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错，将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细比，他确有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相当地方，显得匆促、潦草、粗率、慌张、力不从心、捉襟见肘、急于完成故事、急于奔向高潮、急于赶往最后的结尾。缺少那种闲庭信步的雍容、行云流水的自然与清丽；对人物描写没有前八十回那样的耐心，老让人物去跟着作家设置的情节走，去为完成故事服务．致使部分人物的 性格分裂、变形、行动上倒硬拐，甚至强令做他们不可能做的事、说不可能说的话；文本透露出来的感情，其蕴藏量，其流出量，其奔腾力度，其幅射的广阔，其震 撼人感染人的强度深度，比起前八十回，均有明显的落差，前者直如洪水季节的大江大河，后者除开部分章回、段落外，则有点像到了秋冬的枯水时期。然而，我们 不能仅仅凭着这些，就贸然断定后四十回不是曹雪芹的笔墨。

辨别某些文章是不是同一个作家写的，有时一眼可以看出，有时便难判断，而那些久已亡故的作家的作品，在缺乏历史资料的情况下，往往就非常不好辨视。还须明 白的是，文学创作是一种复杂的精神劳动，也是一种复杂的精神活动，进程中既有与主体(作家)的修养、才能、知识、熟悉生活、表达技巧有关，更与彼时彼刻的 精神状态紧密相连。一个写得好的作家，并非是每时每刻写得好，篇篇写得好，部部写得好，即使在同一部作品中也不是每个章回都写得好、从头到尾全部精彩。相 对而言，情况倒常常是大部分可能写得很好，但也会有一些只能算较好的地方，或平庸乃至下乘的章节、段落。这种现象，细心且略具欣赏能力的阅读者，在古今中 外的许多优秀长篇小说中，可以经常看到，(平庸作家的平庸作品就不必说了)。红楼后四十回显示出的落差和平庸，我认为也应该从这个角度去看待。去解释。就以毫无疑问属于曹雪芹手笔的前八十回而言，各章各回的优秀美妙程度，也不全在一个水平上。少数地方还有难以掩饰的粗糙，和明显的漏洞及破绽。这跟《红楼梦》系初稿、曹雪芹没有来得及加工修改自己的作品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作家曹雪芹自身的因素，和他所处的时代、具体的创作环境的因素，甚至也与困顿的日常的物质生活有着联系。后四十回的相对欠佳，主要也源于这些因素所致。

“古来圣贤皆寂寞”。曹雪芹非圣非贤，但他确实是寂寞的，不仅寂寞，而且孤独。他所处的时代没有人能理解他，连他最好的朋友敦敏、敦诚兄弟，也不真正了解 他。从二敦有关曹雪芹的诗里看，他们和曹雪芹的关系，曹雪芹和他们的关系，真可以说肝胆相照，亲密无间了。但具体说到对曹雪芹的观感，也只是表面性格、某 些情态、诗画才气、个别境况下的心绪和情绪、嗜酒习惯和日子过得甚为艰难的追述和描绘。比如：“爱君诗笔有奇气，直追昌谷破篱樊”；“接罹倒著容君傲，高 谈雄辩虱手扪”；“满径蓬蒿老不华，拳家食粥酒常赊”；“秦淮旧梦人犹在，燕市悲歌酒易醺”；“燕市哭歌悲遇合，秦淮风月忆繁华”；“醉余奋扫如椽笔，写 出胸中块磊时”；“新愁旧恨知多少，一醉毪毪（毛冒毛喿）白眼斜”。基本不言及他的广阔内心世界，深层次的心理活动，隐秘而深沉的多彩多姿的感情，遏尔涉 及亦语焉不详。这或许是不愿言不便言，或许是诗歌这样的形式，难于表达。但更大的可能是不了解，或了解而未深而未全而未觉，没当一回事。

《红楼梦》创作的一个重要源头，从浅层次说，是曹雪芹的生活和经历的引发和促使，但从深层次看，则极大可能是由于他内心的寂寞和孤独。无处寻觅知音，就求 之于自己内心的构铸，造出自己的知音；无处去寻求高境界的勾通，就异化自己的内心世界为书中人物的内心世界，从而有了勾通；感情上的大喜大悲大爱大忿大 怒．无处去释放，无处去寄托，无处去发泄，无处去诉说．就通过自己笔下的描写去释放，去寄托，去发泄，去诉说。创作之中的红楼，是曹雪芹内心的安慰所，感 情的归宿处。也是他灵魂的避难所。

他要释放要诉说要寄托要发泄的东西太多太多了，红楼的气势太恢宏了，广度和深度、辐射的强度，都太不寻常了。这就带来创作上长时间的 巨大的艰辛劳苦。像红楼这样的长篇巨制，一写就是十多二十年，不仅需要作家艰苦的劳动，相对安定的物质生活的保证，更需要心理上与生理上的持久的耐力，和 经久不息的感情的燃烧。弓弦必须绷得很紧，一旦松软下来，便难乎为继。这种巨大的漫长岁月的满负荷，远非常人所能承受。就是曹雪芹自己，可能有时也会有不 胜之感，单以前八十回而论，少数地方，已显出有这种迹象。偏偏他物质生活是那样的糟糕，时常得为填胞全家人的肚皮而去奔忙，这就加重了他的负荷，影响到耐 力的持久性。而感情上的持久燃烧，须得不断增添新的能源，和扩大新的源泉，否则燃烧的强度和热度会衰减会熄灭。感情燃烧一减弱，作家对自己的写作也会发 烦，发腻，写出来的文字当然就会生涩，呆滞，甚至如同死鱼枯鱼。《红楼梦》后四十回的文笔表明，在那个写作年月里，曹雪芹的感情虽然没有枯竭，却已进入了 衰减阶段。这有时代的原因，也有他自身经历上的原因。强烈感情的产生，一般来源于大喜大悲大恨，而这又是主体所遭逢的不寻常的命运使然。曹雪芹写作的时代 ——乾隆初年和中期，从总的说，社会相对安定，至少在曹雪芹生活的京畿范围内没发生过什么大的动乱或别的事件，社会没有给他提供足以产生新的强烈感情机 制；他自身生活，除了个人婚恋，或有些悲欢离合外(二敦诗中可窥一斑)，似乎也较为平静和平凡，虽然穷而又穷，但没有遭遇大的新的挫折或打击，感情的源泉 上也就再没有大的新的开拓。虽然儿子的死亡曾使他大悲大痛，以至于哀伤过度而致病倒，但这是他生命最后几个月发生的事，跟后四十回的写作没有多少关系。朋 友们呢?应该说，一个人新的感情的生发和升华，和与朋友们的交往、互相友爱、互相砥砺有着联系，但他和他的朋友们的思想、学识、才能都不在同一个水平上， 难以作深层次的交流。其外，他从年轻时代一头扎进《红楼梦》创作后，社会活动面相对狭窄，圈子相对小，经历相对平凡，也是个原因。

感情上没有新的能源补进，导致老化，导致衰减，作家本体再没有了从前那种新鲜的感觉，强烈的刺激，也就渐渐失去了心潮上的奔腾澎湃，和具体的创作冲动，特 别是再没有了那种烧得人发颤发抖发糊的冲动。愚以为这就是后四十回存在着的若干毛病的根本原因。如果说曹雪芹在写林黛玉之死，还保持着相当的激情，而在黛 玉死后，他的感情确实从衰减趋向枯竭了。而写林黛玉之死，曹雪芹表现出的激情，则可能是当初构思时，因反复熔铸，而积淀下来的，是作家运用了自己的“存 款”。林黛玉之死，对读者的感情来说是一种“撞击”，对作家曹雪芹的感情来说，也必定是一种“挫折”。林黛玉死后，小说的描写，便越来越见平凡，而再到后 来，曹雪芹虽然不是江郎才尽，差不多已是精疲力竭了。

后四十回写得不如前八十回好，还跟《红楼梦》的规模、所写的生活，特别是与它的结构有着很大的关联。人物超乎寻常地众多，事件琐碎而纷繁，小说过一多半以 后。人物的性格大部分已经完成、定型。故事情节已经逐渐明朗，琐碎的生活场面已无法再多加运用，从艺术角度说，应该写的已经写完，从作家的感情上说，要释 放的差不多都已释放，但情节未毕，故事未完。未毕未完，则不完整，必须写完，不能拖沓，拖沓不但读者不耐，作家本人也不耐。因此必须快捷穿越必得经历的大 波大浪，夺路朝结局挺进。可它是严密的网状结构，前八十回来完的事件太多，伏线太多，线头太多，必须交待的东西太多，对后四十回来说，也即是需要偿还的 “债务”太多，加上人物都需要一一有个较为令人信服的结局。比方，红楼第五回那首《飞鸟各投林》的曲子所预定的一系列结局，对后四十回来说，就是一个“债 务”拖单：

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有恩的死里逃生无情的分明报应欠命的命已还欠泪的泪已尽冤冤相报岂非轻分离聚合皆前定欲知命短问前生老来富真也真侥幸看破的遁入空门痴迷的枉送了性命好一似食尽乌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这些都是前八十回留下的“债”，要后四十回一一去“填偿”，还要“填偿”得既不拖泥带水而又漂亮，真是太沉重太艰难了。何况“债务”还远远不止于此。即使曹雪芹复生，再来重写一遍，恐怕也难做到尽善尽美。有些红学家 看到后四十回的描写与这支《飞鸟各投林》曲子部分地方不合。没有“落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反倒来了个“兰桂齐芳”，便断定不是曹雪芹的笔墨。这是一种 外行人的误解。作家写长篇小说，进程中，对原先的设想、构思、提纲，有所变更有所修改有所出入，乃是经常有的事，甚者将原有的构想全部推翻，重新另起炉 灶。特别是像曹雪芹这样，一部小说一写就是十多二十年，后面写的与前面最初的安排，有所不合，值不得奇怪；倒是在漫长的写作过程里，完全依照原先既定的蓝 图进行，那才是怪事。前后有所不合，有所冲突，还因为曹雪芹生前没来及修改过他写的红楼(书中若干大洞小眼一概来塞未补，连一些随手一抹便可消除瑕疵的地 方也没去管，就是证明)，倘如他生前来得及进行修改，当然就会将前后很好地吻合。红学家们说，曹雪芹五次修改增删红楼，那不过是过分相信了小说家之言。还有些研究者如冯其庸先生，径将这些与脂砚斋直接紧联起来，说曹雪芹删一次，脂砚斋就誊抄加评一次，牵强附会去为脂砚斋虚增光环，无视红楼的实际状况。

短篇小说，结尾佳者甚多，因其短也，作者蓄 势足，少有尽泄。长篇小说则不然．后劲不足，不尽如人意，是普遍现象。《红楼梦》之外的我国几部著名的长篇小说．如《水浒传》、《金瓶梅》、《三国演 义》、《儒林外史》、《西游记》，莫不如此。这些小说，除开《金瓶梅》，其余在结构上都为长藤结瓜，或为板块组合：故事一个一个发生，互相可以连结，亦可 不连结；前后可以照应，亦可以不照应；主角固然须贯穿到底，次要人物则可以中途丢弃，自身的作用完成后，即扔到一边，用不着老是携带而行。到了后面，他们 没有那么繁重的包袱，没有那么多的须要偿还的 “债务”，没有那么多的须要交代的交代，比起《红楼梦》的创作来，实在轻松得多。这些小说的后面部分尚且那样，就难苛求于写红楼的曹雪芹了。

长篇小说(包括红楼)最后部分不尽如人意，除去作者耐力、感情、心理、才力诸多方面的原因，还有读者的原因。一桌丰盛的筵席，先是狼吞虎咽，津津有味，百 样齐收，粗细不拒，甜成不论。吃到后来，他吃饱了、吃烦了、吃厌了，再没有新鲜的味感了，最后上来的几道菜，稍微次一点，他便大加挑剔，甚至高声质问，这 最后端上来的几道菜，是不是原先那位厨师做的，是不是换了一个蹩脚的家伙在掌勺?《红楼梦》后四十回就碰上了这样的遭遇，加上一些自目为内行实际上是外 行、或胸怀成见者的煞有介事的乱证乱吹，长久以来。高续、“他续”遂成定论。

了解和理解一个伟大的天才，并非易事，往往要在天才所处的时代过去后很久，人们才能够逐渐看清他理解他。曹雪芹所处的时代，无人真正了解和理解他，隔了两 百多年以后的今天，关于他的许多事，我们仍然处于无知的状态。就说他的《红楼梦》，他的思想和艺术，他对于民族文化的杰出贡献，也非人人都能透彻理解，其 中包括一些专门的研究家。要真正理解一个伟大的天才，除开了解他的事业他的成就他的价值他之所以成为天才的各个方面，和与这相联系的一切，诸如时代、社 会、传统。还须了解他的不足，他的局限，他的平凡，他的遗憾，他的无奈，他的失误，等诸方面。不了解这些，就很难在真正意义上理解一个伟大的天才。对曹雪 芹应如此看，对他的包括后四十回在内的整部红楼，亦应如此看。

多年来，红学界在认识上存在着两个“凡是”：凡是脂批脂砚斋说的都是对的；凡是曹雪芹写的都是高明的(反之，不高明处欠精当处就一定是别的人写的，而不是曹公写的)。这种简陋的思维定势，给红学研究带来了许多障碍和混乱。后四十回的被错待，不过是个较大的事例。

无论如何。对待后四十回，必须慎之又慎，随意再次给以“腰斩”，必带来民族文化又一次严重的创伤。拥脂者为争脂本之真，极力腰斩红楼，固可以逞自己心理上 之快，成自己学术之名，却也把自己推入难以自拔的深泥潭。当你们说三脂本才是真本的时候．三脂本上那么多的伪迹，能一个个给抹得掉，洗得清吗?脂批说到后 三十回时，那么多的前言不合后语的话，能给解释得清楚吗?说后面的稿子被借阅者迷失了，成了佚稿，他脂砚斋抄了又抄，弄了好几个本子，会一佚都佚吗?全部 都佚了，还有人据以誊抄的作者的手稿本呢!

关于续书，除了裕瑞的不实之言外，再来看看清代其他人是怎么说的。首先要提高张问陶。张问陶和高鹗同于乾隆五十三年参加顺天府乡试，中举，因“同年”而相 [...]]]>

转者短评: 欧阳先生此文详细地列举了程甲本问世以来红楼梦的传播情况, 事实详尽, 资料齐全, 值得收藏.

个人的读后感有两条: 1. 为红楼梦痴迷的, 全是拥黛的. 自始而然, 至今不绝. 原因很简单: 唯有黛玉, 才能让人感动到这种程度. 2. 读红楼梦而起黛钗优劣之争, 实在也是自古而然, 至今不息. 再正常不过的事. 不争才不正常, 不自然.

六

让人更为热衷、但基本上是偏离了正确方向的第五个红学焦点，是《红楼梦》的版本之辨。分而析之，则又包括对“原本”的猜疑和对“旧时真本”的探访两方面。而这一切，又是由《红楼梦》版本的最早文献──程伟元、高鹗的《序》和《引言》的误会和曲解引起的。 程伟元在为乾隆五十六年（1791）萃文书屋本《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即程甲本）所撰序中说：

《红楼梦》小说，本名《石头记》，作者相传不一，究未知出自何人，唯书内记雪芹曹先生删改数过。好事者每传钞一部，置庙市中，昂其值得数十金，可谓不胫而走者矣。然原目一百廿卷，今所藏碉八十卷，殊非全本。即间有称全部者，及检阅仍只八十卷，读者颇以为憾。不佞以是书既有百廿卷之目，岂无全璧？爰为竭力搜罗，自藏书家甚至故纸堆中，无不留心。数年以来，仅积有廿馀卷。一日，偶于鼓担上得十馀卷，遂重价购之，欣然翻阅，见其前后起伏，尚属接褂，然漶漫不可收拾。乃同友人细加厘剔，截长补短，钞成全部，复为镌板，以公同好。《石头记》全书，至是始告成矣。

此本还有高鹗的序，中说：

予闻《红楼梦》脍炙人口者，几廿馀年，然无全璧，无定本。向曾从友人借观，窃以染指尝鼎为憾。今年春，友人程子小泉过予，以其所购全书见示，且曰：“此仆数年铢积寸累之苦心，将付剞劂，公同好。子闲且惫矣，盍分任之？”予以是书虽稗官野史之流，然尚不谬于名教，欣然拜诺，正以波斯奴见宝为幸，遂襄其役。工既竣，并识端末，以告阅者。

乾隆五十七年（1792）萃文书屋本《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即程乙本）卷首，又增添了程伟元、高鹗的“引言”，中说：

一、是书前八十回，藏书家抄录传阅，几三十年矣。今得后四十回，合成完璧。缘友人借抄、争睹者甚夥，抄录固难，刊板亦需时日，姑集活字刷印。因急欲公诸同好，故初印时不及细校，间有纰缪。今复聚集各原本，详加校阅，改订无讹。惟阅者谅之。 一、书中前八十回，抄本各家互异；今广集核勘，准情酌理，补遗订讹。其间或有增损数字处，意在便于披阅，非敢争胜前人也。 一、是书沿传既久，坊间缮本及诸家秘稿，繁简歧出，前后错见。即如六十七回此有彼无，题同文异，燕石莫辨。兹惟择其情理较协者，取为定本。 一、书中后四十回，系就历年所得，集腋成袭，更无他本可考，惟按其前后关照者，略为修辑，使其有应接而无矛盾。至其原文，未敢臆改。俟再得善本，更为厘定，且不欲尽掩其本来面目也。

