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 和讯欧阳健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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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者短评: 欧阳先生此文详细地列举了程甲本问世以来红楼梦的传播情况, 事实详尽, 资料齐全, 值得收藏.
个人的读后感有两条:
1. 为红楼梦痴迷的, 全是拥黛的. 自始而然, 至今不绝. 原因很简单: 唯有黛玉, 才能让人感动到这种程度.
2. 读红楼梦而起黛钗优劣之争, 实在也是自古而然, 至今不息. 再正常不过的事. 不争才不正常, 不自然.
四
从“真假”问题的抽象争论，引发出了令读者更感兴趣、并成为争论焦点的第三个话题──小说的“本事”之辨。
由于《红楼梦》书中“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的提示，加上小说本身所构造的艺术境界又确有不少撩人疑窦的模糊之处。而受传统的“解经”思想的影响，人们特别注重“春秋笔法”，所谓“笔则笔，削则削”，“笔”和“削”均含有“微言大义” 于其中。这种传统观念和方法很容易影响到对《红楼梦》的研究。使那些认定小说所写为“真”的读者，必然对其隐秘的信息怀有强烈的好奇，探究表层情节背后的 “本事”，便成为红学最大兴奋点之所在，争论也就随之接踵而来。
从产生的年代看，最早的一派是“明珠家事”论，主张《红楼梦》是记述康熙朝宰相明珠的儿子纳兰成德（后改名性德，字容若）的故事。赵烈文《能静居笔记》云：
谒宋于庭丈翔凤于葑溪精舍。于翁言：“曹雪芹《红楼梦》，高庙末年，和珅以呈上，然不知所指。高庙阅而然之，曰：‘此盖为明珠家作也。’后遂以此书为珠遗事。曹实楝亭先生子，素放浪，至衣食不给。其父执某钥空室中，三年遂成此书”云。 （《红楼梦卷》第378页）
宋翔凤，嘉庆五年（1800）举人，赵烈文聆其传述，约在咸丰六年至十年间（1856—1860），时间并不太早；但他确指“明珠家事”说是“高庙阅而然之”，即系乾隆皇帝亲自认可的，所以有很高的权威性，赞同响应者甚夥。
张维屏道光二十年（1840）刊《国朝诗人征略》二编卷九云：“容若原名成德，大学士明珠之子，世所传《红楼梦》贾宝玉，盖即其人也。《红楼梦》所云，乃其髫龄时事。其诗善言情，又好言愁，摘录两首，可想见其人：‘予生未三十，忧愁居其半。心事如落花，春风吹已断。行当适远道，作计殊汗漫。寒食百草长，薄暮烟溟溟。山桃一夜雨，茵箔随飘零。愿餐玉红草，一醉不复醒。’‘幽谷有佳人，无言若有思，含颦但斜睇，吁嗟怜者谁？予本多情人，寸心聊自持。私心托远梦，初日照帘帷。’诗中美人，即林黛玉耶？”（《红楼梦卷》第363页）文中引容若诗句与《红楼梦》中的人物相印证，虽甚简略，但可看作是从“内证”进行考证的初步尝试。同治年间，梁恭辰《北东园笔录》、张祥河《关陇舆中偶忆编》亦记传闻之语，曰：《红楼梦》“相传为演说故相明珠家事，以宝玉隐明珠之名”（《红楼梦卷》第366页），“《饮水诗词集》为长白性德著，大学士明珠子，《曝书亭集》有挽纳兰侍卫诗，世所传贾宝玉者，即其人”（《红楼梦卷》第367页）。钱静方的《红楼梦考》亦主此说：
