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传播前期（18世纪－20世纪初）的微微涟漪（一）

转自: 和讯欧阳健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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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者短评: 欧阳先生此文详细地列举了程甲本问世以来红楼梦的传播情况, 事实详尽, 资料齐全, 值得收藏.

个人的读后感有两条:
1. 为红楼梦痴迷的, 全是拥黛的. 自始而然, 至今不绝. 原因很简单: 唯有黛玉, 才能让人感动到这种程度.
2. 读红楼梦而起黛钗优劣之争, 实在也是自古而然, 至今不息. 再正常不过的事. 不争才不正常, 不自然.

《红学风云录》序曲

《红楼梦》传播前期（18世纪－20世纪初）的微微涟漪（一）

一

自程伟元乾隆五十六年（1791）刊印萃文书屋木活字本《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即程甲本）以后，《红楼梦》迅即走向了民众，成为脍炙人口的说部名著。吴云《〈从心录〉题词》云：

二十年来，士夫几于家有《红楼梦》一书，仆心弗善也。惟阅至葬花，叹为深于言情，亦隽亦雅矣。

庚午九月二十日灯下，玉松手记

（一粟编《红楼梦卷》，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54页）

吴云，乾隆五十八年（1793）翰林，嘉庆己卯（1819）曾为石韫玉的《红楼梦传奇》作序，是一位留心《红楼梦》的文人。从上引《题词》的嘉庆十五年庚午（1810）倒数上去二十年，恰好是程甲本刊行的乾隆五十六年（1791）。
类似的记载，还见于郝懿行（1757-1825）的《晒书堂笔录》：“余以乾隆、嘉庆间入都，见人家案头必有一本《红楼梦》。”（《红楼梦卷》第355页）缪艮（1766-? ）的《文章游戏》卷六《红楼梦歌》按语：“《红楼梦》一书，近世稗官家翘楚也，家弦户诵，妇孺皆知。”（《红楼梦卷》第349页）乾、嘉间逍遥子的《〈后红楼梦〉序》：“曹雪芹《红楼梦》一书，久已脍炙人口，每购抄本一部，须数十金。自铁岭高君梓成，一时风行，几于家置一集。”（《红楼梦卷》第42页）汪的《寄蜗残赘》：“《红楼梦》一书，始于乾隆年间，后遂遍传海内，几于家置一编。”（《红楼梦卷》第381 页）梦痴学人的《梦痴说梦》：“《红楼梦》一书……嘉庆初年，此书始盛行。嗣后遍于海内，家家喜阅，处处争购。故《京都竹枝词》有云：‘开口不谈《红楼梦》，此公缺典正糊涂。’时尚若此，亦可想见世态之颠。”（《红楼梦卷》第219页）“士夫几于家有《红楼梦》一书”、“人家案头必有一本《红楼梦》”之类大量留存的文字记录，生动真切地反映了《红楼梦》“遍于海内，家家喜阅”，风靡于全社会的空前盛况。
乐钧《耳食录》二编卷八，有一篇《痴女子》，就是这种“家弦户诵，妇孺皆知”的生动写照：

近时闻一痴女子，以读《红楼梦》而死。初，女子从其兄案头搜得《红楼梦》，废寝食读之。读至佳处，往往辍卷冥想，继之以泪，复前读之，反复数百遍，卒未尝终卷，乃病矣。父母觉之，急取书付火，女子乃呼曰：“奈何焚宝玉黛玉！”自是笑啼失常，言语无伦次，梦寐之间，未尝不呼宝玉也。延巫医杂治，百弗效。一夕，瞪视床头灯，连语曰：“宝玉，宝玉，在此耶？”遂饮泣而瞑。

乐钧（1765-?），别署梦花楼主，嘉庆六年（1801）举人。他的《耳食录》二编，作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与刊行程甲本的乾隆五十六年（1791），仅隔二、三年，可见《红楼梦》传播之初，就以其高度的艺术魅力，深深打动了普通的读者。
陈镛的《樗散轩丛谈》，在类似“痴女子”的某姓女子之外，还讲述了一个士人爱读《红楼梦》的故事：

常州臧镛堂言：邑有士人贪看《红楼梦》，每到入情处，必掩卷暝想，或发声长叹，或挥泪悲啼，寝食并废，匝月间连看七遍，遂致神思恍惚，心血耗尽而死。又言某姓女子亦看《红楼梦》，呕血而死。（《红楼梦卷》第349页）