程伟元、高鹗在序和引言中，首次披露了有关《红楼梦》版本的重要情况：第一，“《红楼梦》小说本名《石头记》”；第二，“藏书家抄录传阅，几三十年矣”，“好事者每传抄一部，置庙市中，昂其值得数十金”；第三，“然无全璧，无定本”， “坊间缮本及诸家秘稿，繁简歧出，前后错见”；第四，“原目一百廿卷，今所藏只八十卷，殊非全本”；第五，“书中后四十回，系就历年所得，集腋成袭，更无他本可考”。 对于他们所说的五点，读者的认知是完全不同的。说《红楼梦》本名《石头记》，初以抄本流传，这两点大家都是相信的。从程伟元、高鹗介绍中，可以推知《红楼梦》早期的抄本，有书坊传抄以供出售的“缮本”和私家藏以自阅的“秘稿”两种。陈镛《樗散轩丛谈》卷二云：“巨家间有之，然皆抄录，无刊本，曩时见者绝少。乾隆五十四年（1789）春，苏大司寇家因是书被鼠伤，付琉璃厂书坊抽换装订，坊中人藉以抄出，刊版刷印渔利，今天下俱知有《红楼梦》矣。《红楼梦》一百二十回，第原书仅止八十回，余所目击。后四十回乃刊印时好事者补续，远逊本来，一无足观。”（《红楼梦卷》第349-350页）陈镛的话，既印证了程伟元、高鹗关于“诸家秘稿”的记载，也引发了对于后三点的怀疑，产生了后四十回为“刊印时好事者补续”的疑案。 程伟元的说明，本来是合情合理的：他先是从书中“原目一百廿卷”的存在，推断“今所传碉八十卷，殊非全本”，于是自藏书家甚至故纸堆中，无不留心收罗，数年以来，以“铢积寸累之苦心”，终于陆续收得后四十回书稿，“见其前后起伏，尚属接褂”，乃“细加厘剔，截长补短，抄成全部，复为镌板，以公同好”。程伟元、高鹗没有说他们所得的《红楼梦》是“全璧”和“定本”；他们还坦然承认，由于后四十回“无他本可考”，只有“历年所得”的一份残稿，校勘时只能做到“按其前后关照者，略为修辑，使其有应接而无矛盾”。为程伟元、高鹗始料不及的是，他们负责任的讲话，却引起了对后四十回的怀疑，甚至诱发了书贾伪造《红楼梦》“原本”的意念。 吴云嘉庆二十四年（1819）的《〈红楼梦传奇〉序》说：

《红楼梦》一书，稗史之妖也，不知所自起。当四库书告成时，稍稍流布，率皆抄写，无完帙。已而高兰墅偕陈某足成之，间多点窜原文，不免续貂之诮。（《红楼梦书录》第827页）

这大约是第一个指实高鹗为后四十回续书者的意见，与陈镛所说“乾隆五十四年（1789）春，苏大司寇家因是书被鼠伤，付琉璃厂书坊抽换装订，坊中人藉以抄出”的时间稍有不合，事实上也不能成立。据周春《阅红楼梦随笔》云：

乾隆庚戌（1790）秋，杨畹耕语余云：“雁隅以重价购抄本两部，一为《石头记》，八十回；一为《红楼梦》，一百廿回，微有异同。爱不释手，监临省试，必携带入闱，闽中传为佳话。”时始闻《红楼梦》之名，而得见也。壬子冬，知吴门坊间已开雕矣，兹苕以新刻本来，方阅其全。（《红楼梦卷》第66页）

周春（1729—1815），乾隆十九年（1754）进士，《随笔》记乾隆庚戌（1790）听杨畹耕言《红楼梦》有一百廿回抄本，提及雁隅“监临省试，必携带入闱”一事。据考，雁隅即福建巡抚杨嗣曾，自乾隆五十年七月至乾隆五十五年十一月间任福建巡抚，他可能监临之乡试，有乾隆五十一年丙午（1786）正科、五十三年戊申（1788）预行正科及五十四年己酉（1789）改作恩科三次（周绍良《红楼梦研究论集》）。可见，至迟在乾隆五十四年（1789）之前，已有一部一百廿回的抄本《红楼梦》传到远离北京的福建，则高鹗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续书的可能，完全可以排除。 其后，张问陶的《船山诗草》卷十八有《赠高兰墅鹗同年》一首，题下注云：“《红楼梦》八十回以后，俱兰墅所补。”诗中有句曰：“侠气君能空紫塞，艳情人自说红楼。”（《红楼梦卷》第66页）张问陶与高鹗乾隆五十三年（1788）一同参加顺天乡试，故称其为同年。张问陶此诗题下的小注，遂被后人视为高鹗续作后四十回的证据。如俞樾的《小浮梅闲话》说：

《船山诗草》有《赠高兰墅鹗同年》一首云：“艳情人自说红楼。”注云：“《红楼梦》八十回以后，俱兰墅所补。”然则此书非出一手。按乡会试增五言八韵诗，始乾隆朝。而书中叙科场事已有诗，则其为高君所补，可证矣。 （《红楼梦卷》第390页）

按照俞樾的理解，张问陶“《红楼梦》八十回以后俱兰墅所补”这一段话，指的是《红楼梦》原稿只有前八十回，后四十回统统是由高鹗“补”做的。但他没有想到，张问陶这首诗是赠给高鹗本人的，如果对“补”字真是那样理解的话，高鹗难道不会否认吗？高鹗没有出来说话，只能说明这里的“补”字，就是“截长补短”的意思。至于俞樾所举“书中叙科场事已有诗”，与《红楼梦》后四十回的情节完全不符，它并没有正面写科场事，更谈不上“已有诗”了。 “后四十回为后人所续”的议论，在当时就受到有力的质疑。道光三十年（1850）太平闲人张新之在《红楼梦读法》中说：

一部《石头记》，计百二十回，洒洒洋洋，可谓繁矣，而实无一句闲文。……有谓此书止八十回，其馀四十回乃出另手，吾不能知。但观其中结构，如常山蛇首尾相应，安根伏线，有牵一发浑身动摇之妙，且词句笔气，前后略无差别，则所谓增之四十回，从中后增入耶？抑差参夹杂入耶？觉其难有甚于作书百倍者。虽重以父兄命、万金赐，使闲人增半回，不能也。何以以耳为目，随声附和者之多？（《红楼梦卷》第157页）

张新之责备认为“其馀四十回乃出另手”的人，是“以耳为目，随声附和”，话是说得很重的。他虽未指明论辩的对手，但争论《红楼梦》后四十回的激烈程度，略可窥见一二。 光绪四年（1878），话石主人在《红楼梦本义约编》分析说：

自开卷至演说，如牡丹初吐，香艳未足，颜色鲜明；至游幻，如花初开，浓艳温香，精采夺目；至归省，则楼上起楼，直是国色天香，锦帷初卷；至寿怡红，则重楼大开，碧白红黄，一时秀发，锦天绣地，繁华极盛；至贾母生辰，由花已开乏，香色虽酣，丰韵已减；至黛玉生辰，则花干香老，光艳已销，独花心一点，生红不死；以后如花之老境，渐次摇落，不堪入目矣。不难叙前半之盛，难叙后半之衰。或曰八十回后如出两人，不知于何见得？”（《红楼梦卷》第182-183页）

值得注意的是，在胡适《红楼梦考证》发表前夕，1920年6月25日《小说月报》第十一卷第六号刊出佩之的《〈红楼梦〉新评》，从小说的结构着眼，对于后四十回的作者所发表的意见：

第一要看这部书的结构（pilot）。这部书在中国小说中，算是很长的小说。全书有一百二十回，这一百二十回，却是脉络贯串，一丝不乱。从第一回到第九十七回，全书的进行，是向上的（rising action）。从第九十七回到末回，全书的进行，是向下的（falling [...]]]> 转自: 和讯欧阳健博客.
原文网址: http://qianqizhai.blog.hexun.com/30820896_d.html

转者短评: 欧阳先生此文详细地列举了程甲本问世以来红楼梦的传播情况, 事实详尽, 资料齐全, 值得收藏.

个人的读后感有两条:
1. 为红楼梦痴迷的, 全是拥黛的. 自始而然, 至今不绝. 原因很简单: 唯有黛玉, 才能让人感动到这种程度.
2. 读红楼梦而起黛钗优劣之争, 实在也是自古而然, 至今不息. 再正常不过的事. 不争才不正常, 不自然.

六

让人更为热衷、但基本上是偏离了正确方向的第五个红学焦点，是《红楼梦》的版本之辨。分而析之，则又包括对“原本”的猜疑和对“旧时真本”的探访两方面。而这一切，又是由《红楼梦》版本的最早文献──程伟元、高鹗的《序》和《引言》的误会和曲解引起的。
程伟元在为乾隆五十六年（1791）萃文书屋本《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即程甲本）所撰序中说：

《红楼梦》小说，本名《石头记》，作者相传不一，究未知出自何人，唯书内记雪芹曹先生删改数过。好事者每传钞一部，置庙市中，昂其值得数十金，可谓不胫而走者矣。然原目一百廿卷，今所藏碉八十卷，殊非全本。即间有称全部者，及检阅仍只八十卷，读者颇以为憾。不佞以是书既有百廿卷之目，岂无全璧？爰为竭力搜罗，自藏书家甚至故纸堆中，无不留心。数年以来，仅积有廿馀卷。一日，偶于鼓担上得十馀卷，遂重价购之，欣然翻阅，见其前后起伏，尚属接褂，然漶漫不可收拾。乃同友人细加厘剔，截长补短，钞成全部，复为镌板，以公同好。《石头记》全书，至是始告成矣。

此本还有高鹗的序，中说：

予闻《红楼梦》脍炙人口者，几廿馀年，然无全璧，无定本。向曾从友人借观，窃以染指尝鼎为憾。今年春，友人程子小泉过予，以其所购全书见示，且曰：“此仆数年铢积寸累之苦心，将付剞劂，公同好。子闲且惫矣，盍分任之？”予以是书虽稗官野史之流，然尚不谬于名教，欣然拜诺，正以波斯奴见宝为幸，遂襄其役。工既竣，并识端末，以告阅者。

乾隆五十七年（1792）萃文书屋本《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即程乙本）卷首，又增添了程伟元、高鹗的“引言”，中说：

一、是书前八十回，藏书家抄录传阅，几三十年矣。今得后四十回，合成完璧。缘友人借抄、争睹者甚夥，抄录固难，刊板亦需时日，姑集活字刷印。因急欲公诸同好，故初印时不及细校，间有纰缪。今复聚集各原本，详加校阅，改订无讹。惟阅者谅之。
一、书中前八十回，抄本各家互异；今广集核勘，准情酌理，补遗订讹。其间或有增损数字处，意在便于披阅，非敢争胜前人也。
一、是书沿传既久，坊间缮本及诸家秘稿，繁简歧出，前后错见。即如六十七回此有彼无，题同文异，燕石莫辨。兹惟择其情理较协者，取为定本。
一、书中后四十回，系就历年所得，集腋成袭，更无他本可考，惟按其前后关照者，略为修辑，使其有应接而无矛盾。至其原文，未敢臆改。俟再得善本，更为厘定，且不欲尽掩其本来面目也。

程伟元、高鹗在序和引言中，首次披露了有关《红楼梦》版本的重要情况：第一，“《红楼梦》小说本名《石头记》”；第二，“藏书家抄录传阅，几三十年矣”，“好事者每传抄一部，置庙市中，昂其值得数十金”；第三，“然无全璧，无定本”， “坊间缮本及诸家秘稿，繁简歧出，前后错见”；第四，“原目一百廿卷，今所藏只八十卷，殊非全本”；第五，“书中后四十回，系就历年所得，集腋成袭，更无他本可考”。
对于他们所说的五点，读者的认知是完全不同的。说《红楼梦》本名《石头记》，初以抄本流传，这两点大家都是相信的。从程伟元、高鹗介绍中，可以推知《红楼梦》早期的抄本，有书坊传抄以供出售的“缮本”和私家藏以自阅的“秘稿”两种。陈镛《樗散轩丛谈》卷二云：“巨家间有之，然皆抄录，无刊本，曩时见者绝少。乾隆五十四年（1789）春，苏大司寇家因是书被鼠伤，付琉璃厂书坊抽换装订，坊中人藉以抄出，刊版刷印渔利，今天下俱知有《红楼梦》矣。《红楼梦》一百二十回，第原书仅止八十回，余所目击。后四十回乃刊印时好事者补续，远逊本来，一无足观。”（《红楼梦卷》第349-350页）陈镛的话，既印证了程伟元、高鹗关于“诸家秘稿”的记载，也引发了对于后三点的怀疑，产生了后四十回为“刊印时好事者补续”的疑案。
程伟元的说明，本来是合情合理的：他先是从书中“原目一百廿卷”的存在，推断“今所传碉八十卷，殊非全本”，于是自藏书家甚至故纸堆中，无不留心收罗，数年以来，以“铢积寸累之苦心”，终于陆续收得后四十回书稿，“见其前后起伏，尚属接褂”，乃“细加厘剔，截长补短，抄成全部，复为镌板，以公同好”。程伟元、高鹗没有说他们所得的《红楼梦》是“全璧”和“定本”；他们还坦然承认，由于后四十回“无他本可考”，只有“历年所得”的一份残稿，校勘时只能做到“按其前后关照者，略为修辑，使其有应接而无矛盾”。为程伟元、高鹗始料不及的是，他们负责任的讲话，却引起了对后四十回的怀疑，甚至诱发了书贾伪造《红楼梦》“原本”的意念。
吴云嘉庆二十四年（1819）的《〈红楼梦传奇〉序》说：

《红楼梦》一书，稗史之妖也，不知所自起。当四库书告成时，稍稍流布，率皆抄写，无完帙。已而高兰墅偕陈某足成之，间多点窜原文，不免续貂之诮。（《红楼梦书录》第827页）

这大约是第一个指实高鹗为后四十回续书者的意见，与陈镛所说“乾隆五十四年（1789）春，苏大司寇家因是书被鼠伤，付琉璃厂书坊抽换装订，坊中人藉以抄出”的时间稍有不合，事实上也不能成立。据周春《阅红楼梦随笔》云：

乾隆庚戌（1790）秋，杨畹耕语余云：“雁隅以重价购抄本两部，一为《石头记》，八十回；一为《红楼梦》，一百廿回，微有异同。爱不释手，监临省试，必携带入闱，闽中传为佳话。”时始闻《红楼梦》之名，而得见也。壬子冬，知吴门坊间已开雕矣，兹苕以新刻本来，方阅其全。（《红楼梦卷》第66页）

周春（1729—1815），乾隆十九年（1754）进士，《随笔》记乾隆庚戌（1790）听杨畹耕言《红楼梦》有一百廿回抄本，提及雁隅“监临省试，必携带入闱”一事。据考，雁隅即福建巡抚杨嗣曾，自乾隆五十年七月至乾隆五十五年十一月间任福建巡抚，他可能监临之乡试，有乾隆五十一年丙午（1786）正科、五十三年戊申（1788）预行正科及五十四年己酉（1789）改作恩科三次（周绍良《红楼梦研究论集》）。可见，至迟在乾隆五十四年（1789）之前，已有一部一百廿回的抄本《红楼梦》传到远离北京的福建，则高鹗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续书的可能，完全可以排除。
其后，张问陶的《船山诗草》卷十八有《赠高兰墅鹗同年》一首，题下注云：“《红楼梦》八十回以后，俱兰墅所补。”诗中有句曰：“侠气君能空紫塞，艳情人自说红楼。”（《红楼梦卷》第66页）张问陶与高鹗乾隆五十三年（1788）一同参加顺天乡试，故称其为同年。张问陶此诗题下的小注，遂被后人视为高鹗续作后四十回的证据。如俞樾的《小浮梅闲话》说：

《船山诗草》有《赠高兰墅鹗同年》一首云：“艳情人自说红楼。”注云：“《红楼梦》八十回以后，俱兰墅所补。”然则此书非出一手。按乡会试增五言八韵诗，始乾隆朝。而书中叙科场事已有诗，则其为高君所补，可证矣。 （《红楼梦卷》第390页）

按照俞樾的理解，张问陶“《红楼梦》八十回以后俱兰墅所补”这一段话，指的是《红楼梦》原稿只有前八十回，后四十回统统是由高鹗“补”做的。但他没有想到，张问陶这首诗是赠给高鹗本人的，如果对“补”字真是那样理解的话，高鹗难道不会否认吗？高鹗没有出来说话，只能说明这里的“补”字，就是“截长补短”的意思。至于俞樾所举“书中叙科场事已有诗”，与《红楼梦》后四十回的情节完全不符，它并没有正面写科场事，更谈不上“已有诗”了。
“后四十回为后人所续”的议论，在当时就受到有力的质疑。道光三十年（1850）太平闲人张新之在《红楼梦读法》中说：

一部《石头记》，计百二十回，洒洒洋洋，可谓繁矣，而实无一句闲文。……有谓此书止八十回，其馀四十回乃出另手，吾不能知。但观其中结构，如常山蛇首尾相应，安根伏线，有牵一发浑身动摇之妙，且词句笔气，前后略无差别，则所谓增之四十回，从中后增入耶？抑差参夹杂入耶？觉其难有甚于作书百倍者。虽重以父兄命、万金赐，使闲人增半回，不能也。何以以耳为目，随声附和者之多？（《红楼梦卷》第157页）

张新之责备认为“其馀四十回乃出另手”的人，是“以耳为目，随声附和”，话是说得很重的。他虽未指明论辩的对手，但争论《红楼梦》后四十回的激烈程度，略可窥见一二。
光绪四年（1878），话石主人在《红楼梦本义约编》分析说：

自开卷至演说，如牡丹初吐，香艳未足，颜色鲜明；至游幻，如花初开，浓艳温香，精采夺目；至归省，则楼上起楼，直是国色天香，锦帷初卷；至寿怡红，则重楼大开，碧白红黄，一时秀发，锦天绣地，繁华极盛；至贾母生辰，由花已开乏，香色虽酣，丰韵已减；至黛玉生辰，则花干香老，光艳已销，独花心一点，生红不死；以后如花之老境，渐次摇落，不堪入目矣。不难叙前半之盛，难叙后半之衰。或曰八十回后如出两人，不知于何见得？”（《红楼梦卷》第182-183页）

值得注意的是，在胡适《红楼梦考证》发表前夕，1920年6月25日《小说月报》第十一卷第六号刊出佩之的《〈红楼梦〉新评》，从小说的结构着眼，对于后四十回的作者所发表的意见：

第一要看这部书的结构（pilot）。这部书在中国小说中，算是很长的小说。全书有一百二十回，这一百二十回，却是脉络贯串，一丝不乱。从第一回到第九十七回，全书的进行，是向上的（rising action）。从第九十七回到末回，全书的进行，是向下的（falling action）。中间“苦绛珠魂归离恨天”一回，便是全书最高的一点（climax）。全书的层次，错综变化，是自然的，不是机械的；而秩序却极整齐。相传这书出于两人之手，后面四十回，是后人所添。很有许多评点家，说是不足信的。但是依全书结构而看，这书万万不是出于两人。作者写第一回的时候，全书结构，已了然在胸；不是随随便便，一回一回的写下去的，所以才有这样精密的结构。（《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三辑，第20页）