是书力写宝黛痴情。黛玉不知所指何人。宝玉固全书之主人翁，即纳兰侍御也。使侍御而非深于情者，则焉得有此情影？余读《饮水词抄》，不独于宾从间得欣合之欢，而尤于闺房内致缠绵之意。即黛玉葬花一段，亦从其词中脱卸而出。是黛玉虽影他人，亦实影侍御之德配也。（《石头记索隐》附录）
在他看来，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故事，就是从容若夫妇闺房“缠绵之意”演化出来的。
孙桐生同治十二年（1873）的《〈绣像石头记红楼梦〉叙》说：“访诸故老，或以为书为近代明相而作，宝玉为纳兰容若，以时事文集证之，或不谬。其曰‘珠’曰‘瑞’，又移易其辈行而错综之。若贾雨村，即高江村也，高以诸生觅馆入都，主于明仆，由是进身致通显。……考其时假馆容若，擅宏通、称莫逆者，则有梁药亭、姜西溟、顾梁汾诸君子，不能实指为某人草创，某人润色也。至书中言宝玉中第七名举人，查进士题名碑，成德中康熙十五年丙辰科二甲第七名进士，言举人者，隐之也。又按顾梁汾《弹指词》金缕曲后注云：‘岁丙辰，容若年二十二，一见予，即恨相识晚，填词见赠，有后身缘恐结它生里，极感其意，而讶为不祥。后竟卒于乙丑五月，谶语果符。’是容若得年三十有一耳。考时代暨书中事迹，信为演容若也无疑。”（《红楼梦卷》第40-41页）孙桐生是有考证癖的，他注意用“时事”、“文集”来证之“书中事迹”，且承认小说创作的适当变化，如“其曰 ‘珠’曰‘瑞’，又移易其辈行而错综之”、“书中言宝玉中第七名举人，查进士题名碑，成德中康熙十五年丙辰科二甲第七名进士，言举人者，隐之也”之类。俞樾的《小浮梅闲话》（《曲园杂篡》三十八）也赞同这种论证，他查得“成德于康熙十一年壬子科中式举人，十二年癸丑科中式进土，年甫十六岁”，便说：“然则其中举人止十五岁，于书中所述颇合也。”（《红楼梦卷》第390-391页）
陈康祺于光绪七年（1881）刊《郎潜纪闻二笔》（即《燕下乡脞录》）卷五，又从姜西溟的命运，联想到《红楼梦》的“本事”，他说：
姜西溟太史与其同年李修撰蟠，同典康熙己卯顺天乡试获咎，是科鼎甲不利，已见前笔矣。时盖因士论沸腾，有“老姜全无辣气，小李大有甜头”之谣，风闻于上，以致被逮，姜竟卒于请室，前辈多纪述此事，而不能定其关节之有无。昔读《鲒亭集》先生墓表，称满朝臣僚皆知先生之无罪，而王新城亦有“我为刑官，令西溟先生以非罪死，何以谢天下”之语，知同时公论早以西溟之连染为冤。嗣闻先师徐柳泉先生云： “小说《红楼梦》一书，即记故相明珠家事。金钗十二，皆纳兰侍御所奉为上客者也。宝钗影高澹人，妙玉即影西溟先生。妙为少女，姜亦妇人之美称，如玉如英，义可通假。妙玉以看经入园，犹先生以借观藏书，就馆相府。以妙玉之孤洁而横罹盗窟，并被以丧身失节之名，以先生之贞廉而瘐死圜扉，并加以嗜利受赇之谤，作者盖深痛之也。”徐先生言之其之甚详，惜余不尽记忆。此编网罗掌故，从不采传奇稗史，自污其书，惟《红楼梦》笔墨娴雅，屡见称于乾、嘉后名人诗文笔札，偶一援引，以白乡先生千载之诬，且先师遗训也。”（《红楼梦卷》第386-387页）