陈镛是乾隆年间人，他所讲述的事情，也发生在《红楼梦》传播初期。比他们稍后的邹弢，在《三借庐笔谈》中记道：

乾隆时杭州有贾人女，明慧工诗，以酷嗜《红楼》，致成瘵疾。痉时，父母以是书贻祸，恨而投之火，女在床大哭曰：“奈何烧煞我宝玉！”遂气噎而死。苏州金姓某，吾友纪友梅之戚也，喜读《红楼梦》，设林黛玉木主，日夕祭之。读至黛玉绝粒焚稿数回，则呜咽失声，中夜常为隐泣，遂得颠痫疾。一日，炷香凝跪，良久，起拔炉中香，出门，家人问何之，曰：“往警幻天，见潇洒妃子耳！”家人虽禁之，而或迷或误，哭笑无常，卒于深夜逸去，寻数月始获。（《红楼梦卷》第388页）

邹弢笔下的这两位男女《红楼梦》迷，虽然都是“粗浅人”，还不能领会《红楼梦》“妙在有意无意间”的艺术韵味，但都“甘为情死”，在情感深处称得上是《红楼梦》真正的知音。

个中生的《吴门画舫续录》“外编”，记述作者与一位“旧籍秦淮”的青楼女子高玉英，虽仅邂逅一面，惟以共同关注《红楼梦》而相互沟通的情景：

隔座，闻余谈《红楼梦》，执壶而前曰：“亦喜此书耶？”余醉中漫应：“熟读之二十年矣！”姬引一觞进曰：“亦数年从事此书，‘真假’二字，终不甚了了；君暇日枉顾，当为解之。”余诺之，惜行期已迫，不及走访。

《续录纪事》又云：

《红楼梦》为迩来说部第一书，续貂者不一而足，皆未读破前书，卤莽下笔者也。余把笔二十年，觉此书文心之妙，直可上追《左》《史》，而真赏者，正复寥寥。不图邂逅高玉英，论难到“真假”二字，惜匆匆别去，未与研究。

捧花生《秦淮画舫录》所记的金袖珠，也是高玉英型的“红迷”。这位被作者赞为“玉皇前殿掌书仙的”青楼女子，甫与作者相晤一面，即遣鸦鬟来借《红楼梦》说部。作者评论道：

姬嗜读《红楼梦》，至废寝食，《海棠》、《柳絮》诸诗词，皆一一背诵如流。与吴中高玉英校书同抱此癖。玉英尤著意书中“真假”二字，两姬皆会心人耳？抑皆个中人耶？

《吴门画舫续录》刻于嘉庆十八年（1813 ），《秦淮画舫录》刻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上述事实表明，《红楼梦》传播之初，在青楼中也赢得了高水平的读者。“亦喜此书耶”的“亦”字，就把她们 “嗜读《红楼梦》至废寝食”的着迷劲写出来了。高玉英数年“从事”于《红楼梦》的研读，对于“真假”二字特别着意，其鉴赏之眼光，高于“痴女子”辈多多矣。
黄钧宰（1829-1875以后）的《金壶浪墨》卷八，记作者寓居江宁正觉寺时，得识释子“为山”的故事。他与为山煮茗清谈，甚为相得，忽然在其书室中发现一部套板《红楼梦》，开始以为这位和尚一定会将书掩藏起来，不料为山却“举止无愧色”。于是不由发出了深深的感慨：

雪芹作此，原与天下能作和尚者读，不与凡夫俗子读也。能读《红楼》，乃是真和尚；读《红楼》而见人能不掩藏，乃是绝好和尚。（《红楼梦卷》第381页）

所有这些传闻实录，都真实反映了普通读者阅读《红楼梦》的“投入”程度，《红楼梦》为底层读者之所接受，予此不难窥见一斑。
与此同时， 《红楼梦》也赢得了有较高文学修养人士的青睐。赵之谦咸丰十一年（1861）的《章安杂说》说：“世所传《红楼梦》，小说家第一品也。”（《红楼梦卷》第375页）杨恩寿光绪三年（1877）的《词馀丛话》也说：“《红楼梦》为小说中无上上品。”（《红楼梦卷》第25页）《三借庐笔谈》的作者邹，本人就是一位小说家，著有《断肠碑》（一名《海上尘天影》），对《红楼梦》就更是一位笃爱者。他之别署“司香旧尉”、“潇湘馆侍者”，都与《红楼梦》有关。他在《三借庐笔谈》中写道：