张新之、话石主人和佩之，都从文学的审美的角度，看待《红楼梦》的有机整体结构，断然否定后四十回为他人所续论，是极有见地的。
由于程伟元、高鹗说过《红楼梦》“无全璧、无定本”的话，他们所介绍的搜求后四十卷的过程（如在鼓担上购得十馀卷的事）难免启人疑窦，由此诱发了书贾制造“真本”的动机，一班嗜古成癖的士大夫，也竟甘愿上当而不悟，遂使“旧时真本热”一浪高过一浪而不衰。兹略举数端于后：
嘉庆二十四年（1819），犀脊山樵《〈红楼梦补〉序》云：“余在京师时，尝见过《红楼梦》元本，止于八十回，叙至金玉联姻，黛玉谢世而止。”（《红楼梦卷》第50页）
道光二十二年（1842），陈其泰《桐花凤阁评红楼梦》第三十一回回评云：“闻乾隆年间，都中有钞本《红楼梦》，一百回后，与此本不同。”
咸丰五年（1855），徐传经评《红楼梦》第三十一回云：“继又云司马云：曾观旧抄本，宝玉后配湘云，非宝钗也。”
咸丰十年（1860），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补》庚集下眉批：“泾县朱兰坡先生藏有《红楼梦》原本，乃以三百金得之都门者，六十回以后，与刊本迥异。”（《红楼梦卷》第374页）
解毖居士《石头记集评》卷下：“山阴傅越石驾部钟麟曰：同里朱味莲太史，名藁，字肯甫，于都门厂肆购得抄本《红楼梦》原稿，与坊本迥异，卷数较少。”
咸丰十一年（1861），赵之谦《章安杂说》云：“余昔闻涤甫师言，本尚有四十回，至宝玉作看街兵，史湘云再醮与宝玉方完卷。”（《红楼梦卷》第375页）
光绪二十二年（1896），甫塘逸士《续阅微草堂笔记》云：“戴君诚甫曾见一旧时真本，八十回之后皆不与今同。荣宁藉没后，均极萧条，宝钗亦早卒，宝玉无以作家，至沦于击柝之流，史湘云则为乞丐，后乃与宝玉仍成夫妇，故书中回目有‘因麒麟伏白首双星’之言也。”（《红楼梦卷》第395-396页）
境遍佛声《读红楼梦札记》云：“相传旧本《红楼》末卷作袭人嫁琪官后，家道隆隆日起，袭人既享温饱，不复更忆故主。”（载1917年3月《说丛》第一期）
这些“旧时真本”的踪迹地域甚广，除京都厂肆外，偏远的西蜀，河北的涞水，山西的介休，都有“真本”出现。但细按之，“旧时真本”的内容，几乎都是由程本派衍出来的。如陈其泰《红楼梦》第三十一回回评云：

闻乾隆年间，都中有钞本《红楼梦》，一百回后，与此本不同。薛宝钗与宝玉成婚不久即死，而湘云嫁夫早寡，宝玉娶为继室。其时贾氏中落，萧索万状，宝玉湘云有除夕唱和诗一百韵，俯仰盛衰，流连今昔，其诗极佳。及付梓时，削去后四十回，另撰此书后四十回以易之，而标题有未改正处，此“因麒麟伏白首双星”，尚是原本标题也。

陈其泰所谓“乾隆钞本《红楼梦》”，与程本不同在一百回以后，也就是说，有关金玉联姻、黛玉谢世的内容是一致的。程本第九十七回为“林黛玉焚稿断痴情，薛宝钗出闺成大礼”，第九十八回为“苦绛珠魂归离恨天，病神瑛泪洒相思地”，正是写 “薛宝钗与宝玉成婚”的。然而，人们怀疑的是后四十回为高鹗所续；此钞本的不同却在一百回后，不是将自己的前提也否定了吗？
又如傅钟麟所叙之“抄本原稿”，其末卷大略云：“当甄宝玉至贾府时，人多错认贾宝玉回来，欢喜若狂，迨进见王夫人，方才认明。莺儿窃视之，心想世间既有此人，何不早早来京，深替宝钗后悔，不若嫁与甄宝玉，亦是一样；又可惜袭人已嫁蒋家，否则袭人想亦必愿嫁此人云云。”则抄本与程本不同者，只有第一百二十回了，“原稿”云云，就根本谈不上了。
“旧时真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针对程本第三十一回“因麒麟伏白首双星”的回目另作发挥的。对于“白首双星”，向有不同的诠解，或谓双星即牵牛、织女二星，可释为长期离异、永抱白头之叹。然“真本”皆执“宝玉湘云终配夫妇”之见，还故意制造秘闻以神其说，如《红楼佚话》云：“据濮君某言，其祖少时居京师，曾亲见书中所谓焙茗者，时年已八十许，白发满颊，与人谈旧日兴废事，犹泣下如雨。且谓书中诸女子，最美者为探春，钗、黛皆莫能及，次则秦可卿亦甚艳，而最陋者为袭人，宝玉乃特眷之，殊不可解。”简直是白日说梦。
需要，是一切商品生产的契机。“旧时真本”满足了社会上搜寻“红楼梦原稿”的心理，所以才大量应运而生。但作伪者的想像力实在太贫乏，虽欲花样翻新，也无非在宝钗早卒、未与宝玉结婚，或是宝钗婚后即死，宝玉沦于看街兵（击柝之流）上打转转，思想平庸，才气低下，连相信高鹗对原本作过“增改”、并见过写史湘云嫁宝玉“原本”的平步青也说：“原本与改本先后开雕，世人喜观高本，原本遂湮，然厂肆尚有其书，癸亥上元曾得一帙，为同年朱味莲携去。书平平耳，无可置议。”（《红楼梦卷》第394-395页）所谓“原本”、“真本”终于在广大读者的比较鉴别的竞争中归于失败，一一湮灭。

转者短评: 欧阳先生此文详细地列举了程甲本问世以来红楼梦的传播情况, 事实详尽, 资料齐全, 值得收藏.

个人的读后感有两条: 1. 为红楼梦痴迷的, 全是拥黛的. 自始而然, 至今不绝. 原因很简单: 唯有黛玉, 才能让人感动到这种程度. 2. 读红楼梦而起黛钗优劣之争, 实在也是自古而然, 至今不息. 再正常不过的事. [...]]]> 转自: 和讯欧阳健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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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者短评: 欧阳先生此文详细地列举了程甲本问世以来红楼梦的传播情况, 事实详尽, 资料齐全, 值得收藏.

个人的读后感有两条:
1. 为红楼梦痴迷的, 全是拥黛的. 自始而然, 至今不绝. 原因很简单: 唯有黛玉, 才能让人感动到这种程度.
2. 读红楼梦而起黛钗优劣之争, 实在也是自古而然, 至今不息. 再正常不过的事. 不争才不正常, 不自然.

五

王国维发表关于《红楼梦》主人公的傅会的意见时，接着写道：“若夫作者之姓名（遍考各书，未见曹雪芹何名），与作书之年月，其为读此书者所当知，似更比主人公之姓名为尤要。顾无一人为之考证，此则大不可解者也。”他为此大发感慨：“自我朝考证之学盛行，而读小说者，亦以考证之眼读之，于是评《红楼梦》者，纷然索此书之主人公之为谁”，惟独对于“作者之姓名尚未有确实之知识，岂徒吾侪寡学之羞，亦足以见二百馀年来吾人之祖先对此宇宙之大著述如何冷遇之也。”
正是这个由王国维说出来的原因，使本来应该成为红学热点的第四个问题，事实上却呈现相对冷清的状态，这就是关于《红楼梦》的作者之辨。
现存清代所有的《红楼梦》版本，都不题撰人的姓名，各种版本的序跋，也没有一篇指明作者的名字；第一次将《红楼梦》排印出版的程伟元，只在序中提到：“作者相传不一，究未知出自何人，唯书内记雪芹曹先生删改数过。”这种现象，与古代传统观念对小说的轻视有关。小说是供给贩夫皂隶、市井愚氓阅读的“闲书”，作小说的人根本谈不到什么社会地位，有谁会从“知人论世”的角度，去关心《红楼梦》的作者是谁？他的家世生平如何呢？道光四年（1824），讷山人的《〈增补红楼梦〉序》说：“《红楼梦》一书，不知作自何人，或曰曹雪芹手笔也，姑弗深考。”（《红楼梦卷》第53页）同治五年（1866）前后，解盦居士的《石头记臆说》也说：“其果否为曹雪芹，固不必深考。”（《红楼梦卷》第184页）就是这种无所谓态度的典型反映。对于多数读者来说，知道《红楼梦》的作者叫曹雪芹，似乎也就够了。终清之世，可以说没有一篇认真考证《红楼梦》作者的文章，有的只是随笔短札所记录的传闻轶事。
现存最早的材料，有乾隆五十七年（1792）刊行的《随园诗话》，袁枚在卷二中说：

康熙间，曹练亭为江宁织造，每出，拥八驺，必携书一本，观玩不辍。人问：“公何好学？”曰：“非也。我非地方官，而百姓见我必起立，我心不安，故藉此遮目耳。”素与江宁太守陈鹏年不相中，及陈获罪，乃密疏荐陈，人以此重之。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红楼梦卷》第12页）

此书卷十六又说：“雪芹者，曹楝亭之嗣君也，相隔已百牟矣。”（《红楼梦卷》第13页）
其后，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八云：“此书乃康熙间江宁织造曹练亭之子雪芹所撰。练亭在官有贤声，与江宁知府陈鹏年素不相得，及陈被陷，乃密疏荐之，人尤以为贤。”（《红楼梦卷》第15页）俞樾《小浮梅闲话》云：“此书末卷自具作者姓名曰曹雪芹，袁子才《诗话》云：‘曹练亭康熙中为江宁织造，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书，备极风月繁华之盛’，则曹雪芹固可考也。”文后又加一注：“纳兰容若《饮水词集》有《满江红》词，为曹子清题其先人所构楝亭，即雪芹也。”（《红楼梦卷》第390-391页）梦痴学人《梦痴说梦》云：“《红楼梦》一书，作自曹雪芹先生。先生系内务府汉军正白旗人，江宁织造曹练亭公子。”（《红楼梦卷》第219页）叶德辉《书林清话》云：“今小说有《红楼梦》一书，其中宝玉或云即纳兰。是书为曹寅之子雪芹孝廉作，曹亦内府旗人，以同时人记同时事，殆非架空之作。”（《红楼梦卷》第16页）
这些材料都说曹雪芹是曹寅的儿子，康熙间人。有的材料还对《红楼梦》的写作过程作了介绍，如赵烈文《能静居笔记》引宋翔凤的话说：“曹实楝亭先生子，素放浪，至衣食不给。其父执某钥空室中，三年遂成此书。”（《红楼梦卷》第378页）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补》则认为：“自言改定者为曹雪芹，袁子才诗话称雪芹为江宁织造之子，或又谓容若自撰。以予观之，盖即所谓贾宝玉者创草此稿，故于私情密语，描写独真。曹雪芹殆其家包衣，因为铺叙他事，加以丑语，嗣又有浅人改之，不知经几人手，故前后讹舛，笔墨非一色也。”（《红楼梦卷》第374页）邓狂言《红楼梦释真》据《红楼梦》第一回“抄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发挥道：“盖原本之《红楼梦》，明清兴亡史也；增删五次者，曹氏之崇德、顺治、康熙、雍正、乾隆五朝史也。鄙人曾见《红楼梦》残本数篇，事迹相类，而略如随笔手记，或者尚未成书，曹氏据为蓝本，乃有此十六字之标题焉。盖《红楼梦》之作，当在康熙时代（疑是吴梅村作，或非一人作）。其言或多不谨，一则为遗老文字多放恣，二则隐语甚难，三则事实太近，故清宫亦多有知之者。历代以来，烧书甚多，或已烧，或未烧，均不可知。厥后文网愈益加严，曹氏知其有不能久存之倾向，乃呕心挖血而为之删。”（《红楼梦卷》第336页）李慈铭、邓狂言都把曹雪芹看作《红楼梦》的改定者，至于原作者，或推测是纳兰容若，或疑是吴梅村。
周春没有说他对《红楼梦》作者的看法，在所撰《阅红楼梦随笔·红楼梦记》只提到小说中的人物林如海，“即曹雪芹之父楝亭也”。他的论据是：“曹则何以词曰林？盖曹本作＊，与林并为双木。作者于张字曰挂弓，显而易见；于林字曰双木，隐而难知也。”（《红楼梦卷》第66-67页）
也有不以曹雪芹为《红楼梦》作者的。如乾隆间人陈镛在《樗散轩丛谈》中说：“《红楼梦》实才子书也，初不知作者谁何，或言是康熙间京师某府西宾常州某孝廉手笔。”（《红楼梦卷》第349页）用了一个“或”字，尚在游移之间；同治年间的倪鸿，在《桐阴清话》中摘录了《樗散轩丛谈》，对他之《红楼梦》出于“京师某府西宾常州某孝廉手笔”说表示认同。
综上所述，《红楼梦》作者之辨，是早期红学最薄弱的环节；但正因为如此，方为后来者留出了大片活动的空间。同时也应该承认，他们也从贴近的距离提供了不少的信息和资料，为后世红学开辟出了所需要的工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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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读后感有两条: 1. 为红楼梦痴迷的, 全是拥黛的. 自始而然, 至今不绝. 原因很简单: 唯有黛玉, 才能让人感动到这种程度. 2. 读红楼梦而起黛钗优劣之争, 实在也是自古而然, 至今不息. 再正常不过的事. 不争才不正常, 不自然.

四

从“真假”问题的抽象争论，引发出了令读者更感兴趣、并成为争论焦点的第三个话题──小说的“本事”之辨。 由于《红楼梦》书中“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的提示，加上小说本身所构造的艺术境界又确有不少撩人疑窦的模糊之处。而受传统的“解经”思想的影响，人们特别注重“春秋笔法”，所谓“笔则笔，削则削”，“笔”和“削”均含有“微言大义” 于其中。这种传统观念和方法很容易影响到对《红楼梦》的研究。使那些认定小说所写为“真”的读者，必然对其隐秘的信息怀有强烈的好奇，探究表层情节背后的 “本事”，便成为红学最大兴奋点之所在，争论也就随之接踵而来。 从产生的年代看，最早的一派是“明珠家事”论，主张《红楼梦》是记述康熙朝宰相明珠的儿子纳兰成德（后改名性德，字容若）的故事。赵烈文《能静居笔记》云：

谒宋于庭丈翔凤于葑溪精舍。于翁言：“曹雪芹《红楼梦》，高庙末年，和珅以呈上，然不知所指。高庙阅而然之，曰：‘此盖为明珠家作也。’后遂以此书为珠遗事。曹实楝亭先生子，素放浪，至衣食不给。其父执某钥空室中，三年遂成此书”云。 （《红楼梦卷》第378页）

宋翔凤，嘉庆五年（1800）举人，赵烈文聆其传述，约在咸丰六年至十年间（1856—1860），时间并不太早；但他确指“明珠家事”说是“高庙阅而然之”，即系乾隆皇帝亲自认可的，所以有很高的权威性，赞同响应者甚夥。 张维屏道光二十年（1840）刊《国朝诗人征略》二编卷九云：“容若原名成德，大学士明珠之子，世所传《红楼梦》贾宝玉，盖即其人也。《红楼梦》所云，乃其髫龄时事。其诗善言情，又好言愁，摘录两首，可想见其人：‘予生未三十，忧愁居其半。心事如落花，春风吹已断。行当适远道，作计殊汗漫。寒食百草长，薄暮烟溟溟。山桃一夜雨，茵箔随飘零。愿餐玉红草，一醉不复醒。’‘幽谷有佳人，无言若有思，含颦但斜睇，吁嗟怜者谁？予本多情人，寸心聊自持。私心托远梦，初日照帘帷。’诗中美人，即林黛玉耶？”（《红楼梦卷》第363页）文中引容若诗句与《红楼梦》中的人物相印证，虽甚简略，但可看作是从“内证”进行考证的初步尝试。同治年间，梁恭辰《北东园笔录》、张祥河《关陇舆中偶忆编》亦记传闻之语，曰：《红楼梦》“相传为演说故相明珠家事，以宝玉隐明珠之名”（《红楼梦卷》第366页），“《饮水诗词集》为长白性德著，大学士明珠子，《曝书亭集》有挽纳兰侍卫诗，世所传贾宝玉者，即其人”（《红楼梦卷》第367页）。钱静方的《红楼梦考》亦主此说：

是书力写宝黛痴情。黛玉不知所指何人。宝玉固全书之主人翁，即纳兰侍御也。使侍御而非深于情者，则焉得有此情影？余读《饮水词抄》，不独于宾从间得欣合之欢，而尤于闺房内致缠绵之意。即黛玉葬花一段，亦从其词中脱卸而出。是黛玉虽影他人，亦实影侍御之德配也。（《石头记索隐》附录）

在他看来，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故事，就是从容若夫妇闺房“缠绵之意”演化出来的。 孙桐生同治十二年（1873）的《〈绣像石头记红楼梦〉叙》说：“访诸故老，或以为书为近代明相而作，宝玉为纳兰容若，以时事文集证之，或不谬。其曰‘珠’曰‘瑞’，又移易其辈行而错综之。若贾雨村，即高江村也，高以诸生觅馆入都，主于明仆，由是进身致通显。……考其时假馆容若，擅宏通、称莫逆者，则有梁药亭、姜西溟、顾梁汾诸君子，不能实指为某人草创，某人润色也。至书中言宝玉中第七名举人，查进士题名碑，成德中康熙十五年丙辰科二甲第七名进士，言举人者，隐之也。又按顾梁汾《弹指词》金缕曲后注云：‘岁丙辰，容若年二十二，一见予，即恨相识晚，填词见赠，有后身缘恐结它生里，极感其意，而讶为不祥。后竟卒于乙丑五月，谶语果符。’是容若得年三十有一耳。考时代暨书中事迹，信为演容若也无疑。”（《红楼梦卷》第40-41页）孙桐生是有考证癖的，他注意用“时事”、“文集”来证之“书中事迹”，且承认小说创作的适当变化，如“其曰 ‘珠’曰‘瑞’，又移易其辈行而错综之”、“书中言宝玉中第七名举人，查进士题名碑，成德中康熙十五年丙辰科二甲第七名进士，言举人者，隐之也”之类。俞樾的《小浮梅闲话》（《曲园杂篡》三十八）也赞同这种论证，他查得“成德于康熙十一年壬子科中式举人，十二年癸丑科中式进土，年甫十六岁”，便说：“然则其中举人止十五岁，于书中所述颇合也。”（《红楼梦卷》第390-391页） 陈康祺于光绪七年（1881）刊《郎潜纪闻二笔》（即《燕下乡脞录》）卷五，又从姜西溟的命运，联想到《红楼梦》的“本事”，他说：