陈康祺所引徐柳泉的“明珠家事”说，有一个新的特点，即将书中的金陵十二钗，都看作是影射纳兰容若的“上客”，如妙玉即影射姜西溟（姜宸英）的。根据是：“妙”字由“少女”两字合成，“姜”也是“妇人”的美称，“玉”“英”二字，义可通假，这是一；妙玉以看经入大观园，姜西溟是以借观藏书，就馆相府，这是二；妙玉孤洁而横罹盗窟，并被以丧身失节之名，姜西溟贞廉而瘐死圜扉，并加以嗜利受赇之谤，这是三。小说的形象与其原型的差异，竟是如此之大！更奇怪的是同一个高士奇（字澹人，号江村），按孙桐生的说法，是贾雨村的原型，而按徐柳泉的说法，又成了薛宝钗的原型了。
郭则沄《清词玉屑》卷二，又叙所闻侯疑毖言，对“相传《红楼梦》为明太傅家事”，作了更多的发挥：“容若有中表妹，两小相洽；会待选椒房，容若乞其祖母以许字上闻，祖母不可，由是竟入选。容若意不能忘，值宫中有佛事，饰喇嘛入，得一见，女引嫌漠然。梁汾稔其事，乃作是书。曰太虚幻境者，诡其辞也。初不甚隐，适车驾幸邸，微睹之。亟窜易进呈，益惝不可详矣。”郭则不仅披露了许多细节，还对《红楼梦》的创作过程作了推测。他所说的梁汾，乃顾贞观字。据《清史稿》卷四八四《性德传》：性德“好宾礼士大夫，与尹绳孙、顾贞观、陈维崧、姜宸英诸人游。贞观友吴江吴兆骞坐科场狱戍宁古塔，赋《金缕曲》二篇寄焉，性德读之，叹曰：‘山阳《思旧》，都尉《河梁》，并此而三矣。’贞观因力请为兆骞谋，得释还，士尤称之。”从认《红楼梦》以明珠家事为素材的逻辑出发，顾贞观作书之说，自然是较为合辙的。
万松山房刊《饮水诗词集》阿检（姚鹏图）的跋云：“《红楼梦》中之宝玉，相传为即纳兰性德。黛玉未嫁，何以称潇湘妃子？第囗回云：宝玉梦入宫殿，见黛玉非人世服，惊呼林妹妹，侍者谓此王者妃，非林妹妹云。黛玉不知何许人，盖与纳兰为表兄妹，曾订婚约，而选入宫。纳兰念之，曾因宫中唪经，纳兰伪为喇嘛僧，入宫相见，彼固不知纳兰之易装而入也。”（《红楼梦卷》第406页）连黛玉之所以称 “潇湘妃子”的原因也交代了。
这一派的主张，也有不少人不予首肯。如咸丰十年（1860）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补》云：“此书相传所称贾宝玉即纳兰成德容若，按之事迹，皆不相合；要为满洲贵介中人。其中矛盾必戾甚多，此道中未为高作。”（《红楼梦卷》第374页）又如同治八年（1869）江顺怡《读红楼梦杂记》亦云：“或谓《红楼梦》为明珠相国作，宝玉对明珠而言，即容若也。窃案《饮水》一集，其才十倍宝玉，苟以宝玉代明珠，是以子代父矣。况《饮水词》中，欢语少而愁语多，与宝玉性情不类。盖《红楼梦》所纪之事，皆作者自道其生平，非有所指如《金瓶》等书，意在报仇泄愤也。数十年之阅历，悔过不暇，自怨自艾，自忏自悔，而暇及人乎哉？所谓宝玉者，即顽石耳。”（《红楼梦卷》第208页）
更有人不但反对此说，还另行提出“本事”新见与之抗衡。第一位是周春，他在《阅红楼梦随笔·红楼梦记》中说：“相传此书为纳兰太傅而作。余细观之，乃知非纳兰太傅，而序金陵张侯家事也。忆少时见爵帙便览，江宁有一等侯张谦，上元县人。癸亥甲子间，余读书家塾，听父老谈张侯事，虽不能尽记，约略与此相符，然犹不敢臆断。再证以《曝书亭集》、《池北偶谈》、《江南通志》、《随园诗话》、《张侯行述》诸书，遂决其无疑矣。案靖逆襄壮侯勇长子恪定侯云翼，幼子宁国府知府云翰，此宁国、荣国之名所由起也。襄壮祖籍辽左，父通，流寓汉中之洋县，既贵，迁于长安，恪定开阃云间，复移家金陵，遂占籍焉。其曰代善者，即恪定之子宗仁也，由孝廉官中翰，袭侯十年，结客好施，废家资百万而卒。其曰史太君者，即宗仁妻高氏也，建昌太守琦女，能诗，有《红雪轩集》。