《石头记》一书，笔墨深微，初读忽之，而多阅一回，便多一种情味，迨目想神游，遂觉甘为情死矣。余十四岁时，从友处借阅数卷，以为佳；数月后，乡居课暇，孤寂无聊，复借阅之，渐知妙；迨阅竟复阅，手不能释。自后心追意仿，泪与情多，至愿为潇湘侍者，卒以此得肺疾，人皆笑余痴，而余不能自解也。

他的朋友姚芷芳为之题《潇湘侍立图》，中有“看瑶台入侍，郎真傅粉，冰衔暗指，尉是司香”之句（《红楼梦卷》第388页），“司香旧尉”、 “潇湘馆侍者”都包括其中了。

又有一位李庆辰，别号醉茶子，落拓一衿，半生抑郁，著有《醉茶志怪》。卷一《说梦》记述自己梦至大观园，大观园主人对他说：“《红楼》一书，君读已久，其事略有影响，而姓名殊非。某与中表，嫌忘瓜李，而情重恩深，有不能自已之势，彼以是故，竟至捐躯。心实悼之，欲祭以文，非可以浮泛之词塞责，昔拟作未能恰意，遂改易用为芙蓉之诔，若祭潇湘之文，终属阙如。拙作业已草创，敬烦先生椽笔为修润之。”李视其原作，似未尽善，一时文思泉涌，不数刻即草成《代宝玉吊黛玉》之文，呈示主人，颇称善；方欲究主人为谁，霍然遂醒，遂发议道：“然则主人即怡红公子耶？抑曹雪芹耶？吾不得而知之矣。得毋好事多魔，予编志怪，而前辈稗官喜与同好，将书有不尽之意，属予为之续貂耶？”李庆辰梦中与雪芹见面，雪芹还嘱他代写《撰吊黛玉文》，入迷可谓深矣。

随着《红楼梦》的广为传诵，社会上逐渐形成了以《红楼梦》为茶馀饭后话题谈资的时尚。嘉庆二十二年（1817）得舆（硕亭）的《京都竹枝词》“时尚门”云：

做阔（注：京师名“学‘大器派’者”曰“做阔”）全凭鸦片烟，
何妨作鬼且神仙。
开谈不说《红楼梦》（注：此书脍炙人口），
读尽诗书是枉然。 （《红楼梦卷》第354页）

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风尚，古今皆同。《京都竹枝词》记述嘉庆间的“时尚”，有两个特点：一是吸食鸦片烟，为的是学“大器派者”以“做阔”；一是谈论《红楼梦》，为的是显示自己亦通晓脍炙人口的《红楼梦》以炫耀“博学”。乍一看去，将《红楼梦》与鸦片烟相提并论，似乎有点不伦不类；其实，在时人的观念中，流行的东西不一定就是好的。对《红楼梦》也是如此。同治间的梁恭辰，在《北东园笔录》中就说：“《红楼梦》一书，诲淫之甚者也。”（《红楼梦卷》第366页）毛庆臻的《一亭考古杂记》，更说《红楼梦》是“伤风教”的淫书，较《金瓶梅》“愈奇愈热，巧于不露，士夫爱玩鼓掌，传入闺阁，毫无顾忌”。他认为，对《红楼梦》这样的书，光靠禁毁，散播是不能止息的；为此，他出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主意：“莫若聚此淫书，移送海外，以答其鸦烟流毒之意，庶合古人屏诸远方，似亦阴符长策也。”（《红楼梦卷》第358 页）《红楼梦》是不好的，禁毁又禁毁不了，不如送到那些贩鸦片来毒害我们的海外，让外国人也尝尝“毒品”的味道罢。听起来像是笑话，不过也从反面证明《红楼梦》风靡于世的不可抵御的威力。
人们喜谈《红楼梦》，有一班嗜红成癖的人，甚至把抄录《红楼梦》作为一种精神寄托。道光十二年（1832）恒文致静泉函中写道：“两月以来，煤炉药釜，杂气薰腾，儿急女泣，泪语嗷噪……复将原本《石头记》检出，日日与笔墨为武，冻馁二字，付之天命而已。”（《红楼梦卷》第357页）徐珂《清稗类钞》著述类还记述庚子（1900）之难，禁中流出精楷钞本《红楼梦》全部，“钞之者全注姓名于中缝，则陆润庠等数十人也”，“其书每页之上，均有细字朱批，知出于孝钦后之手，盖孝钦最喜阅《红楼梦》也”。从失意文人到最高统治者，都喜欢抄写《红楼梦》，亦可见社会之风气。
《红楼梦》之传播越来越广，谈兴也越来越旺，自然会引起某些有学术意识的文人的注意，逗起了他们“研究”的兴趣。均耀《慈竹居零墨》云：