姜西溟太史与其同年李修撰蟠，同典康熙己卯顺天乡试获咎，是科鼎甲不利，已见前笔矣。时盖因士论沸腾，有“老姜全无辣气，小李大有甜头”之谣，风闻于上，以致被逮，姜竟卒于请室，前辈多纪述此事，而不能定其关节之有无。昔读《鲒亭集》先生墓表，称满朝臣僚皆知先生之无罪，而王新城亦有“我为刑官，令西溟先生以非罪死，何以谢天下”之语，知同时公论早以西溟之连染为冤。嗣闻先师徐柳泉先生云： “小说《红楼梦》一书，即记故相明珠家事。金钗十二，皆纳兰侍御所奉为上客者也。宝钗影高澹人，妙玉即影西溟先生。妙为少女，姜亦妇人之美称，如玉如英，义可通假。妙玉以看经入园，犹先生以借观藏书，就馆相府。以妙玉之孤洁而横罹盗窟，并被以丧身失节之名，以先生之贞廉而瘐死圜扉，并加以嗜利受赇之谤，作者盖深痛之也。”徐先生言之其之甚详，惜余不尽记忆。此编网罗掌故，从不采传奇稗史，自污其书，惟《红楼梦》笔墨娴雅，屡见称于乾、嘉后名人诗文笔札，偶一援引，以白乡先生千载之诬，且先师遗训也。”（《红楼梦卷》第386-387页）

陈康祺所引徐柳泉的“明珠家事”说，有一个新的特点，即将书中的金陵十二钗，都看作是影射纳兰容若的“上客”，如妙玉即影射姜西溟（姜宸英）的。根据是：“妙”字由“少女”两字合成，“姜”也是“妇人”的美称，“玉”“英”二字，义可通假，这是一；妙玉以看经入大观园，姜西溟是以借观藏书，就馆相府，这是二；妙玉孤洁而横罹盗窟，并被以丧身失节之名，姜西溟贞廉而瘐死圜扉，并加以嗜利受赇之谤，这是三。小说的形象与其原型的差异，竟是如此之大！更奇怪的是同一个高士奇（字澹人，号江村），按孙桐生的说法，是贾雨村的原型，而按徐柳泉的说法，又成了薛宝钗的原型了。 郭则沄《清词玉屑》卷二，又叙所闻侯疑毖言，对“相传《红楼梦》为明太傅家事”，作了更多的发挥：“容若有中表妹，两小相洽；会待选椒房，容若乞其祖母以许字上闻，祖母不可，由是竟入选。容若意不能忘，值宫中有佛事，饰喇嘛入，得一见，女引嫌漠然。梁汾稔其事，乃作是书。曰太虚幻境者，诡其辞也。初不甚隐，适车驾幸邸，微睹之。亟窜易进呈，益惝不可详矣。”郭则不仅披露了许多细节，还对《红楼梦》的创作过程作了推测。他所说的梁汾，乃顾贞观字。据《清史稿》卷四八四《性德传》：性德“好宾礼士大夫，与尹绳孙、顾贞观、陈维崧、姜宸英诸人游。贞观友吴江吴兆骞坐科场狱戍宁古塔，赋《金缕曲》二篇寄焉，性德读之，叹曰：‘山阳《思旧》，都尉《河梁》，并此而三矣。’贞观因力请为兆骞谋，得释还，士尤称之。”从认《红楼梦》以明珠家事为素材的逻辑出发，顾贞观作书之说，自然是较为合辙的。 万松山房刊《饮水诗词集》阿检（姚鹏图）的跋云：“《红楼梦》中之宝玉，相传为即纳兰性德。黛玉未嫁，何以称潇湘妃子？第囗回云：宝玉梦入宫殿，见黛玉非人世服，惊呼林妹妹，侍者谓此王者妃，非林妹妹云。黛玉不知何许人，盖与纳兰为表兄妹，曾订婚约，而选入宫。纳兰念之，曾因宫中唪经，纳兰伪为喇嘛僧，入宫相见，彼固不知纳兰之易装而入也。”（《红楼梦卷》第406页）连黛玉之所以称 “潇湘妃子”的原因也交代了。 这一派的主张，也有不少人不予首肯。如咸丰十年（1860）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补》云：“此书相传所称贾宝玉即纳兰成德容若，按之事迹，皆不相合；要为满洲贵介中人。其中矛盾必戾甚多，此道中未为高作。”（《红楼梦卷》第374页）又如同治八年（1869）江顺怡《读红楼梦杂记》亦云：“或谓《红楼梦》为明珠相国作，宝玉对明珠而言，即容若也。窃案《饮水》一集，其才十倍宝玉，苟以宝玉代明珠，是以子代父矣。况《饮水词》中，欢语少而愁语多，与宝玉性情不类。盖《红楼梦》所纪之事，皆作者自道其生平，非有所指如《金瓶》等书，意在报仇泄愤也。数十年之阅历，悔过不暇，自怨自艾，自忏自悔，而暇及人乎哉？所谓宝玉者，即顽石耳。”（《红楼梦卷》第208页） 更有人不但反对此说，还另行提出“本事”新见与之抗衡。第一位是周春，他在《阅红楼梦随笔·红楼梦记》中说：“相传此书为纳兰太傅而作。余细观之，乃知非纳兰太傅，而序金陵张侯家事也。忆少时见爵帙便览，江宁有一等侯张谦，上元县人。癸亥甲子间，余读书家塾，听父老谈张侯事，虽不能尽记，约略与此相符，然犹不敢臆断。再证以《曝书亭集》、《池北偶谈》、《江南通志》、《随园诗话》、《张侯行述》诸书，遂决其无疑矣。案靖逆襄壮侯勇长子恪定侯云翼，幼子宁国府知府云翰，此宁国、荣国之名所由起也。襄壮祖籍辽左，父通，流寓汉中之洋县，既贵，迁于长安，恪定开阃云间，复移家金陵，遂占籍焉。其曰代善者，即恪定之子宗仁也，由孝廉官中翰，袭侯十年，结客好施，废家资百万而卒。其曰史太君者，即宗仁妻高氏也，建昌太守琦女，能诗，有《红雪轩集》。宗仁在时，预埋三十万于后园，交其子谦，方得袭爵。其曰林如海者，即曹雪芹之父楝亭也。楝亭名寅，字子清，号荔轩，满洲人，官江宁织造，四任巡盐。曹则何以词曰林？盖曹本作＊，与林并为双木。作者于张字曰挂弓，显而易见，于林字曰双木，隐而难知也。嗟乎，贾假甄真，镜花水月，本不必求其人以实之，但此书以双玉为关键，若不溯二姓之源流，又焉知作者之命意乎？故特详书之，庶使将来阅《红楼梦》者有所考信云。”（《红楼梦卷》第66-67页）周春此记写于“甲寅中元日”， 即乾隆五十九年（1794），距程甲本的问世不过三年。 另一位“本事”新见的提出者是舒敦，他在《批本随园诗话》卷二云：“乾隆五十六年间，见有钞本《红楼梦》一书。或云指明珠家，或云指傅恒家。书中内有皇后，外有王妃，则指忠勇家为近是。” 还有一位“本事”新见的提出者护梅氏，在《有清逸史》中认为，乾、嘉人所说《红楼梦》“刺某相国”说，所指不是明珠，而是和，理由是：和之内嬖有二十四人，即《红楼梦》所指正副十二钗，其中龚姬即袭人，倩霞即晴雯，“字义均有关合”；和的儿子玉宝，即为宝玉，“尤为明显，不过颠倒其词耳”。此说载《文艺杂志》1914年第5期颠公《小说丛谈》引《谭瀛室笔记》（《红楼梦卷》第 412-413页）。 以上三说，都不同意明珠说，但他们提出的“张侯”说、“傅恒”说和“和”说，由于论证粗略，并未产生多少社会反响。 真正造成舆论声势，足以与明珠说相颉颃的“本事”观，是王梦阮在《中华小说界》1914年第6-7期发表的《红楼梦索隐提要》提出来的“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说。王梦阮的论证比较细密，他首先从小说的命名入手，发表自己的见解道：

书中最重命名之义，一僮一婢，姓名皆具精心，况全书总名，更非漫然着笔者，其关合事实，得弦外音。如是书原名《情僧录》，天下因情而僧者，本不一一，若出之富贵之家，金玉之质，则古今曾有几人，此一可思也。其书又名《石头记》，夫宝玉本无其人，通灵安有其玉，石头一说更从何来？其称石头者，大抵为石头城之事，此二可思也。又名《金陵十二钗》，明言金陵，明言十二钗，则地属江南，人为闺阁，本有其事，实有其人，更为明确，此三可思也。又名《风月宝鉴》，言“风月”则非闺门之常度可知，言“宝鉴”则寓箴规之大义可想，孰能当此，事甚离奇，此四可思也。其通称之名则曰《红楼梦》，“红楼梦”三字出之太虚演曲中，实括全书大旨，故以为名。是名殆有二说：自情僧言之，罗绮几时，黄粱易熟，空山回首，一片平芜，此专重一梦字对事实而言，一说也；自诸女子言之，本出风尘，致身贵显，青楼未远，好梦难全，此专以红楼对青楼而言，又一说也。兼采二说，则事在其中矣。本此五说求之，于全书大旨，思已过半。（《红楼梦卷》第295页）

在对《红楼梦》之“命名五说”一一索解的基础上，方具体论述《红楼梦》写顺治皇帝与秦淮名妓董小宛爱情故事的观点：

至于董妃，……人人皆知为秦淮名妓董小宛也。小宛侍如皋辟疆冒公子襄九年，雅相爱重，适大兵下江南，辟疆举室避兵于浙之盐官，小宛艳名夙炽，为豫王所闻，意在必得，辟疆几频于危。小宛知不免，乃以计全辟疆使归，身随王北行。后经世祖纳之宫中，宠之专房，废后立后时，意本在妃，皇太后以妃出身贱，持不可，诸王亦尼之，遂不得为后，封贵妃，颁恩赦，旷典也。妃不得志，乃怏怏死。世祖痛妃切，至落发为僧，去之五台不返。诚千古未有之奇事，史不敢书，此《红楼梦》一书所由作也。小宛既北，辟疆虑祸，托言已死，著《影梅庵忆语》以思之，故人多不知小宛之在世。（《红楼梦卷》第298页）

按照王梦阮的说法，董鄂妃即是秦淮名妓董小宛，本已嫁名士冒辟疆为妾，后为清兵所得，清世祖纳为贵妃。董妃死，世祖痛切，遂到五台山为僧。王梦阮认为，《红楼梦》“大抵为纪事之作，非言情之作；特其事为时所忌，作者有所不敢言，亦有所不忍言，不得已乃以变例出之”；也就是说，《红楼梦》的“假设家族，托言儿女”，都是一种创作的“变例”。他是这样来论证贾宝玉就是清世祖，林黛玉就是董妃的：“世祖临宇十八年，宝玉便十九岁出家；世祖自肇祖以来为第七代，宝玉便言‘一子成佛，七祖升天’，又恰中第七名举人；世祖谥‘章’，宝玉便谥‘文妙’，‘文’‘章’两字可暗射。”“小宛名白，故黛玉名黛，粉白黛绿之意也。小宛是苏州人，黛玉也是苏州人；小宛在如皋，黛玉亦在扬州。小宛来自盐官，黛玉来自巡盐御史之署。小宛入宫，年已二十有亡；黛玉入京，年只十三馀，恰得小宛之半。……小宛游金山时，人以为江妃踏波而上，故黛玉号‘潇湘妃子’，实从 ‘江妃’二字得来。” 据孟森《董小宛考》（《石头记索隐》附录），董小宛生于明天启四年（1624），比清世祖大十四岁；顺治元年（1644）世祖方七岁，董小宛已二十一岁；顺治八年（1651）董小宛死，年二十八岁，而世祖方十四岁，故断无入宫邀宠之理。但撇开王梦阮的穿凿成分，在领悟把握《红楼梦》产生的时代背景方面，比起后人来可能要贴近一些。如他说：“自诸女子言之，本出风尘，致身贵显，青楼未远，好梦难全，此专以红楼对青楼而言”，就可能捕捉到时代的文化氛围。野鹤《读红楼梦札记》说：“近日此书注解极多，大半为水绘园立说，某公更组织附会，影入博学宏辞等等。”（《红楼梦卷》第285页）“水绘园”就是如皋冒辟疆的园林，可见说《红楼梦》记董小宛的故事，是有相当市场的。崇川沈濞笠湖）光绪间为《洞庭王雪香原本红楼梦评赞》作序，中说：“《石头记》一书，味美于回，秀真在骨，自成一子。陋《搜神》《志怪》之奇，不仿《秘辛》；轶《飞燕》《太真》之传，其曰可读。久而闻其香，惟目亦然，无不知其佼，耳食者方诸《南柯》诸记，目论者訾为《北里》之编，矣。”（《红楼梦考评六种》，人民中国出版社 [...]]]> 转自: 和讯欧阳健博客.
原文网址: http://qianqizhai.blog.hexun.com/30820896_d.html

转者短评: 欧阳先生此文详细地列举了程甲本问世以来红楼梦的传播情况, 事实详尽, 资料齐全, 值得收藏.

个人的读后感有两条:
1. 为红楼梦痴迷的, 全是拥黛的. 自始而然, 至今不绝. 原因很简单: 唯有黛玉, 才能让人感动到这种程度.
2. 读红楼梦而起黛钗优劣之争, 实在也是自古而然, 至今不息. 再正常不过的事. 不争才不正常, 不自然.

四

从“真假”问题的抽象争论，引发出了令读者更感兴趣、并成为争论焦点的第三个话题──小说的“本事”之辨。
由于《红楼梦》书中“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的提示，加上小说本身所构造的艺术境界又确有不少撩人疑窦的模糊之处。而受传统的“解经”思想的影响，人们特别注重“春秋笔法”，所谓“笔则笔，削则削”，“笔”和“削”均含有“微言大义” 于其中。这种传统观念和方法很容易影响到对《红楼梦》的研究。使那些认定小说所写为“真”的读者，必然对其隐秘的信息怀有强烈的好奇，探究表层情节背后的 “本事”，便成为红学最大兴奋点之所在，争论也就随之接踵而来。
从产生的年代看，最早的一派是“明珠家事”论，主张《红楼梦》是记述康熙朝宰相明珠的儿子纳兰成德（后改名性德，字容若）的故事。赵烈文《能静居笔记》云：

谒宋于庭丈翔凤于葑溪精舍。于翁言：“曹雪芹《红楼梦》，高庙末年，和珅以呈上，然不知所指。高庙阅而然之，曰：‘此盖为明珠家作也。’后遂以此书为珠遗事。曹实楝亭先生子，素放浪，至衣食不给。其父执某钥空室中，三年遂成此书”云。 （《红楼梦卷》第378页）

宋翔凤，嘉庆五年（1800）举人，赵烈文聆其传述，约在咸丰六年至十年间（1856—1860），时间并不太早；但他确指“明珠家事”说是“高庙阅而然之”，即系乾隆皇帝亲自认可的，所以有很高的权威性，赞同响应者甚夥。
张维屏道光二十年（1840）刊《国朝诗人征略》二编卷九云：“容若原名成德，大学士明珠之子，世所传《红楼梦》贾宝玉，盖即其人也。《红楼梦》所云，乃其髫龄时事。其诗善言情，又好言愁，摘录两首，可想见其人：‘予生未三十，忧愁居其半。心事如落花，春风吹已断。行当适远道，作计殊汗漫。寒食百草长，薄暮烟溟溟。山桃一夜雨，茵箔随飘零。愿餐玉红草，一醉不复醒。’‘幽谷有佳人，无言若有思，含颦但斜睇，吁嗟怜者谁？予本多情人，寸心聊自持。私心托远梦，初日照帘帷。’诗中美人，即林黛玉耶？”（《红楼梦卷》第363页）文中引容若诗句与《红楼梦》中的人物相印证，虽甚简略，但可看作是从“内证”进行考证的初步尝试。同治年间，梁恭辰《北东园笔录》、张祥河《关陇舆中偶忆编》亦记传闻之语，曰：《红楼梦》“相传为演说故相明珠家事，以宝玉隐明珠之名”（《红楼梦卷》第366页），“《饮水诗词集》为长白性德著，大学士明珠子，《曝书亭集》有挽纳兰侍卫诗，世所传贾宝玉者，即其人”（《红楼梦卷》第367页）。钱静方的《红楼梦考》亦主此说：

是书力写宝黛痴情。黛玉不知所指何人。宝玉固全书之主人翁，即纳兰侍御也。使侍御而非深于情者，则焉得有此情影？余读《饮水词抄》，不独于宾从间得欣合之欢，而尤于闺房内致缠绵之意。即黛玉葬花一段，亦从其词中脱卸而出。是黛玉虽影他人，亦实影侍御之德配也。（《石头记索隐》附录）