宗仁在时，预埋三十万于后园，交其子谦，方得袭爵。其曰林如海者，即曹雪芹之父楝亭也。楝亭名寅，字子清，号荔轩，满洲人，官江宁织造，四任巡盐。曹则何以词曰林？盖曹本作＊，与林并为双木。作者于张字曰挂弓，显而易见，于林字曰双木，隐而难知也。嗟乎，贾假甄真，镜花水月，本不必求其人以实之，但此书以双玉为关键，若不溯二姓之源流，又焉知作者之命意乎？故特详书之，庶使将来阅《红楼梦》者有所考信云。”（《红楼梦卷》第66-67页）周春此记写于“甲寅中元日”， 即乾隆五十九年（1794），距程甲本的问世不过三年。
另一位“本事”新见的提出者是舒敦，他在《批本随园诗话》卷二云：“乾隆五十六年间，见有钞本《红楼梦》一书。或云指明珠家，或云指傅恒家。书中内有皇后，外有王妃，则指忠勇家为近是。”
还有一位“本事”新见的提出者护梅氏，在《有清逸史》中认为，乾、嘉人所说《红楼梦》“刺某相国”说，所指不是明珠，而是和，理由是：和之内嬖有二十四人，即《红楼梦》所指正副十二钗，其中龚姬即袭人，倩霞即晴雯，“字义均有关合”；和的儿子玉宝，即为宝玉，“尤为明显，不过颠倒其词耳”。此说载《文艺杂志》1914年第5期颠公《小说丛谈》引《谭瀛室笔记》（《红楼梦卷》第 412-413页）。
以上三说，都不同意明珠说，但他们提出的“张侯”说、“傅恒”说和“和”说，由于论证粗略，并未产生多少社会反响。
真正造成舆论声势，足以与明珠说相颉颃的“本事”观，是王梦阮在《中华小说界》1914年第6-7期发表的《红楼梦索隐提要》提出来的“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说。王梦阮的论证比较细密，他首先从小说的命名入手，发表自己的见解道：
书中最重命名之义，一僮一婢，姓名皆具精心，况全书总名，更非漫然着笔者，其关合事实，得弦外音。如是书原名《情僧录》，天下因情而僧者，本不一一，若出之富贵之家，金玉之质，则古今曾有几人，此一可思也。其书又名《石头记》，夫宝玉本无其人，通灵安有其玉，石头一说更从何来？其称石头者，大抵为石头城之事，此二可思也。又名《金陵十二钗》，明言金陵，明言十二钗，则地属江南，人为闺阁，本有其事，实有其人，更为明确，此三可思也。又名《风月宝鉴》，言“风月”则非闺门之常度可知，言“宝鉴”则寓箴规之大义可想，孰能当此，事甚离奇，此四可思也。其通称之名则曰《红楼梦》，“红楼梦”三字出之太虚演曲中，实括全书大旨，故以为名。是名殆有二说：自情僧言之，罗绮几时，黄粱易熟，空山回首，一片平芜，此专重一梦字对事实而言，一说也；自诸女子言之，本出风尘，致身贵显，青楼未远，好梦难全，此专以红楼对青楼而言，又一说也。兼采二说，则事在其中矣。本此五说求之，于全书大旨，思已过半。（《红楼梦卷》第295页）
在对《红楼梦》之“命名五说”一一索解的基础上，方具体论述《红楼梦》写顺治皇帝与秦淮名妓董小宛爱情故事的观点：
至于董妃，……人人皆知为秦淮名妓董小宛也。小宛侍如皋辟疆冒公子襄九年，雅相爱重，适大兵下江南，辟疆举室避兵于浙之盐官，小宛艳名夙炽，为豫王所闻，意在必得，辟疆几频于危。小宛知不免，乃以计全辟疆使归，身随王北行。后经世祖纳之宫中，宠之专房，废后立后时，意本在妃，皇太后以妃出身贱，持不可，诸王亦尼之，遂不得为后，封贵妃，颁恩赦，旷典也。妃不得志，乃怏怏死。世祖痛妃切，至落发为僧，去之五台不返。诚千古未有之奇事，史不敢书，此《红楼梦》一书所由作也。小宛既北，辟疆虑祸，托言已死，著《影梅庵忆语》以思之，故人多不知小宛之在世。（《红楼梦卷》第298页）