华亭朱子美先生昌鼎，喜读小说。自言生平所见说部，有八百馀种，而尤以《红楼梦》最为笃嗜。精理名言，所谭极有心得。时风尚好讲经学，为欺饰世俗计。或问：“先生现治何经？”先生曰：“吾之经学，系少‘三曲’者。”或不解所谓。先生曰：“无他。吾所专攻者，盖红学也。”（《红楼梦卷》第415页）

繁体的“经”字，去掉一横三曲，就是“红”；将“红学”说成是“少三曲者”的经学，自然是一句趣话，但它表明了时风的变异，也标志着红学的滥觞。李放的《八旗画录》在肯定“《红楼梦》小说，称古今平话第一”时，注云：“光绪初，京朝士大夫尤喜读之，自相矜为红学云。”（《红楼梦卷》第26页）他所说的“红学”，与均耀所说“为欺饰世俗计”的红学，亦无多少区别，都只是士大夫的一种“自相矜”，好像谁也没有想到“研究”《红楼梦》或许还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和价值。不仅如此，“红学”云云，在特定的情景下，还可充作逃遁政治风云的避风港。徐兆玮《游戏报馆杂咏》诗云：

说部荒唐遣睡魔，
黄车掌录恣搜罗。
不谈新学谈红学，
谁似蜗庐考索多？

诗下小注曰：

都人士喜谈《石头记》，谓之红学。新政风行，谈红学者改谈经济；康梁事败，谈经济者又改谈红学。戊戌报章述之，以为笑噱。鄙人著《黄车掌录》十卷，于红学颇多创获，惜未遇深于此道者一证之。”（《红楼梦卷》第404页）

《游戏报》是李伯元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创办的上海第一张小报，其宗旨是“或托诸寓言，或涉诸讽咏，无非欲唤醒痴愚，破除烦恼”（《论〈游戏报〉之本意》）。徐兆玮的《游戏报馆杂咏》讽刺当康有为、梁启超的改革新政风行之际，那班喜谈“红学”的都人士都改谈“经济”（此处之“经济”，乃“政治”之同义语）了；而一旦康梁维新失败，那班趋时的人又纷纷退了回来，改谈与远离政治的“红学”了。这种“笑噱”，在非常看重《红楼梦》政治历史意义的今人看来，是很难理解的。

均耀的《慈竹居零墨》，载《文艺杂志》1914年第8期，文中提到的朱昌鼎与徐兆玮一样，也是清末人士。这两位以“红学”相标榜的著作（朱昌鼎“所谭极有心得”的“精理名言”，徐兆玮“于红学颇多创获”的《黄车掌录》），由于“未遇深于此道者”，看来都已失传了。但“红学”只是一个名目；早在“红学”一词出现之前，就有一批论红著作出现并幸存下来。如乾隆五十九年（1794 ）周春的《阅红楼梦随笔》、嘉庆十七年（1812）二知道人的《红楼梦说梦》、嘉庆二十二年（1817）苕溪渔隐的《痴人说梦》、道光元年（1821）诸联的《红楼梦评》等，都是早于朱昌鼎、徐兆玮的早期红学论著。它们和各种《红楼梦》版本的序跋、题记，《红楼梦》各种续书的序跋（如逍遥子的《〈后红楼梦〉序》、秦子忱的《〈续红接梦〉弁言》、兰皋居士的《〈绮楼重梦〉楔子》，海圃主人的《〈续红楼梦〉楔子》、梦梦先生的《〈红楼圆梦〉楔子》、犀脊山樵的《〈红楼梦补〉序》、山樵的《〈补红楼梦〉序》、讷山人的《〈增补红楼梦〉序》、花月痴人的《〈红楼幻梦〉自序》、西湖散人的《〈红楼梦影〉序》等），加上开一代评点先声的东观阁评点本，及尔后的王希廉、张新之、姚燮、陈其泰、哈斯宝、涂瀛等人的评点，逐渐汇成一股汩汩淙淙的“红流”，开创了红学研究的生动局面。

从“红学”诞生之日起，各种争论也就随之相伴而来。以现代的眼光看，草创阶段的“红学”及当日所论辩的问题，难免有浅陋、幼稚之嫌；但从历史的观点出发，却应该承认它们确是红学进程的必经环节。诸多成为后世热点的论题，在《红楼梦》传播前期（18世纪－20世纪初）就已经种下了根苗，有的甚至还进行过小小的“预演”，只是同日后的掀天狂浪相比，那只能算一泓清水中的微微涟漪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