在他看来，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故事，就是从容若夫妇闺房“缠绵之意”演化出来的。
孙桐生同治十二年（1873）的《〈绣像石头记红楼梦〉叙》说：“访诸故老，或以为书为近代明相而作，宝玉为纳兰容若，以时事文集证之，或不谬。其曰‘珠’曰‘瑞’，又移易其辈行而错综之。若贾雨村，即高江村也，高以诸生觅馆入都，主于明仆，由是进身致通显。……考其时假馆容若，擅宏通、称莫逆者，则有梁药亭、姜西溟、顾梁汾诸君子，不能实指为某人草创，某人润色也。至书中言宝玉中第七名举人，查进士题名碑，成德中康熙十五年丙辰科二甲第七名进士，言举人者，隐之也。又按顾梁汾《弹指词》金缕曲后注云：‘岁丙辰，容若年二十二，一见予，即恨相识晚，填词见赠，有后身缘恐结它生里，极感其意，而讶为不祥。后竟卒于乙丑五月，谶语果符。’是容若得年三十有一耳。考时代暨书中事迹，信为演容若也无疑。”（《红楼梦卷》第40-41页）孙桐生是有考证癖的，他注意用“时事”、“文集”来证之“书中事迹”，且承认小说创作的适当变化，如“其曰 ‘珠’曰‘瑞’，又移易其辈行而错综之”、“书中言宝玉中第七名举人，查进士题名碑，成德中康熙十五年丙辰科二甲第七名进士，言举人者，隐之也”之类。俞樾的《小浮梅闲话》（《曲园杂篡》三十八）也赞同这种论证，他查得“成德于康熙十一年壬子科中式举人，十二年癸丑科中式进土，年甫十六岁”，便说：“然则其中举人止十五岁，于书中所述颇合也。”（《红楼梦卷》第390-391页）
陈康祺于光绪七年（1881）刊《郎潜纪闻二笔》（即《燕下乡脞录》）卷五，又从姜西溟的命运，联想到《红楼梦》的“本事”，他说：

姜西溟太史与其同年李修撰蟠，同典康熙己卯顺天乡试获咎，是科鼎甲不利，已见前笔矣。时盖因士论沸腾，有“老姜全无辣气，小李大有甜头”之谣，风闻于上，以致被逮，姜竟卒于请室，前辈多纪述此事，而不能定其关节之有无。昔读《鲒亭集》先生墓表，称满朝臣僚皆知先生之无罪，而王新城亦有“我为刑官，令西溟先生以非罪死，何以谢天下”之语，知同时公论早以西溟之连染为冤。嗣闻先师徐柳泉先生云： “小说《红楼梦》一书，即记故相明珠家事。金钗十二，皆纳兰侍御所奉为上客者也。宝钗影高澹人，妙玉即影西溟先生。妙为少女，姜亦妇人之美称，如玉如英，义可通假。妙玉以看经入园，犹先生以借观藏书，就馆相府。以妙玉之孤洁而横罹盗窟，并被以丧身失节之名，以先生之贞廉而瘐死圜扉，并加以嗜利受赇之谤，作者盖深痛之也。”徐先生言之其之甚详，惜余不尽记忆。此编网罗掌故，从不采传奇稗史，自污其书，惟《红楼梦》笔墨娴雅，屡见称于乾、嘉后名人诗文笔札，偶一援引，以白乡先生千载之诬，且先师遗训也。”（《红楼梦卷》第386-387页）

陈康祺所引徐柳泉的“明珠家事”说，有一个新的特点，即将书中的金陵十二钗，都看作是影射纳兰容若的“上客”，如妙玉即影射姜西溟（姜宸英）的。根据是：“妙”字由“少女”两字合成，“姜”也是“妇人”的美称，“玉”“英”二字，义可通假，这是一；妙玉以看经入大观园，姜西溟是以借观藏书，就馆相府，这是二；妙玉孤洁而横罹盗窟，并被以丧身失节之名，姜西溟贞廉而瘐死圜扉，并加以嗜利受赇之谤，这是三。小说的形象与其原型的差异，竟是如此之大！更奇怪的是同一个高士奇（字澹人，号江村），按孙桐生的说法，是贾雨村的原型，而按徐柳泉的说法，又成了薛宝钗的原型了。
郭则沄《清词玉屑》卷二，又叙所闻侯疑毖言，对“相传《红楼梦》为明太傅家事”，作了更多的发挥：“容若有中表妹，两小相洽；会待选椒房，容若乞其祖母以许字上闻，祖母不可，由是竟入选。容若意不能忘，值宫中有佛事，饰喇嘛入，得一见，女引嫌漠然。梁汾稔其事，乃作是书。曰太虚幻境者，诡其辞也。初不甚隐，适车驾幸邸，微睹之。亟窜易进呈，益惝不可详矣。”郭则不仅披露了许多细节，还对《红楼梦》的创作过程作了推测。他所说的梁汾，乃顾贞观字。据《清史稿》卷四八四《性德传》：性德“好宾礼士大夫，与尹绳孙、顾贞观、陈维崧、姜宸英诸人游。贞观友吴江吴兆骞坐科场狱戍宁古塔，赋《金缕曲》二篇寄焉，性德读之，叹曰：‘山阳《思旧》，都尉《河梁》，并此而三矣。’贞观因力请为兆骞谋，得释还，士尤称之。”从认《红楼梦》以明珠家事为素材的逻辑出发，顾贞观作书之说，自然是较为合辙的。
万松山房刊《饮水诗词集》阿检（姚鹏图）的跋云：“《红楼梦》中之宝玉，相传为即纳兰性德。黛玉未嫁，何以称潇湘妃子？第囗回云：宝玉梦入宫殿，见黛玉非人世服，惊呼林妹妹，侍者谓此王者妃，非林妹妹云。黛玉不知何许人，盖与纳兰为表兄妹，曾订婚约，而选入宫。纳兰念之，曾因宫中唪经，纳兰伪为喇嘛僧，入宫相见，彼固不知纳兰之易装而入也。”（《红楼梦卷》第406页）连黛玉之所以称 “潇湘妃子”的原因也交代了。
这一派的主张，也有不少人不予首肯。如咸丰十年（1860）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补》云：“此书相传所称贾宝玉即纳兰成德容若，按之事迹，皆不相合；要为满洲贵介中人。其中矛盾必戾甚多，此道中未为高作。”（《红楼梦卷》第374页）又如同治八年（1869）江顺怡《读红楼梦杂记》亦云：“或谓《红楼梦》为明珠相国作，宝玉对明珠而言，即容若也。窃案《饮水》一集，其才十倍宝玉，苟以宝玉代明珠，是以子代父矣。况《饮水词》中，欢语少而愁语多，与宝玉性情不类。盖《红楼梦》所纪之事，皆作者自道其生平，非有所指如《金瓶》等书，意在报仇泄愤也。数十年之阅历，悔过不暇，自怨自艾，自忏自悔，而暇及人乎哉？所谓宝玉者，即顽石耳。”（《红楼梦卷》第208页）
更有人不但反对此说，还另行提出“本事”新见与之抗衡。第一位是周春，他在《阅红楼梦随笔·红楼梦记》中说：“相传此书为纳兰太傅而作。余细观之，乃知非纳兰太傅，而序金陵张侯家事也。忆少时见爵帙便览，江宁有一等侯张谦，上元县人。癸亥甲子间，余读书家塾，听父老谈张侯事，虽不能尽记，约略与此相符，然犹不敢臆断。再证以《曝书亭集》、《池北偶谈》、《江南通志》、《随园诗话》、《张侯行述》诸书，遂决其无疑矣。案靖逆襄壮侯勇长子恪定侯云翼，幼子宁国府知府云翰，此宁国、荣国之名所由起也。襄壮祖籍辽左，父通，流寓汉中之洋县，既贵，迁于长安，恪定开阃云间，复移家金陵，遂占籍焉。其曰代善者，即恪定之子宗仁也，由孝廉官中翰，袭侯十年，结客好施，废家资百万而卒。其曰史太君者，即宗仁妻高氏也，建昌太守琦女，能诗，有《红雪轩集》。宗仁在时，预埋三十万于后园，交其子谦，方得袭爵。其曰林如海者，即曹雪芹之父楝亭也。楝亭名寅，字子清，号荔轩，满洲人，官江宁织造，四任巡盐。曹则何以词曰林？盖曹本作＊，与林并为双木。作者于张字曰挂弓，显而易见，于林字曰双木，隐而难知也。嗟乎，贾假甄真，镜花水月，本不必求其人以实之，但此书以双玉为关键，若不溯二姓之源流，又焉知作者之命意乎？故特详书之，庶使将来阅《红楼梦》者有所考信云。”（《红楼梦卷》第66-67页）周春此记写于“甲寅中元日”， 即乾隆五十九年（1794），距程甲本的问世不过三年。
另一位“本事”新见的提出者是舒敦，他在《批本随园诗话》卷二云：“乾隆五十六年间，见有钞本《红楼梦》一书。或云指明珠家，或云指傅恒家。书中内有皇后，外有王妃，则指忠勇家为近是。”
还有一位“本事”新见的提出者护梅氏，在《有清逸史》中认为，乾、嘉人所说《红楼梦》“刺某相国”说，所指不是明珠，而是和，理由是：和之内嬖有二十四人，即《红楼梦》所指正副十二钗，其中龚姬即袭人，倩霞即晴雯，“字义均有关合”；和的儿子玉宝，即为宝玉，“尤为明显，不过颠倒其词耳”。此说载《文艺杂志》1914年第5期颠公《小说丛谈》引《谭瀛室笔记》（《红楼梦卷》第 412-413页）。
以上三说，都不同意明珠说，但他们提出的“张侯”说、“傅恒”说和“和”说，由于论证粗略，并未产生多少社会反响。
真正造成舆论声势，足以与明珠说相颉颃的“本事”观，是王梦阮在《中华小说界》1914年第6-7期发表的《红楼梦索隐提要》提出来的“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说。王梦阮的论证比较细密，他首先从小说的命名入手，发表自己的见解道：

书中最重命名之义，一僮一婢，姓名皆具精心，况全书总名，更非漫然着笔者，其关合事实，得弦外音。如是书原名《情僧录》，天下因情而僧者，本不一一，若出之富贵之家，金玉之质，则古今曾有几人，此一可思也。其书又名《石头记》，夫宝玉本无其人，通灵安有其玉，石头一说更从何来？其称石头者，大抵为石头城之事，此二可思也。又名《金陵十二钗》，明言金陵，明言十二钗，则地属江南，人为闺阁，本有其事，实有其人，更为明确，此三可思也。又名《风月宝鉴》，言“风月”则非闺门之常度可知，言“宝鉴”则寓箴规之大义可想，孰能当此，事甚离奇，此四可思也。其通称之名则曰《红楼梦》，“红楼梦”三字出之太虚演曲中，实括全书大旨，故以为名。是名殆有二说：自情僧言之，罗绮几时，黄粱易熟，空山回首，一片平芜，此专重一梦字对事实而言，一说也；自诸女子言之，本出风尘，致身贵显，青楼未远，好梦难全，此专以红楼对青楼而言，又一说也。兼采二说，则事在其中矣。本此五说求之，于全书大旨，思已过半。（《红楼梦卷》第295页）

在对《红楼梦》之“命名五说”一一索解的基础上，方具体论述《红楼梦》写顺治皇帝与秦淮名妓董小宛爱情故事的观点：

至于董妃，……人人皆知为秦淮名妓董小宛也。小宛侍如皋辟疆冒公子襄九年，雅相爱重，适大兵下江南，辟疆举室避兵于浙之盐官，小宛艳名夙炽，为豫王所闻，意在必得，辟疆几频于危。小宛知不免，乃以计全辟疆使归，身随王北行。后经世祖纳之宫中，宠之专房，废后立后时，意本在妃，皇太后以妃出身贱，持不可，诸王亦尼之，遂不得为后，封贵妃，颁恩赦，旷典也。妃不得志，乃怏怏死。世祖痛妃切，至落发为僧，去之五台不返。诚千古未有之奇事，史不敢书，此《红楼梦》一书所由作也。小宛既北，辟疆虑祸，托言已死，著《影梅庵忆语》以思之，故人多不知小宛之在世。（《红楼梦卷》第298页）

按照王梦阮的说法，董鄂妃即是秦淮名妓董小宛，本已嫁名士冒辟疆为妾，后为清兵所得，清世祖纳为贵妃。董妃死，世祖痛切，遂到五台山为僧。王梦阮认为，《红楼梦》“大抵为纪事之作，非言情之作；特其事为时所忌，作者有所不敢言，亦有所不忍言，不得已乃以变例出之”；也就是说，《红楼梦》的“假设家族，托言儿女”，都是一种创作的“变例”。他是这样来论证贾宝玉就是清世祖，林黛玉就是董妃的：“世祖临宇十八年，宝玉便十九岁出家；世祖自肇祖以来为第七代，宝玉便言‘一子成佛，七祖升天’，又恰中第七名举人；世祖谥‘章’，宝玉便谥‘文妙’，‘文’‘章’两字可暗射。”“小宛名白，故黛玉名黛，粉白黛绿之意也。小宛是苏州人，黛玉也是苏州人；小宛在如皋，黛玉亦在扬州。小宛来自盐官，黛玉来自巡盐御史之署。小宛入宫，年已二十有亡；黛玉入京，年只十三馀，恰得小宛之半。……小宛游金山时，人以为江妃踏波而上，故黛玉号‘潇湘妃子’，实从 ‘江妃’二字得来。”
据孟森《董小宛考》（《石头记索隐》附录），董小宛生于明天启四年（1624），比清世祖大十四岁；顺治元年（1644）世祖方七岁，董小宛已二十一岁；顺治八年（1651）董小宛死，年二十八岁，而世祖方十四岁，故断无入宫邀宠之理。但撇开王梦阮的穿凿成分，在领悟把握《红楼梦》产生的时代背景方面，比起后人来可能要贴近一些。如他说：“自诸女子言之，本出风尘，致身贵显，青楼未远，好梦难全，此专以红楼对青楼而言”，就可能捕捉到时代的文化氛围。野鹤《读红楼梦札记》说：“近日此书注解极多，大半为水绘园立说，某公更组织附会，影入博学宏辞等等。”（《红楼梦卷》第285页）“水绘园”就是如皋冒辟疆的园林，可见说《红楼梦》记董小宛的故事，是有相当市场的。崇川沈濞笠湖）光绪间为《洞庭王雪香原本红楼梦评赞》作序，中说：“《石头记》一书，味美于回，秀真在骨，自成一子。陋《搜神》《志怪》之奇，不仿《秘辛》；轶《飞燕》《太真》之传，其曰可读。久而闻其香，惟目亦然，无不知其佼，耳食者方诸《南柯》诸记，目论者訾为《北里》之编，矣。”（《红楼梦考评六种》，人民中国出版社 1992年版，第185页）沈槁作序的时间早于王梦阮，从他对时人将《红楼梦》“訾为《北里》之编”的反感看，王梦阮之“盖尝闻之京师故老云”，是真实的，那时确实已经有人将《红楼梦》与《北里志》联系起来考察了。
第三个有影响的“本事”观，是蔡元培的“清康熙朝的政治小说”说。他在1916年发表的《石头记索隐》中说：

《石头记》者，清康熙朝的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当时既虑触文网，又欲别开生面，特于本事之上，加以数层障幂，使读者有“横看成岭侧成峰”之状况。

在蔡元培看来，《红楼梦》最表面一层是“谈家政而斥风怀，尊妇德而薄文艺”，进一层是“言情之中，善用曲笔”。蔡元培的主张，从现象上看是受到徐柳泉“宝钗影高澹人，妙玉影姜西溟”说的启发，而实质上更可能是受到了王梦阮“所纪篇章，多顺康之逸事，特以二三女子，亲见亲闻；两代盛衰，可歌可泣。江山敝屣，其事为古今未有之奇谭；闺阁风尘，其人亦两间难得之尤物。听其湮没，则忍俊不禁；振笔直书，则立言未敢。于是托以演义，杂以闲情，假宝黛以况其人，因荣宁以书其事。将无作有，本云满纸荒唐；推实入虚，难得一门风雅”（《〈红楼梦索隐〉自序》）的影响，而进一步有所发挥：

书中“红”字多隐“朱”字。朱者，明也，汉也。宝玉有“爱红”之癖，言以满人而爱汉族文化也；好吃人口上胭脂，言拾汉人唾馀也。……故第十九回袭人劝宝玉道：“再不许吃人嘴上擦的胭脂了，与那爱红的毛病儿。”又，黛玉见宝玉腮上血渍，询知为淘澄胭脂膏子所溅，谓为“带出幌子，吹到舅舅耳里，又大家不干净惹气。”皆此意。宝玉在大观园中所居曰怡红院，即爱红之义。所谓曹雪芹于悼红轩中增删本书，则吊明之义也。……

蔡元培认为，“甄士隐即真事隐，贾雨村即伪语存”，以这样的眼光来看书中的“本事”，得出的结论是：

贾宝玉，言伪朝之帝系也；宝玉者，传国玺之义也。即指胤甸。
林黛玉影朱竹也。绛珠影其氏也，居潇湘馆，影其竹之号也。
薛宝钗，高江村也。薛者，雪也。林和靖《咏梅》有曰：“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用薛字以影江村之姓名也（高士奇）。
探春，影徐健庵也。健庵名乾学，乾卦作“≡”，故曰三姑娘。健庵以进士第三人及第，通称探花，故名探春。
王熙凤，影余国柱也。王即柱字偏旁之省，国字俗写作“国”，故熙凤之夫曰琏，言二王字相连也（楷书王玉同式）。
史湘云，陈其年也。其年又号迦陵。史湘云佩金麒麟，当是“其”字“陵”字之借音。氏以史者，其年尝以翰林院检讨纂修《明史》也。
妙玉，姜西溟也（从徐柳泉说）。姜为少女，以妙代之。《诗》曰：“美如玉”，“美如英”。玉字所以影英字也。
惜春，严荪友也。以为荐举鸿博四布衣之一，故曰四姑娘。
宝琴，冒辟疆也。辟疆名襄，孔子尝学琴于襄，故以琴字代表之。

王梦阮说：“钩沈索隐，矜考据于经生；得象忘言，作功臣于说部”（《〈红楼梦索隐〉自序》），实可概括“本事”索隐派的抱负与志向。蔡元培的索隐方法，是每举一人，往往先举其行实，然后引《红楼梦》情节来印证之，引书之多和用心之勤，都可说是超越前人的。但由于这种做法脱离了小说塑造的艺术形象，所以最终都难免牵强附会之嫌。
早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第五章《馀论》中评论“以贾宝玉为即纳兰性德”论时，曾举出《饮水词》中“红楼”、“梦红楼”、“葬花”等字样，承认“其说要非无本”，“《饮水词》与《红楼梦》之间，稍有文字之关系”；但又强调指出：“诗人与小说家之用语，其偶合者固不少。苟执此例以求《红楼梦》之主人公，吾恐其可以傅合者，断不止容若一人而已。”他说：

惟美术之特质，贵具体而不贵抽象。于是举人类全体之性质，置诸个人之名字之下。譬诸“副墨之子”，“洛诵之孙’，亦随吾人之所好，名之而已。善于观物者，能就个人之事实，而发见人类全体之性质；今对人类之全体，而必规规焉求个人以实之，人之知力相越，岂不远哉！故《红楼梦》之主人公，谓之贾宝玉可，谓之“子虚”“乌有”先生可，即谓之纳兰容若，谓之曹雪芹，亦无不可也。（《红楼梦卷》第 262页）

王国维运用现代“美术”的观点，对“本事”论所作的鞭辟入理的剖析，对后世的红学研究，是极有启发意义的。

转者短评: 欧阳先生此文详细地列举了程甲本问世以来红楼梦的传播情况, 事实详尽, 资料齐全, 值得收藏.

