、古萧更生道人、妄愚道人、古萧餐霞郑锡龄、齐东野人祁文误等题辞。那书法，那圈点，亦在在表明的为作者之稿本。《妆钿铲》、《明月台》的价值远不能与《红楼梦》相比，其作者、批者，又是穷乡僻壤的书生，没有和上层人物如“怡亲王”交往的荣幸，但他们作品传世的意识很强，从不像脂砚斋那样藏头露尾、闪烁其辞。凭借阅读小说稿本和抄本的直觉经验告诉我：脂本绝对不是什么原本，甚至也不是原本的过录本。
除了接触小说版本，童年的游戏经历也起了极大的作用。1951年秋，我在杭州两[岘]（上“山”字、下“见”字）小学读六年级。地处西湖之滨竹竿巷的这所简陋学校，却有第一流的老师。班主任兼语文教师金慈舟先生，更是一位博学睿智的导师。杭州那时有一份很好的《新儿童报》，报社就在学校隔壁。充满油墨香味的报纸上，经常刊登金老师的文章，全班同学都是最热心的读者。有一次金老师带我们去玉皇山“远足”，不几天《新儿童报》上就刊出他的《玉皇山游记》，语言之优美，描写之细腻，令大家赞赏不已。记得就在那次远足中，金老师组织大家做了一个游戏：他把全体同学分成五组，每组八个人，以凉亭为中心沿山坡排队四向散开，每人相距五步。金老师站在凉亭上，手里拿着他新写的文章，向每组第一位同学宣读一句，要他快速跑向第二位同学转述，第二位同学再跑向第三位，……一直传递到最后一位同学，由他记录下来；然后，再传送第二句、第三句，直到文章传送完毕。各组的记录稿送到金老师手里，他便逐篇大声朗读，哪组记得最正确、最完整，就算胜利者。游戏玩得真是开心极了：有人为了抢快，话也没听清就跑下去了；有人咬字不清，根本不明白说了什么；有人边跑边笑，到时话也说不出来；记录者遇到不会写的字，只好用别字代替。当金老师朗读各组“杰作”时，有的是离题万里，有的是不知所云，更让大家笑得前仰后合……
这件事情给我的印象，至今难以抹去。每当我看到红学家细细对勘“句句都有异文，甚者一句话，每本与每本都不全同，令你目迷五色，绕得人头晕而莫所适从 ”的抄本，执定这一句是以甲本为底本，那一句是以乙本为底本，此一句又是以丙本为底本，彼一句又是以丁本为底本……最后得出结论： 这个本子是由四个以上的底本拼凑起来；或者因为发现甲本与乙本某处有异文，便断定它们不属于一个体系时，我便想起了金老师领我们做的游戏。那游戏的结果是：由金老师文章这个 “底本”，就派生出了五个不同的“版本”；拿这五个版本横向对比，它们之间的差异可以大到无法想象，然而又确确实实是从同一个底本出来的！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是：人在纸上写字，并不一定非要照抄“底本”不可；尤其是没有“著作权”的通俗小说，谁都可以在书上增添、删节、修改，而绝对不需要负什么责任。见到不论什么抄本就肃然起敬，就顶礼膜拜，就认为它是作者的“草稿”、“原稿”，或与“草稿”、“原稿”定有什么必然联系，就大错特错了。
胡适1961 年给苏雪林、高阳的信中，承认脂本是“曹雪芹的残稿的坏钞本”，并说：“《水浒传》在几百年中经过了许多戏曲家与无数无名的平话家（说话人）的自由改造，自由改削；又在明朝的一两百年中经过了好几位第一流文人——汪道昆（百回本）、李贽（百回本）、杨定见（百二十回本）的仔细修改，最后又得到十七世纪文学怪杰金圣叹的大删削与细修改，方可得到那部三百年人人爱赏的七十一回本《水浒传》。”[4]既然《水浒传》可以“自由改造”、“自由改削”，《红楼梦》抄本的异文为什么就非得有“底本依据”呢？
至于对脂批的信赖，更是缺乏法律意识的表现。任何执法者，都不会凭当事人自书的一纸白条，就责令对方归还所谓的“欠债”；也不会凭当事人自述的一句豪言，就抹去他所犯的劣迹。“有用”与“有效”的界限，在执法者心中是区别得清清楚楚的。吴国柱先生说得好：
脂批并不是什么“珍贵史料”，更没有作证的资格。脂批之所以没有作证的资格，除去批语出处不明、是历经不同时代不同人士插手的大杂烩以外，主要就是脂砚斋其人的身份不明。俞平伯说，现在“人人谈讲脂砚斋，他是何人，我们首先就不知道”。对于身份不明的人，首先是审查其身份的问题，而不是请他出来作证的问题。长期以来人们为了弄清脂砚斋的身份，作过各种想入非非的臆测，其结论都靠不住：原因非他，关键就在于用脂砚斋的批语来证明脂砚斋的身份，是不科学的。脂砚斋的批语，只是脂砚斋自报的一面之词；他的批语是否可靠可信，需要证实。就像王朔说的“我是你爸爸”，你会相信？假如脂砚斋也说他是曹雪芹的“亲爹”，我们相信么？如要我们相信，就必须查出曹雪芹的“亲爹”是“曹某”，并且有人有史料证实“曹某”曾化名“脂砚斋”做过什么事，批过什么书，我们才能确认“脂砚斋”就是曹雪芹的“亲爹曹某”。如果没有史料证明，我们凭什么相信他的胡言乱语？[5]