按照王梦阮的说法，董鄂妃即是秦淮名妓董小宛，本已嫁名士冒辟疆为妾，后为清兵所得，清世祖纳为贵妃。董妃死，世祖痛切，遂到五台山为僧。王梦阮认为，《红楼梦》“大抵为纪事之作，非言情之作；特其事为时所忌，作者有所不敢言，亦有所不忍言，不得已乃以变例出之”；也就是说，《红楼梦》的“假设家族，托言儿女”，都是一种创作的“变例”。他是这样来论证贾宝玉就是清世祖，林黛玉就是董妃的：“世祖临宇十八年，宝玉便十九岁出家；世祖自肇祖以来为第七代，宝玉便言‘一子成佛，七祖升天’，又恰中第七名举人；世祖谥‘章’，宝玉便谥‘文妙’，‘文’‘章’两字可暗射。”“小宛名白，故黛玉名黛，粉白黛绿之意也。小宛是苏州人，黛玉也是苏州人；小宛在如皋，黛玉亦在扬州。小宛来自盐官，黛玉来自巡盐御史之署。小宛入宫，年已二十有亡；黛玉入京，年只十三馀，恰得小宛之半。……小宛游金山时，人以为江妃踏波而上，故黛玉号‘潇湘妃子’，实从 ‘江妃’二字得来。”
据孟森《董小宛考》（《石头记索隐》附录），董小宛生于明天启四年（1624），比清世祖大十四岁；顺治元年（1644）世祖方七岁，董小宛已二十一岁；顺治八年（1651）董小宛死，年二十八岁，而世祖方十四岁，故断无入宫邀宠之理。但撇开王梦阮的穿凿成分，在领悟把握《红楼梦》产生的时代背景方面，比起后人来可能要贴近一些。如他说：“自诸女子言之，本出风尘，致身贵显，青楼未远，好梦难全，此专以红楼对青楼而言”，就可能捕捉到时代的文化氛围。野鹤《读红楼梦札记》说：“近日此书注解极多，大半为水绘园立说，某公更组织附会，影入博学宏辞等等。”（《红楼梦卷》第285页）“水绘园”就是如皋冒辟疆的园林，可见说《红楼梦》记董小宛的故事，是有相当市场的。崇川沈濞笠湖）光绪间为《洞庭王雪香原本红楼梦评赞》作序，中说：“《石头记》一书，味美于回，秀真在骨，自成一子。陋《搜神》《志怪》之奇，不仿《秘辛》；轶《飞燕》《太真》之传，其曰可读。久而闻其香，惟目亦然，无不知其佼，耳食者方诸《南柯》诸记，目论者訾为《北里》之编，矣。”（《红楼梦考评六种》，人民中国出版社 1992年版，第185页）沈槁作序的时间早于王梦阮，从他对时人将《红楼梦》“訾为《北里》之编”的反感看，王梦阮之“盖尝闻之京师故老云”，是真实的，那时确实已经有人将《红楼梦》与《北里志》联系起来考察了。
第三个有影响的“本事”观，是蔡元培的“清康熙朝的政治小说”说。他在1916年发表的《石头记索隐》中说：
《石头记》者，清康熙朝的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当时既虑触文网，又欲别开生面，特于本事之上，加以数层障幂，使读者有“横看成岭侧成峰”之状况。
在蔡元培看来，《红楼梦》最表面一层是“谈家政而斥风怀，尊妇德而薄文艺”，进一层是“言情之中，善用曲笔”。蔡元培的主张，从现象上看是受到徐柳泉“宝钗影高澹人，妙玉影姜西溟”说的启发，而实质上更可能是受到了王梦阮“所纪篇章，多顺康之逸事，特以二三女子，亲见亲闻；两代盛衰，可歌可泣。江山敝屣，其事为古今未有之奇谭；闺阁风尘，其人亦两间难得之尤物。听其湮没，则忍俊不禁；振笔直书，则立言未敢。于是托以演义，杂以闲情，假宝黛以况其人，因荣宁以书其事。将无作有，本云满纸荒唐；推实入虚，难得一门风雅”（《〈红楼梦索隐〉自序》）的影响，而进一步有所发挥：