个人的读后感有两条: 1. 为红楼梦痴迷的, 全是拥黛的. 自始而然, 至今不绝. 原因很简单: 唯有黛玉, 才能让人感动到这种程度. 2. 读红楼梦而起黛钗优劣之争, 实在也是自古而然, 至今不息. 再正常不过的事. 不争才不正常, 不自然.

三

“假作真时真亦假……”。《红楼梦》引起读者兴趣、并成为红学焦点的第二个话题，是“真”“假”之辨。 嘉庆十七年（1812），有个二知道人写了一本《红楼梦说梦》，首先从《红楼梦》的命名的角度，提出了小说的“虚实”问题。他说：

或问于予曰：“雪芹之书，历叙侯门十馀年之事，非若《邯郸》、《南柯》一刹那之幻梦耳，不名《红楼记》而曰《红楼梦》，何也？”予曰：“梦者见之谓之真，真者见之谓之梦。雪芹姑妄言之，亦雪芹之梦耳。仆阅雪芹之书，而感慨系之，复梦雪芹之梦耳，仆乃是梦中人也。梦与不梦，仆所不能辨也。”《红楼》情事，雪芹记所见也。锦绣丛中打盹，佩环声里酣眠，一切靡丽纷华，虽非天上，亦异人间，深山穷谷中人，未之见亦未之闻也。设为说雪芹之书，其人必摇首而谢曰：“子其愚我也！子其聋我也！子其盲我也！人世间何能作如是观哉？”（《红楼梦卷》第84页）

二知道人深知，大观园这一女儿王国，纯是一种艺术的虚构，在社会现实中是不可能有的，所以他说：“雪芹所记大观园，恍然一五柳先生所记之桃花源也。其中林壑田池，于荣府中别一天地，自宝玉率群钗来此，怡然自乐，直欲与外人间隔矣。此中人呓语云：雅不愿有人来问津也。”又说：“宝玉与姊妹同居园内，遵元妃命也。《礼》云：‘男女不杂坐，不同施枷，不同巾栉。’又云：‘男女不通衣裳。’亦圣人杜渐防微之意也。宝玉其能畏圣人之言乎？”（《红楼梦卷》第84页） 影响很大的王希廉的《红楼梦总评》，则由此而提出了他的“真假”观：

《红楼梦》一书，全部最要关键是“真”“假”二字。读者须知，真即是假，假即是真；真中有假，假中有真；真不是真，假不是假。明此数意，则甄宝玉、贾宝玉是一是二，便心目了然，不为作者齿冷，亦知作者匠心。（《红楼梦卷》第147页）

话石主人的《红楼梦精义》也说：“开口便说渺茫，见作者曾经梦幻；入手先辨真假，怕后人不解荒唐。谁谓《石头记》非醒世书耶？”（《红楼梦卷》第175 [...]]]> 转自: 和讯欧阳健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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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者短评: 欧阳先生此文详细地列举了程甲本问世以来红楼梦的传播情况, 事实详尽, 资料齐全, 值得收藏.

个人的读后感有两条:
1. 为红楼梦痴迷的, 全是拥黛的. 自始而然, 至今不绝. 原因很简单: 唯有黛玉, 才能让人感动到这种程度.
2. 读红楼梦而起黛钗优劣之争, 实在也是自古而然, 至今不息. 再正常不过的事. 不争才不正常, 不自然.

三

“假作真时真亦假……”。《红楼梦》引起读者兴趣、并成为红学焦点的第二个话题，是“真”“假”之辨。
嘉庆十七年（1812），有个二知道人写了一本《红楼梦说梦》，首先从《红楼梦》的命名的角度，提出了小说的“虚实”问题。他说：

或问于予曰：“雪芹之书，历叙侯门十馀年之事，非若《邯郸》、《南柯》一刹那之幻梦耳，不名《红楼记》而曰《红楼梦》，何也？”予曰：“梦者见之谓之真，真者见之谓之梦。雪芹姑妄言之，亦雪芹之梦耳。仆阅雪芹之书，而感慨系之，复梦雪芹之梦耳，仆乃是梦中人也。梦与不梦，仆所不能辨也。”《红楼》情事，雪芹记所见也。锦绣丛中打盹，佩环声里酣眠，一切靡丽纷华，虽非天上，亦异人间，深山穷谷中人，未之见亦未之闻也。设为说雪芹之书，其人必摇首而谢曰：“子其愚我也！子其聋我也！子其盲我也！人世间何能作如是观哉？”（《红楼梦卷》第84页）

二知道人深知，大观园这一女儿王国，纯是一种艺术的虚构，在社会现实中是不可能有的，所以他说：“雪芹所记大观园，恍然一五柳先生所记之桃花源也。其中林壑田池，于荣府中别一天地，自宝玉率群钗来此，怡然自乐，直欲与外人间隔矣。此中人呓语云：雅不愿有人来问津也。”又说：“宝玉与姊妹同居园内，遵元妃命也。《礼》云：‘男女不杂坐，不同施枷，不同巾栉。’又云：‘男女不通衣裳。’亦圣人杜渐防微之意也。宝玉其能畏圣人之言乎？”（《红楼梦卷》第84页）
影响很大的王希廉的《红楼梦总评》，则由此而提出了他的“真假”观：

《红楼梦》一书，全部最要关键是“真”“假”二字。读者须知，真即是假，假即是真；真中有假，假中有真；真不是真，假不是假。明此数意，则甄宝玉、贾宝玉是一是二，便心目了然，不为作者齿冷，亦知作者匠心。（《红楼梦卷》第147页）

话石主人的《红楼梦精义》也说：“开口便说渺茫，见作者曾经梦幻；入手先辨真假，怕后人不解荒唐。谁谓《石头记》非醒世书耶？”（《红楼梦卷》第175 页）他们都对《红楼梦》的真假问题以极大关注，以致成了红学研究的主流话题。
当然，也有对这种说法表示不以为然的。如同治八年（1869）号“愿为明镜室主人” 江顺怡的《读红楼梦杂记》，就说过这样的话：“‘真’、‘假’二字，幻出甄、贾二姓，已落痕迹；又必说一甄宝玉以形贾宝玉，一而二，二而一，互相发明，人孰不解？比较处尤落小说家俗套。”（《红楼梦卷》第205页）
客观地说，同钗黛的优、劣之辨相比，“真”、“假”之辨，确是一个逗人玄想的理论问题。它大体是指小说中的“真”与“假”，与现实生活可能是颠倒的，既有点近乎“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关系，还涉及作者创作命意和表现手法等复杂问题。这一论题的提出，是红学研究水平提高的标志。
由于年代久远，材料湮没，我们已很难完整勾画当时有关论辨的情景，所幸的是，同治六年（1867）有一位西园主人写成的《红楼梦本事诗》（见解毖居士著《悟石轩石头记集评》附录）后，附录了王猗琴等六女子题《红楼梦》诗二十二首，及胡寿萱《论红楼梦小启》一篇，为我们了解当日闺阁的“真”、“假”之辨留下一份极珍贵的史料。
先来看《论红楼梦小启》：

寿萱谨启：连日朔风，望梅正切，幸来驿使，忽下朵云，并抄寄王、谢争论《红楼》两启，以及吾姊愿为宋一说。临风细读，茅塞顿开，洵闺阁中韵事也。不材谫陋，三复《红楼》，于此书亦略有所得，特未识有当于作者之本旨否，愿以质诸大雅。《红楼》一书，雪芹巢幕侯门，目睹富贵浮云，邯郸一梦，始则繁华极盛，景艳三春，花鸟皆能解语；继则冷落园亭，魂归月夜，鬼魅亦且弄人，不特云散风流，盛衰兴感，而且世态炎凉，门稀车马矣，故作书以梦命名。而开卷即以神瑛侍者灌溉仙草、绛珠今生还泪发端，明明示人以趋炎附势者流不念故侯，尚不如草木之有情，犹思图报也。因恐阅书者不知其无情，误以为情史，则将秦钟之死，可卿之亡，卷中先后叙明，大书特书，一情不留，使读《红楼梦》者了如指掌。而一百二十卷中尽皆纨哑成风，饮食论交，中山狼、王仁、邢大舅辈笔不绝书，所谓豫让国士之风，缺焉不讲，酬恩知己、以死相报者，独得于姽婳将军之一女流，作者盖于此书有隐痛焉，作者实于此有微词焉。至于王熙凤之首恶，不过寓言于王喜逢迎，狐假虎威，铁槛寺之弄权，馒头庵之贪贿，事或有之也。花袭人之改名，亦不过明言其花能惑主，谗蝇肆虐，芙蓉神之被逐，潇湘子之疏间，势所必然也。此皆作者推源其致祸之由，实叙其事，非雪芹命意之所在也。
而或谓尤家姊妹相与俱来，一则吞金，一则饮剑，作者盖警人以晏安崆毒，毕集愆尤，以身相殉，悔莫能及。又谓薛氏全盛之时，丰年大雪，珠则视如土，金则视如铁，曾几何时，而桂摧菱落，蟠屈竟不能伸矣，作者三叹息也。所以此书以王夫人始，以薛宝钗终，贾府赫奕门庭，其旺者王也，其灭者雪也，而其中尤物之来，尤悔之丛，皆安乐所由亡也。尤、王、薛三姓皆作者点睛之笔，大旨不离乎是矣，此则非余之所知也。余之所知，读《红楼》终卷，仅知绛珠之还泪乃以报昔日神瑛灌溉之恩，而他人无有也，可以人而不如草乎？故为之歌曰：“绛珠还泪日消魂，草木犹思灌溉恩。愧煞趋炎多热客，秋风冷落故侯门。”附博吾姊一粲。寿萱再拜。（《红楼梦卷》第197-198页）

这份《论红楼梦小启》，记录了当“连日朔风”之时，忽然收到驿使送来的王、谢二人争论《红楼》的两启，可以想见闺阁少女对《红楼梦》的浓厚兴趣和交流切磋的热情，令人心向往之。启中所云“王、谢”，王为王猗琴、王素琴姊妹，谢则为谢桐仙。启中所说“争论《红楼》两启”，今已不可得见，但彼此的观点，从所附之诗还可窥见一二。胡寿萱此启，可能是寄奉给西园主人的，则西园主人也当是一位女子，从“吾姊愿为宋”可知，她的年龄当较各人为长。宋又作宋研，与孟子同时，一般被视作墨家，又有人将其列为名家。宋的主张是“以禁攻寝兵为外，以情欲寡淡为内”；西园主人在王、谢的争论中，愿充当调停的角色，所以说“愿为宋”。王素琴有《读友兰姊题〈红楼梦传奇〉诗偶成》，则西园主人可能即为友兰，谢桐仙有《读〈红楼梦传奇〉漫成七绝六首并呈猗琴姊妹霞裳寿萱两女史》，则还有一位女子霞裳在一起讨论，或者西园主人可能又号霞裳。
那么，王、谢间争论的是有关《红楼梦》的什么呢？正是王希廉所提出的“真假”这一关键问题。王猗琴《读〈红楼梦传奇〉口占》云：

贾字当头莫认真，
尘缘梦境两无因。
分明一管生花笔，
幻出群芳卅六人。
（《红楼梦卷》第522页）

王猗琴认为，“尘缘”（现实生活素材）与“梦境”（小说的艺术境界）完全是两码事，“贾”府的一切，都是曹雪芹的“生花笔”“幻”出来的。看来，她是主张把《红楼梦》看成虚构的小说的。但谢桐仙不同意，她的诗曰：

湘江云影碧无痕，
情史何多怨女魂？
春燕自怜身作客，
《红楼》一部叙侯门。

子弟原来纨哑风，
怡红身在绮罗丛。
阶前兰玉非真品，
谁与甄家宝树同？
（《红楼梦卷》第523-524页）

谢桐仙认为，“《红楼》一部叙侯门”，《红楼梦》是写实的。
至于胡寿萱，从她的《启》来看，她的观点是：《红楼梦》是在写实的基础上进行虚构论的小说，所以在《读〈石头记〉偶占》中云：

宝玉分明有两人，
如何言贾不言甄？
只因幻境非真境，
荣府通灵故细陈。
（《红楼梦卷》第523页）

张新之对“真”、“假”的话题不感兴趣，将其改易为“正”、“反”的命题，他在《红楼梦读法》中说：“《红楼》一书，不惟脍炙人口，亦且镌刻人心，移易性情，较《金瓶梅》尤造孽，以读者但知正面，不知反面也。间有巨眼能见知矣，旋得旋失，仍难脱累。闲人批评，使作者正意，书中反面，一齐涌现，夫然后闻者足戒，言者无罪，岂不大妙。”（《红楼梦卷》第153页）
对于此意，梦痴学人颇有所发挥，他在光绪十三年（1887）撰写《梦痴说梦》，一开头就发了一通感慨：

谚云：“一日卖尽三担假，三天难卖一担真。”大凡世间事，都是假的易售，真的难遇识家，所以买的人少，日趋日下，并叶公之好者亦难其人，则假中又增出假中之假，而真者更不可寻问矣。叹人生醉梦，醒寤甚难，数年前曾以直言遭人谤语，因自笑痴病过深，遂以“梦痴学人”为号，用为警戒。而今又何以病发？盖自念一介庸俗，不饥不寒，优游于光天化日之下，于世无补，宁不愧此衣饭。今见前人苦心救世，演为一书，而今竟流为害人害世之文，既叹前人之冤，复哭今人之梦，非由病发，聊以说梦云尔。《红楼梦》一书，作自曹雪芹先生。先生系内务府汉军正白旗人，江宁织造曹楝亭公子。嘉庆初年，此书始盛行。嗣后遍于海内，家家喜阅，处处争购，故《京师竹枝词》有云：“开口不谈《红楼梦》，此公缺典正糊涂。”时尚若此，亦可想见世态之颠。于是续之，补之，评之，论之，遂撰遂刻，肆无忌惮，而昧者模形，迷者袭迹，仿效争趋，流毒至于今日。噫！此岂作《红楼梦》者之本意耶？前岁友人定墨樵曾嘱批解此书，余谢不敏，亦无闲暇，撮其大旨，附以《三观图说》并《读法》数条答复，求其觅缘注解，以拯误者之厄。墨樵于去岁没于杭州将军幕府，此说化为乌有矣。（《红楼梦卷》第218-219页）

梦痴学人认为，世人误读了《红楼梦》，将一部“苦心救世”的书，误以为“害人害世之文”，这实在是前人之冤，今人之梦。他认为：

《红楼》义旨，全仿《西游》，语类禅机，颠倒错综，变幻百出，最难通晓。读者只寻其文章，遂与《金瓶》一类观之矣。夫河豚能杀人，而吴越人嗜之，贪其味美也；蜡亦能杀人，而人不食，无味可嚼也。如《续红楼梦》、《后红楼梦》、《补红楼梦》、《红楼圆梦》、《红楼复梦》、《绮楼重梦》、《增补红楼》、《红楼补梦》诸书，虽立言各别，其为蜡味则一也。《红楼》以甄士隐、贾雨村立说，即真假之寓言，彼各家只敷衍得一个假语村言，谓之淫书，情真罪当，焚其书，毁其板，其根易断。《红楼梦》，河豚也。河豚鱼有司固尝禁之，而食之者仍不肯重命，并有“值得一死”之谈，食色二字良可畏矣。《西游》行世五百馀年方显，又百馀年，世人始知乃丹经中第一部奇书，非是小说。盖古书多是以理阐道，未有以事言者。《西游》以事演道，为三教一家之学，《红楼》拟之，不用神奇，直指眼前，更似易知易觉，本是对症用药，孰知火上浇油，不寻真，专务假，于作者何尤！既然，河豚毒物，善食者得其美，不善食者中其毒。鱼之毒不能除，食之方可讲；人之惑不能免，醒之药可说。方今真不胜假，真晦假强，正当将此《红楼梦》真假剖白于世，使大众人人得知，醉者醒，梦者寤，真中辨假，假里寻真，惟望同志高明，早施注解，以拯沉沦，窃所愿也。三丰真人《鹧鸪天》词云：“难与辨，乱纷哗，都将赤土作丹砂。”世俗肉眼，难与谈真，古人一辙。每见人谈说《红楼》，拘文泥字，猜拟谁家事，谁家人，甚至某某为谁，皆指实之，一唱百和，播瘟扬疫，传染流毒。更有一等人，一团骄傲，满口高谈，直欲目空四海，横行天下，此种样子，每见于我辈同业，可怜可笑。梦痴本立意不谈，但此书观者甚多，大都以小说轻视开篇缘起，被其寓言瞒过，所以义旨难悉，不免陷于幻阵。梦痴非自谓能别真假，不过因自幼读此书，稍识其旨趣，举一知半解之见，以佐同志。所说是否，仍望高明教正。若将前五回打透，其全都之义自显。世俗之指张猜李，其受病在缘起，世俗批评讲论，总未究其女娲氏炼石补天，并将玉之何以衔之而生，金之何以造之而有，始终看作赘文，其病在于前五回未读透，轻视小说之故。今稍将缘起一段分析，其后正文俟高明详为诠解，梦痴不敢妄谈。即如红楼梦三字，世俗以闺阁红颜薄命解之，非也。红楼者，肉团心之别名；梦者，幻妄之谓。根尘积垢高厚，如楼无人，惟妄居之不疑，如海市蜃楼，鸟雀认为真实，众趋群赴，自投魔口，身遭妖噬，是谓红楼梦，惟不识真假者为然。（《红楼梦卷》第219-221页）

梦痴学人指出，世人“只寻其文章”，故误《红楼梦》为“淫书”，而不知它是一部“以理阐道”的好书。这种“真假”观，实质上是要人去探究《红楼梦》的微言大义，与《金瓶梅》的“苦孝”说如出一辙，并无多少新奇之处。但他与定墨樵的那股顶真劲，却是十分难得；他对“更有一等人，一团骄傲，满口高谈，直欲目空四海，横行天下”的世相的描摹，也是颇为传神的。
在真假问题上，最为脱俗、也最富现代学术气息的是解，他在《小说话》中说：

吾谓《红楼》一书，尽教发明家搜出底里，决不能如斯之艳丽缠绵，反不如就此饰辞，认假为真，反覆寻绎，悱恻而有味也。故董白自董白，黛玉自黛玉，历史自历史，《红楼》自《红楼》，发明自发明，批评自批评，离之俱美，合之两伤，知言者当不斥吾为谬论也。”（《红楼梦资料汇编》第889页）

他提醒读者：忘却那所谓“真实”的背景，将《红楼梦》看成是虚构的小说，是阅读时的最佳选择。在一定程度上，解堪称是后世“不管考证”的“文本至上”主义的先声。

转者短评: 欧阳先生此文详细地列举了程甲本问世以来红楼梦的传播情况, 事实详尽, 资料齐全, 值得收藏.