而梦魇者就凭着一句“脂砚斋抄阅再评”，就相信批者是作者许可了的；就凭着一句“命芹溪删去”，就相信他有权对作者发号施令；就凭着一句“壬午除夕芹为泪尽而逝”，就相信作者确实死于壬午年……专家们在争论中消耗着精力和时光，又因难以弥合罅隙漏洞而发出“越研究便越觉得糊涂”的浩叹。投入越深，中邪也就越深，不但自己深信不疑，也反对别人有一丝一毫的不敬。20世纪红学最大的悲剧，就是这样形成的。
相反，假如你只从事古代文学研究，而不从事古代小说研究，你就不会有梦魇；假如你只从事古代小说研究，而不从事《红楼梦》研究，你也不会有梦魇；假如你只从事《红楼梦》文本研究，而不从事《红楼梦》的文献版本研究，你也不会有梦魇。此其所以谓之“梦魇”也。
挣脱梦魇不是很难的事，俞平伯先生就是杰出的典范。余英时先生1980年说：“记得两年前我有机会看到红学的开山祖师之一俞平伯，他跟我说了一句话，我大为吃惊。他说：“你不要以为我是以‘自传说’著名的学者。我根本就怀疑这个东西，糟糕的是‘脂砚斋评’一出来，加强了这个说法，所以我也没办法。你看，二十年代以后，我根本就不写关于曹雪芹家世的文章。”[6]他还说过：“历来评‘红’者甚多，百年以来不见‘脂研’之名，在戚本亦被埋没（今已得证），及二十年代始喧腾于世，此事亦甚可异。”[7]他敏锐地感觉到“脂砚斋评”是适应“自传说”的产物，在《宗师的掌心》中说：“一切红学都是反《红楼梦》的。即讲的愈多，《红楼梦》愈显其坏，其结果变成‘断烂朝报’，一如前人之评《春秋》经。笔者躬逢其盛，参与此役，谬种流传，贻误后生，十分悲愧，必须忏悔。”[8]克非先生在《楼外红学》中说：
《红楼梦》好比一座雄伟壮丽的高楼。要研究这座高楼，该从何做起呢？首先你得懂点建筑方面的知识，再跨过门槛，进入里面，老老实实地将其作为一座建筑物来进行考察，然后才说得上其它。倘如对建筑一窍不通，或不懂装懂，又远远地站在楼外，跟着那些无知者的胡言乱语去胡言乱语、去凭空想象、去无端臆测、去完全不合逻辑的推导、去作连最普通的常识也不顾的演绎，结果当然只有笑话连着笑话，再连着笑话。[9]
其实，早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就出现了“懂点建筑方面的知识，再跨过门槛，进入里面，老老实实地将其作为一座建筑物来进行考察”的20世纪第一位红学家王国维。他在《红楼梦评论》第五章《馀论》中评论“以贾宝玉为即纳兰性德”论时，强调指出：“诗人与小说家之用语，其偶合者固不少。苟执此例以求《红楼梦》之主人公，吾恐其可以傅合者，断不止容若一人而已。”他说：
惟美术之特质，贵具体而不贵抽象。于是举人类全体之性质，置诸个人之名字之下。譬诸“副墨之子”，“洛诵之孙”，亦随吾人之所好，名之而已。善于观物者，能就个人之事实，而发见人类全体之性质；今对人类之全体，而必规规焉求个人以实之，人之知力相越，岂不远哉！故《红楼梦》之主人公，谓之贾宝玉可，谓之“子虚”“乌有”先生可，即谓之纳兰容若，谓之曹雪芹，亦无不可也。[10]
王国维运用现代“美术”的观点，对牵强附会的“本事”论作了鞭辟入里的剖析，并对“自我朝考证之学盛行，而读小说者，亦以考证之眼读之”的倾向，表示了深深的忧虑。尤可注意的是，在胡适《红楼梦考证》发表前夕，1920年6月25日《小说月报》第十一卷第六号刊出了佩之的《〈红楼梦〉新评》，从文学的审美角度，对于全书的有机整体结构，发表了极为精彩的意见：
第一要看这部书的结构（pilot）。这部书在中国小说中，算是很长的小说。全书有一百二十回，这一百二十回，却是脉络贯串，一丝不乱。从第一回到第九十七回，全书的进行，是向上的（rising action）。从第九十七回到末回，全书的进行，是向下的（falling action）。中间“苦绛珠魂归离恨天”一回，便是全书最高的一点（climax）。全书的层次，错综变化，是自然的，不是机械的；而秩序却极整齐。相传这书出于两人之手，后面四十回，是后人所添。很有许多评点家，说是不足信的。但是依全书结构而看，这书万万不是出于两人。作者写第一回的时候，全书结构，已了然在胸；不是随随便便，一回一回的写下去的，所以才有这样精密的结构。[11]