书中“红”字多隐“朱”字。朱者，明也，汉也。宝玉有“爱红”之癖，言以满人而爱汉族文化也；好吃人口上胭脂，言拾汉人唾馀也。……故第十九回袭人劝宝玉道：“再不许吃人嘴上擦的胭脂了，与那爱红的毛病儿。”又，黛玉见宝玉腮上血渍，询知为淘澄胭脂膏子所溅，谓为“带出幌子，吹到舅舅耳里，又大家不干净惹气。”皆此意。宝玉在大观园中所居曰怡红院，即爱红之义。所谓曹雪芹于悼红轩中增删本书，则吊明之义也。……
蔡元培认为，“甄士隐即真事隐，贾雨村即伪语存”，以这样的眼光来看书中的“本事”，得出的结论是：
贾宝玉，言伪朝之帝系也；宝玉者，传国玺之义也。即指胤甸。
林黛玉影朱竹也。绛珠影其氏也，居潇湘馆，影其竹之号也。
薛宝钗，高江村也。薛者，雪也。林和靖《咏梅》有曰：“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用薛字以影江村之姓名也（高士奇）。
探春，影徐健庵也。健庵名乾学，乾卦作“≡”，故曰三姑娘。健庵以进士第三人及第，通称探花，故名探春。
王熙凤，影余国柱也。王即柱字偏旁之省，国字俗写作“国”，故熙凤之夫曰琏，言二王字相连也（楷书王玉同式）。
史湘云，陈其年也。其年又号迦陵。史湘云佩金麒麟，当是“其”字“陵”字之借音。氏以史者，其年尝以翰林院检讨纂修《明史》也。
妙玉，姜西溟也（从徐柳泉说）。姜为少女，以妙代之。《诗》曰：“美如玉”，“美如英”。玉字所以影英字也。
惜春，严荪友也。以为荐举鸿博四布衣之一，故曰四姑娘。
宝琴，冒辟疆也。辟疆名襄，孔子尝学琴于襄，故以琴字代表之。
王梦阮说：“钩沈索隐，矜考据于经生；得象忘言，作功臣于说部”（《〈红楼梦索隐〉自序》），实可概括“本事”索隐派的抱负与志向。蔡元培的索隐方法，是每举一人，往往先举其行实，然后引《红楼梦》情节来印证之，引书之多和用心之勤，都可说是超越前人的。但由于这种做法脱离了小说塑造的艺术形象，所以最终都难免牵强附会之嫌。
早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第五章《馀论》中评论“以贾宝玉为即纳兰性德”论时，曾举出《饮水词》中“红楼”、“梦红楼”、“葬花”等字样，承认“其说要非无本”，“《饮水词》与《红楼梦》之间，稍有文字之关系”；但又强调指出：“诗人与小说家之用语，其偶合者固不少。苟执此例以求《红楼梦》之主人公，吾恐其可以傅合者，断不止容若一人而已。”他说：
惟美术之特质，贵具体而不贵抽象。于是举人类全体之性质，置诸个人之名字之下。譬诸“副墨之子”，“洛诵之孙’，亦随吾人之所好，名之而已。善于观物者，能就个人之事实，而发见人类全体之性质；今对人类之全体，而必规规焉求个人以实之，人之知力相越，岂不远哉！故《红楼梦》之主人公，谓之贾宝玉可，谓之“子虚”“乌有”先生可，即谓之纳兰容若，谓之曹雪芹，亦无不可也。（《红楼梦卷》第 262页）
王国维运用现代“美术”的观点，对“本事”论所作的鞭辟入理的剖析，对后世的红学研究，是极有启发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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