个人的读后感有两条: 1. 为红楼梦痴迷的, 全是拥黛的. 自始而然, 至今不绝. 原因很简单: 唯有黛玉, 才能让人感动到这种程度. 2. 读红楼梦而起黛钗优劣之争, 实在也是自古而然, 至今不息. 再正常不过的事. 不争才不正常, 不自然.

《红学风云录》序曲

《红楼梦》传播前期（18世纪－20世纪初）的微微涟漪（一）

一

自程伟元乾隆五十六年（1791）刊印萃文书屋木活字本《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即程甲本）以后，《红楼梦》迅即走向了民众，成为脍炙人口的说部名著。吴云《〈从心录〉题词》云：

二十年来，士夫几于家有《红楼梦》一书，仆心弗善也。惟阅至葬花，叹为深于言情，亦隽亦雅矣。

庚午九月二十日灯下，玉松手记

（一粟编《红楼梦卷》，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54页）

吴云，乾隆五十八年（1793）翰林，嘉庆己卯（1819）曾为石韫玉的《红楼梦传奇》作序，是一位留心《红楼梦》的文人。从上引《题词》的嘉庆十五年庚午（1810）倒数上去二十年，恰好是程甲本刊行的乾隆五十六年（1791）。 类似的记载，还见于郝懿行（1757-1825）的《晒书堂笔录》：“余以乾隆、嘉庆间入都，见人家案头必有一本《红楼梦》。”（《红楼梦卷》第355页）缪艮（1766-? ）的《文章游戏》卷六《红楼梦歌》按语：“《红楼梦》一书，近世稗官家翘楚也，家弦户诵，妇孺皆知。”（《红楼梦卷》第349页）乾、嘉间逍遥子的《〈后红楼梦〉序》：“曹雪芹《红楼梦》一书，久已脍炙人口，每购抄本一部，须数十金。自铁岭高君梓成，一时风行，几于家置一集。”（《红楼梦卷》第42页）汪的《寄蜗残赘》：“《红楼梦》一书，始于乾隆年间，后遂遍传海内，几于家置一编。”（《红楼梦卷》第381 页）梦痴学人的《梦痴说梦》：“《红楼梦》一书……嘉庆初年，此书始盛行。嗣后遍于海内，家家喜阅，处处争购。故《京都竹枝词》有云：‘开口不谈《红楼梦》，此公缺典正糊涂。’时尚若此，亦可想见世态之颠。”（《红楼梦卷》第219页）“士夫几于家有《红楼梦》一书”、“人家案头必有一本《红楼梦》”之类大量留存的文字记录，生动真切地反映了《红楼梦》“遍于海内，家家喜阅”，风靡于全社会的空前盛况。 乐钧《耳食录》二编卷八，有一篇《痴女子》，就是这种“家弦户诵，妇孺皆知”的生动写照：

近时闻一痴女子，以读《红楼梦》而死。初，女子从其兄案头搜得《红楼梦》，废寝食读之。读至佳处，往往辍卷冥想，继之以泪，复前读之，反复数百遍，卒未尝终卷，乃病矣。父母觉之，急取书付火，女子乃呼曰：“奈何焚宝玉黛玉！”自是笑啼失常，言语无伦次，梦寐之间，未尝不呼宝玉也。延巫医杂治，百弗效。一夕，瞪视床头灯，连语曰：“宝玉，宝玉，在此耶？”遂饮泣而瞑。

乐钧（1765-?），别署梦花楼主，嘉庆六年（1801）举人。他的《耳食录》二编，作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与刊行程甲本的乾隆五十六年（1791），仅隔二、三年，可见《红楼梦》传播之初，就以其高度的艺术魅力，深深打动了普通的读者。 陈镛的《樗散轩丛谈》，在类似“痴女子”的某姓女子之外，还讲述了一个士人爱读《红楼梦》的故事：

常州臧镛堂言：邑有士人贪看《红楼梦》，每到入情处，必掩卷暝想，或发声长叹，或挥泪悲啼，寝食并废，匝月间连看七遍，遂致神思恍惚，心血耗尽而死。又言某姓女子亦看《红楼梦》，呕血而死。（《红楼梦卷》第349页）

陈镛是乾隆年间人，他所讲述的事情，也发生在《红楼梦》传播初期。比他们稍后的邹弢，在《三借庐笔谈》中记道：

乾隆时杭州有贾人女，明慧工诗，以酷嗜《红楼》，致成瘵疾。痉时，父母以是书贻祸，恨而投之火，女在床大哭曰：“奈何烧煞我宝玉！”遂气噎而死。苏州金姓某，吾友纪友梅之戚也，喜读《红楼梦》，设林黛玉木主，日夕祭之。读至黛玉绝粒焚稿数回，则呜咽失声，中夜常为隐泣，遂得颠痫疾。一日，炷香凝跪，良久，起拔炉中香，出门，家人问何之，曰：“往警幻天，见潇洒妃子耳！”家人虽禁之，而或迷或误，哭笑无常，卒于深夜逸去，寻数月始获。（《红楼梦卷》第388页）

邹弢笔下的这两位男女《红楼梦》迷，虽然都是“粗浅人”，还不能领会《红楼梦》“妙在有意无意间”的艺术韵味，但都“甘为情死”，在情感深处称得上是《红楼梦》真正的知音。

个中生的《吴门画舫续录》“外编”，记述作者与一位“旧籍秦淮”的青楼女子高玉英，虽仅邂逅一面，惟以共同关注《红楼梦》而相互沟通的情景：

隔座，闻余谈《红楼梦》，执壶而前曰：“亦喜此书耶？”余醉中漫应：“熟读之二十年矣！”姬引一觞进曰：“亦数年从事此书，‘真假’二字，终不甚了了；君暇日枉顾，当为解之。”余诺之，惜行期已迫，不及走访。

《续录纪事》又云：

《红楼梦》为迩来说部第一书，续貂者不一而足，皆未读破前书，卤莽下笔者也。余把笔二十年，觉此书文心之妙，直可上追《左》《史》，而真赏者，正复寥寥。不图邂逅高玉英，论难到“真假”二字，惜匆匆别去，未与研究。

捧花生《秦淮画舫录》所记的金袖珠，也是高玉英型的“红迷”。这位被作者赞为“玉皇前殿掌书仙的”青楼女子，甫与作者相晤一面，即遣鸦鬟来借《红楼梦》说部。作者评论道：

姬嗜读《红楼梦》，至废寝食，《海棠》、《柳絮》诸诗词，皆一一背诵如流。与吴中高玉英校书同抱此癖。玉英尤著意书中“真假”二字，两姬皆会心人耳？抑皆个中人耶？

《吴门画舫续录》刻于嘉庆十八年（1813 ），《秦淮画舫录》刻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上述事实表明，《红楼梦》传播之初，在青楼中也赢得了高水平的读者。“亦喜此书耶”的“亦”字，就把她们 “嗜读《红楼梦》至废寝食”的着迷劲写出来了。高玉英数年“从事”于《红楼梦》的研读，对于“真假”二字特别着意，其鉴赏之眼光，高于“痴女子”辈多多矣。 黄钧宰（1829-1875以后）的《金壶浪墨》卷八，记作者寓居江宁正觉寺时，得识释子“为山”的故事。他与为山煮茗清谈，甚为相得，忽然在其书室中发现一部套板《红楼梦》，开始以为这位和尚一定会将书掩藏起来，不料为山却“举止无愧色”。于是不由发出了深深的感慨：

雪芹作此，原与天下能作和尚者读，不与凡夫俗子读也。能读《红楼》，乃是真和尚；读《红楼》而见人能不掩藏，乃是绝好和尚。（《红楼梦卷》第381页）

所有这些传闻实录，都真实反映了普通读者阅读《红楼梦》的“投入”程度，《红楼梦》为底层读者之所接受，予此不难窥见一斑。 与此同时， 《红楼梦》也赢得了有较高文学修养人士的青睐。赵之谦咸丰十一年（1861）的《章安杂说》说：“世所传《红楼梦》，小说家第一品也。”（《红楼梦卷》第375页）杨恩寿光绪三年（1877）的《词馀丛话》也说：“《红楼梦》为小说中无上上品。”（《红楼梦卷》第25页）《三借庐笔谈》的作者邹，本人就是一位小说家，著有《断肠碑》（一名《海上尘天影》），对《红楼梦》就更是一位笃爱者。他之别署“司香旧尉”、“潇湘馆侍者”，都与《红楼梦》有关。他在《三借庐笔谈》中写道：

《石头记》一书，笔墨深微，初读忽之，而多阅一回，便多一种情味，迨目想神游，遂觉甘为情死矣。余十四岁时，从友处借阅数卷，以为佳；数月后，乡居课暇，孤寂无聊，复借阅之，渐知妙；迨阅竟复阅，手不能释。自后心追意仿，泪与情多，至愿为潇湘侍者，卒以此得肺疾，人皆笑余痴，而余不能自解也。

他的朋友姚芷芳为之题《潇湘侍立图》，中有“看瑶台入侍，郎真傅粉，冰衔暗指，尉是司香”之句（《红楼梦卷》第388页），“司香旧尉”、 “潇湘馆侍者”都包括其中了。

又有一位李庆辰，别号醉茶子，落拓一衿，半生抑郁，著有《醉茶志怪》。卷一《说梦》记述自己梦至大观园，大观园主人对他说：“《红楼》一书，君读已久，其事略有影响，而姓名殊非。某与中表，嫌忘瓜李，而情重恩深，有不能自已之势，彼以是故，竟至捐躯。心实悼之，欲祭以文，非可以浮泛之词塞责，昔拟作未能恰意，遂改易用为芙蓉之诔，若祭潇湘之文，终属阙如。拙作业已草创，敬烦先生椽笔为修润之。”李视其原作，似未尽善，一时文思泉涌，不数刻即草成《代宝玉吊黛玉》之文，呈示主人，颇称善；方欲究主人为谁，霍然遂醒，遂发议道：“然则主人即怡红公子耶？抑曹雪芹耶？吾不得而知之矣。得毋好事多魔，予编志怪，而前辈稗官喜与同好，将书有不尽之意，属予为之续貂耶？”李庆辰梦中与雪芹见面，雪芹还嘱他代写《撰吊黛玉文》，入迷可谓深矣。

随着《红楼梦》的广为传诵，社会上逐渐形成了以《红楼梦》为茶馀饭后话题谈资的时尚。嘉庆二十二年（1817）得舆（硕亭）的《京都竹枝词》“时尚门”云：

做阔（注：京师名“学‘大器派’者”曰“做阔”）全凭鸦片烟， 何妨作鬼且神仙。 开谈不说《红楼梦》（注：此书脍炙人口）， 读尽诗书是枉然。 （《红楼梦卷》第354页）

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风尚，古今皆同。《京都竹枝词》记述嘉庆间的“时尚”，有两个特点：一是吸食鸦片烟，为的是学“大器派者”以“做阔”；一是谈论《红楼梦》，为的是显示自己亦通晓脍炙人口的《红楼梦》以炫耀“博学”。乍一看去，将《红楼梦》与鸦片烟相提并论，似乎有点不伦不类；其实，在时人的观念中，流行的东西不一定就是好的。对《红楼梦》也是如此。同治间的梁恭辰，在《北东园笔录》中就说：“《红楼梦》一书，诲淫之甚者也。”（《红楼梦卷》第366页）毛庆臻的《一亭考古杂记》，更说《红楼梦》是“伤风教”的淫书，较《金瓶梅》“愈奇愈热，巧于不露，士夫爱玩鼓掌，传入闺阁，毫无顾忌”。他认为，对《红楼梦》这样的书，光靠禁毁，散播是不能止息的；为此，他出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主意：“莫若聚此淫书，移送海外，以答其鸦烟流毒之意，庶合古人屏诸远方，似亦阴符长策也。”（《红楼梦卷》第358 [...]]]> 转自: 和讯欧阳健博客.
原文网址: http://qianqizhai.blog.hexun.com/30820896_d.html

转者短评: 欧阳先生此文详细地列举了程甲本问世以来红楼梦的传播情况, 事实详尽, 资料齐全, 值得收藏.

个人的读后感有两条:
1. 为红楼梦痴迷的, 全是拥黛的. 自始而然, 至今不绝. 原因很简单: 唯有黛玉, 才能让人感动到这种程度.
2. 读红楼梦而起黛钗优劣之争, 实在也是自古而然, 至今不息. 再正常不过的事. 不争才不正常, 不自然.

《红学风云录》序曲

《红楼梦》传播前期（18世纪－20世纪初）的微微涟漪（一）

一

自程伟元乾隆五十六年（1791）刊印萃文书屋木活字本《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即程甲本）以后，《红楼梦》迅即走向了民众，成为脍炙人口的说部名著。吴云《〈从心录〉题词》云：

二十年来，士夫几于家有《红楼梦》一书，仆心弗善也。惟阅至葬花，叹为深于言情，亦隽亦雅矣。

庚午九月二十日灯下，玉松手记

（一粟编《红楼梦卷》，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54页）

吴云，乾隆五十八年（1793）翰林，嘉庆己卯（1819）曾为石韫玉的《红楼梦传奇》作序，是一位留心《红楼梦》的文人。从上引《题词》的嘉庆十五年庚午（1810）倒数上去二十年，恰好是程甲本刊行的乾隆五十六年（1791）。
类似的记载，还见于郝懿行（1757-1825）的《晒书堂笔录》：“余以乾隆、嘉庆间入都，见人家案头必有一本《红楼梦》。”（《红楼梦卷》第355页）缪艮（1766-? ）的《文章游戏》卷六《红楼梦歌》按语：“《红楼梦》一书，近世稗官家翘楚也，家弦户诵，妇孺皆知。”（《红楼梦卷》第349页）乾、嘉间逍遥子的《〈后红楼梦〉序》：“曹雪芹《红楼梦》一书，久已脍炙人口，每购抄本一部，须数十金。自铁岭高君梓成，一时风行，几于家置一集。”（《红楼梦卷》第42页）汪的《寄蜗残赘》：“《红楼梦》一书，始于乾隆年间，后遂遍传海内，几于家置一编。”（《红楼梦卷》第381 页）梦痴学人的《梦痴说梦》：“《红楼梦》一书……嘉庆初年，此书始盛行。嗣后遍于海内，家家喜阅，处处争购。故《京都竹枝词》有云：‘开口不谈《红楼梦》，此公缺典正糊涂。’时尚若此，亦可想见世态之颠。”（《红楼梦卷》第219页）“士夫几于家有《红楼梦》一书”、“人家案头必有一本《红楼梦》”之类大量留存的文字记录，生动真切地反映了《红楼梦》“遍于海内，家家喜阅”，风靡于全社会的空前盛况。
乐钧《耳食录》二编卷八，有一篇《痴女子》，就是这种“家弦户诵，妇孺皆知”的生动写照：

近时闻一痴女子，以读《红楼梦》而死。初，女子从其兄案头搜得《红楼梦》，废寝食读之。读至佳处，往往辍卷冥想，继之以泪，复前读之，反复数百遍，卒未尝终卷，乃病矣。父母觉之，急取书付火，女子乃呼曰：“奈何焚宝玉黛玉！”自是笑啼失常，言语无伦次，梦寐之间，未尝不呼宝玉也。延巫医杂治，百弗效。一夕，瞪视床头灯，连语曰：“宝玉，宝玉，在此耶？”遂饮泣而瞑。

乐钧（1765-?），别署梦花楼主，嘉庆六年（1801）举人。他的《耳食录》二编，作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与刊行程甲本的乾隆五十六年（1791），仅隔二、三年，可见《红楼梦》传播之初，就以其高度的艺术魅力，深深打动了普通的读者。
陈镛的《樗散轩丛谈》，在类似“痴女子”的某姓女子之外，还讲述了一个士人爱读《红楼梦》的故事：

常州臧镛堂言：邑有士人贪看《红楼梦》，每到入情处，必掩卷暝想，或发声长叹，或挥泪悲啼，寝食并废，匝月间连看七遍，遂致神思恍惚，心血耗尽而死。又言某姓女子亦看《红楼梦》，呕血而死。（《红楼梦卷》第349页）

陈镛是乾隆年间人，他所讲述的事情，也发生在《红楼梦》传播初期。比他们稍后的邹弢，在《三借庐笔谈》中记道：

乾隆时杭州有贾人女，明慧工诗，以酷嗜《红楼》，致成瘵疾。痉时，父母以是书贻祸，恨而投之火，女在床大哭曰：“奈何烧煞我宝玉！”遂气噎而死。苏州金姓某，吾友纪友梅之戚也，喜读《红楼梦》，设林黛玉木主，日夕祭之。读至黛玉绝粒焚稿数回，则呜咽失声，中夜常为隐泣，遂得颠痫疾。一日，炷香凝跪，良久，起拔炉中香，出门，家人问何之，曰：“往警幻天，见潇洒妃子耳！”家人虽禁之，而或迷或误，哭笑无常，卒于深夜逸去，寻数月始获。（《红楼梦卷》第388页）