由此看来，20世纪红学的起点，原本是非常之好的。导致事态发生逆转的，恰恰就是胡适的考证派新红学。正如钱穆先生所指出的：“考据工作，未尝不有助于增深对于文学本身之了解与欣赏。然此究属两事，不能便把考据来代替了欣赏。就《红楼梦》言，远在六十午前，王国维《观堂集林》提出《红楼梦》近似西方文学中之悲剧，此乃着眼在《红楼梦》之文学意义上，但此下则红学研究，几乎全都集中在版本考据上。”[12]
所谓“脂斋之谜”、“续书之谜”、“探佚之谜”等等，都是人为造作出来的，它只会扰乱我们的阅读和研究。我希望，21世纪的红学，是告别了脂砚斋的红学，是从脂砚斋桎梏中挣脱出来的红学，因而是真正文学意义上的“楼内红学”。
[1]《张爱玲文集》增补卷第1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2]刘梦溪：《红楼梦新论》第26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3] 赵冈：《红楼梦新探》第72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版。
[4]《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第294－29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5]吴国柱：《论“程前脂后”及其他》，《红楼》1996年第四期。
[6]《红学世界》第50－51页，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
[7]《红楼梦学刊》1992年第2期281页。
[8]王湜华：《俞平伯的后半生》第321页，花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9]《四川文学》2003年第1期。
[10]一粟：《红楼梦卷》第262页，中华书局1963年版。
[11]《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三辑，第20页。
[12]钱穆：《中国文学论丛》第148－149页，三联书店2002年版。
第一要看这部书的结构（pilot）。这部书在中国小说中，算是很长的小说。全书有一百二十回，这一百二十回，却是脉络贯串，一丝不乱。从第一回到第九十七回，全书的进行，是向上的（rising action）。从第九十七回到末回，全书的进行，是向下的（falling action）。中间“苦绛珠魂归离恨天”一回，便是全书最高的一点（climax）。全书的层次，错综变化，是自然的，不是机械的；而秩序却极整齐。相传这书出于两人之手，后面四十回，是后人所添。很有许多评点家，说是不足信的。但是依全书结构而看，这书万万不是出于两人。作者写第一回的时候，全书结构，已了然在胸；不是随随便便，一回一回的写下去的，所以才有这样精密的结构。[11] 由此看来，20世纪红学的起点，原本是非常之好的。导致事态发生逆转的，恰恰就是胡适的考证派新红学。正如钱穆先生所指出的：“考据工作，未尝不有助于增深对于文学本身之了解与欣赏。然此究属两事，不能便把考据来代替了欣赏。就《红楼梦》言，远在六十午前，王国维《观堂集林》提出《红楼梦》近似西方文学中之悲剧，此乃着眼在《红楼梦》之文学意义上，但此下则红学研究，几乎全都集中在版本考据上。”[12] 所谓“脂斋之谜”、“续书之谜”、“探佚之谜”等等，都是人为造作出来的，它只会扰乱我们的阅读和研究。我希望，21世纪的红学，是告别了脂砚斋的红学，是从脂砚斋桎梏中挣脱出来的红学，因而是真正文学意义上的“楼内红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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