邹弢笔下的这两位男女《红楼梦》迷，虽然都是“粗浅人”，还不能领会《红楼梦》“妙在有意无意间”的艺术韵味，但都“甘为情死”，在情感深处称得上是《红楼梦》真正的知音。

个中生的《吴门画舫续录》“外编”，记述作者与一位“旧籍秦淮”的青楼女子高玉英，虽仅邂逅一面，惟以共同关注《红楼梦》而相互沟通的情景：

隔座，闻余谈《红楼梦》，执壶而前曰：“亦喜此书耶？”余醉中漫应：“熟读之二十年矣！”姬引一觞进曰：“亦数年从事此书，‘真假’二字，终不甚了了；君暇日枉顾，当为解之。”余诺之，惜行期已迫，不及走访。

《续录纪事》又云：

《红楼梦》为迩来说部第一书，续貂者不一而足，皆未读破前书，卤莽下笔者也。余把笔二十年，觉此书文心之妙，直可上追《左》《史》，而真赏者，正复寥寥。不图邂逅高玉英，论难到“真假”二字，惜匆匆别去，未与研究。

捧花生《秦淮画舫录》所记的金袖珠，也是高玉英型的“红迷”。这位被作者赞为“玉皇前殿掌书仙的”青楼女子，甫与作者相晤一面，即遣鸦鬟来借《红楼梦》说部。作者评论道：

姬嗜读《红楼梦》，至废寝食，《海棠》、《柳絮》诸诗词，皆一一背诵如流。与吴中高玉英校书同抱此癖。玉英尤著意书中“真假”二字，两姬皆会心人耳？抑皆个中人耶？

《吴门画舫续录》刻于嘉庆十八年（1813 ），《秦淮画舫录》刻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上述事实表明，《红楼梦》传播之初，在青楼中也赢得了高水平的读者。“亦喜此书耶”的“亦”字，就把她们 “嗜读《红楼梦》至废寝食”的着迷劲写出来了。高玉英数年“从事”于《红楼梦》的研读，对于“真假”二字特别着意，其鉴赏之眼光，高于“痴女子”辈多多矣。
黄钧宰（1829-1875以后）的《金壶浪墨》卷八，记作者寓居江宁正觉寺时，得识释子“为山”的故事。他与为山煮茗清谈，甚为相得，忽然在其书室中发现一部套板《红楼梦》，开始以为这位和尚一定会将书掩藏起来，不料为山却“举止无愧色”。于是不由发出了深深的感慨：

雪芹作此，原与天下能作和尚者读，不与凡夫俗子读也。能读《红楼》，乃是真和尚；读《红楼》而见人能不掩藏，乃是绝好和尚。（《红楼梦卷》第381页）

所有这些传闻实录，都真实反映了普通读者阅读《红楼梦》的“投入”程度，《红楼梦》为底层读者之所接受，予此不难窥见一斑。
与此同时， 《红楼梦》也赢得了有较高文学修养人士的青睐。赵之谦咸丰十一年（1861）的《章安杂说》说：“世所传《红楼梦》，小说家第一品也。”（《红楼梦卷》第375页）杨恩寿光绪三年（1877）的《词馀丛话》也说：“《红楼梦》为小说中无上上品。”（《红楼梦卷》第25页）《三借庐笔谈》的作者邹，本人就是一位小说家，著有《断肠碑》（一名《海上尘天影》），对《红楼梦》就更是一位笃爱者。他之别署“司香旧尉”、“潇湘馆侍者”，都与《红楼梦》有关。他在《三借庐笔谈》中写道：

《石头记》一书，笔墨深微，初读忽之，而多阅一回，便多一种情味，迨目想神游，遂觉甘为情死矣。余十四岁时，从友处借阅数卷，以为佳；数月后，乡居课暇，孤寂无聊，复借阅之，渐知妙；迨阅竟复阅，手不能释。自后心追意仿，泪与情多，至愿为潇湘侍者，卒以此得肺疾，人皆笑余痴，而余不能自解也。

他的朋友姚芷芳为之题《潇湘侍立图》，中有“看瑶台入侍，郎真傅粉，冰衔暗指，尉是司香”之句（《红楼梦卷》第388页），“司香旧尉”、 “潇湘馆侍者”都包括其中了。

又有一位李庆辰，别号醉茶子，落拓一衿，半生抑郁，著有《醉茶志怪》。卷一《说梦》记述自己梦至大观园，大观园主人对他说：“《红楼》一书，君读已久，其事略有影响，而姓名殊非。某与中表，嫌忘瓜李，而情重恩深，有不能自已之势，彼以是故，竟至捐躯。心实悼之，欲祭以文，非可以浮泛之词塞责，昔拟作未能恰意，遂改易用为芙蓉之诔，若祭潇湘之文，终属阙如。拙作业已草创，敬烦先生椽笔为修润之。”李视其原作，似未尽善，一时文思泉涌，不数刻即草成《代宝玉吊黛玉》之文，呈示主人，颇称善；方欲究主人为谁，霍然遂醒，遂发议道：“然则主人即怡红公子耶？抑曹雪芹耶？吾不得而知之矣。得毋好事多魔，予编志怪，而前辈稗官喜与同好，将书有不尽之意，属予为之续貂耶？”李庆辰梦中与雪芹见面，雪芹还嘱他代写《撰吊黛玉文》，入迷可谓深矣。

随着《红楼梦》的广为传诵，社会上逐渐形成了以《红楼梦》为茶馀饭后话题谈资的时尚。嘉庆二十二年（1817）得舆（硕亭）的《京都竹枝词》“时尚门”云：

做阔（注：京师名“学‘大器派’者”曰“做阔”）全凭鸦片烟，
何妨作鬼且神仙。
开谈不说《红楼梦》（注：此书脍炙人口），
读尽诗书是枉然。 （《红楼梦卷》第354页）

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风尚，古今皆同。《京都竹枝词》记述嘉庆间的“时尚”，有两个特点：一是吸食鸦片烟，为的是学“大器派者”以“做阔”；一是谈论《红楼梦》，为的是显示自己亦通晓脍炙人口的《红楼梦》以炫耀“博学”。乍一看去，将《红楼梦》与鸦片烟相提并论，似乎有点不伦不类；其实，在时人的观念中，流行的东西不一定就是好的。对《红楼梦》也是如此。同治间的梁恭辰，在《北东园笔录》中就说：“《红楼梦》一书，诲淫之甚者也。”（《红楼梦卷》第366页）毛庆臻的《一亭考古杂记》，更说《红楼梦》是“伤风教”的淫书，较《金瓶梅》“愈奇愈热，巧于不露，士夫爱玩鼓掌，传入闺阁，毫无顾忌”。他认为，对《红楼梦》这样的书，光靠禁毁，散播是不能止息的；为此，他出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主意：“莫若聚此淫书，移送海外，以答其鸦烟流毒之意，庶合古人屏诸远方，似亦阴符长策也。”（《红楼梦卷》第358 页）《红楼梦》是不好的，禁毁又禁毁不了，不如送到那些贩鸦片来毒害我们的海外，让外国人也尝尝“毒品”的味道罢。听起来像是笑话，不过也从反面证明《红楼梦》风靡于世的不可抵御的威力。
人们喜谈《红楼梦》，有一班嗜红成癖的人，甚至把抄录《红楼梦》作为一种精神寄托。道光十二年（1832）恒文致静泉函中写道：“两月以来，煤炉药釜，杂气薰腾，儿急女泣，泪语嗷噪……复将原本《石头记》检出，日日与笔墨为武，冻馁二字，付之天命而已。”（《红楼梦卷》第357页）徐珂《清稗类钞》著述类还记述庚子（1900）之难，禁中流出精楷钞本《红楼梦》全部，“钞之者全注姓名于中缝，则陆润庠等数十人也”，“其书每页之上，均有细字朱批，知出于孝钦后之手，盖孝钦最喜阅《红楼梦》也”。从失意文人到最高统治者，都喜欢抄写《红楼梦》，亦可见社会之风气。
《红楼梦》之传播越来越广，谈兴也越来越旺，自然会引起某些有学术意识的文人的注意，逗起了他们“研究”的兴趣。均耀《慈竹居零墨》云：

华亭朱子美先生昌鼎，喜读小说。自言生平所见说部，有八百馀种，而尤以《红楼梦》最为笃嗜。精理名言，所谭极有心得。时风尚好讲经学，为欺饰世俗计。或问：“先生现治何经？”先生曰：“吾之经学，系少‘三曲’者。”或不解所谓。先生曰：“无他。吾所专攻者，盖红学也。”（《红楼梦卷》第415页）

繁体的“经”字，去掉一横三曲，就是“红”；将“红学”说成是“少三曲者”的经学，自然是一句趣话，但它表明了时风的变异，也标志着红学的滥觞。李放的《八旗画录》在肯定“《红楼梦》小说，称古今平话第一”时，注云：“光绪初，京朝士大夫尤喜读之，自相矜为红学云。”（《红楼梦卷》第26页）他所说的“红学”，与均耀所说“为欺饰世俗计”的红学，亦无多少区别，都只是士大夫的一种“自相矜”，好像谁也没有想到“研究”《红楼梦》或许还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和价值。不仅如此，“红学”云云，在特定的情景下，还可充作逃遁政治风云的避风港。徐兆玮《游戏报馆杂咏》诗云：

说部荒唐遣睡魔，
黄车掌录恣搜罗。
不谈新学谈红学，
谁似蜗庐考索多？

诗下小注曰：

都人士喜谈《石头记》，谓之红学。新政风行，谈红学者改谈经济；康梁事败，谈经济者又改谈红学。戊戌报章述之，以为笑噱。鄙人著《黄车掌录》十卷，于红学颇多创获，惜未遇深于此道者一证之。”（《红楼梦卷》第404页）

《游戏报》是李伯元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创办的上海第一张小报，其宗旨是“或托诸寓言，或涉诸讽咏，无非欲唤醒痴愚，破除烦恼”（《论〈游戏报〉之本意》）。徐兆玮的《游戏报馆杂咏》讽刺当康有为、梁启超的改革新政风行之际，那班喜谈“红学”的都人士都改谈“经济”（此处之“经济”，乃“政治”之同义语）了；而一旦康梁维新失败，那班趋时的人又纷纷退了回来，改谈与远离政治的“红学”了。这种“笑噱”，在非常看重《红楼梦》政治历史意义的今人看来，是很难理解的。

均耀的《慈竹居零墨》，载《文艺杂志》1914年第8期，文中提到的朱昌鼎与徐兆玮一样，也是清末人士。这两位以“红学”相标榜的著作（朱昌鼎“所谭极有心得”的“精理名言”，徐兆玮“于红学颇多创获”的《黄车掌录》），由于“未遇深于此道者”，看来都已失传了。但“红学”只是一个名目；早在“红学”一词出现之前，就有一批论红著作出现并幸存下来。如乾隆五十九年（1794 ）周春的《阅红楼梦随笔》、嘉庆十七年（1812）二知道人的《红楼梦说梦》、嘉庆二十二年（1817）苕溪渔隐的《痴人说梦》、道光元年（1821）诸联的《红楼梦评》等，都是早于朱昌鼎、徐兆玮的早期红学论著。它们和各种《红楼梦》版本的序跋、题记，《红楼梦》各种续书的序跋（如逍遥子的《〈后红楼梦〉序》、秦子忱的《〈续红接梦〉弁言》、兰皋居士的《〈绮楼重梦〉楔子》，海圃主人的《〈续红楼梦〉楔子》、梦梦先生的《〈红楼圆梦〉楔子》、犀脊山樵的《〈红楼梦补〉序》、山樵的《〈补红楼梦〉序》、讷山人的《〈增补红楼梦〉序》、花月痴人的《〈红楼幻梦〉自序》、西湖散人的《〈红楼梦影〉序》等），加上开一代评点先声的东观阁评点本，及尔后的王希廉、张新之、姚燮、陈其泰、哈斯宝、涂瀛等人的评点，逐渐汇成一股汩汩淙淙的“红流”，开创了红学研究的生动局面。

从“红学”诞生之日起，各种争论也就随之相伴而来。以现代的眼光看，草创阶段的“红学”及当日所论辩的问题，难免有浅陋、幼稚之嫌；但从历史的观点出发，却应该承认它们确是红学进程的必经环节。诸多成为后世热点的论题，在《红楼梦》传播前期（18世纪－20世纪初）就已经种下了根苗，有的甚至还进行过小小的“预演”，只是同日后的掀天狂浪相比，那只能算一泓清水中的微微涟漪而已。

我觉得，秦可卿实际上并不复杂，只是作者不愿把一个淫妇写得太过直白而已。贾府最为淫乱的女子就是秦可卿。而且她是一个很有“品味”、很“时尚”、很“前卫”的淫妇。在任何时代和环境下，这样的淫乱女子都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让人不能轻易识别庐山真面目。

很多人认为，她和公公贾珍私通是被逼无奈。我个人认为，她是主动的一方，而且养小叔子的也是她。证据有五：一、她的为人。二、贾珍的哀痛。三、焦大的话。四、学堂风波。五、判词。

一、秦可卿的为人

首先，房间的摆设多少能反映一些人物的内心世界。黛玉房间里摆了一屋子书。宝钗的屋子如雪洞一般，素气得令人发寒。宝玉屋子则十分精致： 四面墙壁玲珑剔透，琴剑瓶炉皆贴在墙上，锦笼纱罩，金彩珠光，连地下踩的砖，皆是碧绿凿花。（第四十一回）

秦可卿的卧室是什么样呢？书中引用了历史上一连串有名的淫乱、“时尚”的女人及她们赖以成名的器具。请看第五回： 刚至房门，便有一股细细的甜香袭人而来。宝玉觉得眼饧骨软，连说“好香！”入房向壁上看时，有唐伯虎画的《海棠春睡图》，两边有宋学士秦太虚写的一副对联，其联云：嫩寒锁梦因春冷，芳气笼人是酒香。案上设着武则天当日镜室中设的宝镜，一边摆着飞燕立着舞过的金盘，盘内盛着安禄山掷过伤了太真乳的木瓜。上面设着寿昌公主于含章殿下卧的榻，悬的是同昌公主制的联珠帐。宝玉含笑连说：“这里好！”秦氏笑道：“我这屋子大约神仙也可以住得了。”说着亲自展开了西子浣过的纱衾，移了红娘抱过的鸳枕。

贾珍再怎么逼迫秦可卿，也不至于去干涉她卧室的摆设。就算干涉，他也没有这么高的“艺术”和“装修”水平。这种布置，只能是秦可卿自己的行为，是她内心世界的反映。看到宝玉对她房间的欣赏，她说了句“我这屋子大约神仙也可以住得了”，是不是有些自豪感？是不是可以说明这屋子是她自己精心设计的作品？这种 “时尚”或“前卫”反映出秦可卿颇有“品位”。她亲自给宝玉展衾、移枕，这在今日都不是正常的礼节。她随便就做出来了。似乎有些宝玉对平儿的那次“尽心” 的意思。之前还有嬷嬷指出，叔叔不该进入侄儿媳妇的卧室。她以宝玉年纪小搪塞过去。这种种表现，都可以看出她是一个不检点的女人，至少是个比较随便的女人。

其次，和凤姐非同一般的交情，也说明了秦可卿的为人。我认为，这交情源于她们的两个共同爱好：

1、找个小男人来取乐

凤姐是个豪杰，玩小男人主要是为了挑战男权，为女人争口气，不一定真有性关系（贾琏换姿势她不适应，平儿的证明兼推崇），而秦可卿则是偏重性享乐的。其卧室的陈设就是很好的说明，尤其是见了宝玉的那样子，引入卧室，亲自铺床，丝毫没有回避的意思。宝玉对平儿、香菱的那种体贴入微，乃是神瑛本性，独步千古，而秦可卿这次“尽心”，又算什么呢？难道也算“意淫”吗？难道只是为了讨好宝玉，以讨好凤姐和贾母吗？答案只能是一个：此人不地道，可以说有一种骨子里的淫荡，举手投足之间都能带出来。

2、“雀儿捡着旺处飞” 两人都挺会抓关键。贾母是荣府的关键，凤姐百般奉承贾母，得宠后，正经婆婆也不能拿他怎样。贾珍则是宁府的关键，秦可卿勾引贾珍后，也就摆脱了公公、婆婆、丈夫三大约束，可以说是获得了彻底的“解放”。两人分别是荣宁二府的第一号巾帼英豪，只是手段不同而已。

第三，贾母的欣赏和贾府中人的好评，同样说明了秦可卿的为人： 贾母素知秦氏是个极妥当的人，生的袅娜纤巧，行事又温柔和平，乃重孙媳中第一个得意之人，见他去安置宝玉，自是安稳的。（第五回）

这位“妥当”的秦可卿能得到贾母的欣赏和信任，甚至能成为“重孙媳中第一个得意之人”，足以证明她绝非逆来顺受、任人摆布之辈，因为贾母根本就不喜欢这类女人。她所欣赏的女性，没有一个是懦弱无能的。她最喜欢的凤姐，就是一个风头大大压过男人的“英雌”。她很看不上邢夫人和尤氏那种对丈夫唯命是从的“贤惠”女人。凤姐以下，贾母所喜欢的女人还有秦可卿和宝钗，而这两人恰恰也是书中人际关系搞得最好的两位。她们都有“温柔和平”的外表，但内心却不可能是 “温柔和平”的，因为贾府中的势利眼儿们根本不认这一套，他们只认权势和利益，而且最爱欺负那些真正“温柔和平”的人。所以，一个真正“温柔和平”的人，比如说“二木头”迎春，在贾府是绝对混不出好名声来的，反而会被人瞧不起，变本加厉地欺负。因此，秦可卿和薛宝钗的好名声，恰恰证明两人的内心决不是“温柔和平”的。宝钗的优势在于娘家势力和经济实力。她处理人际关系的手段是用精彩的马屁和体贴的谎言在人人面前“应候”。而秦可卿的娘家势力很弱，又不如宝钗能说会道，却仍能获得和宝钗不相上下的好评，获得贾母的欣赏和凤姐的惺惺相惜，其风头甚至超过了自己的婆婆尤氏，这就很说明她的手段了。

秦可卿的手段是什么呢？一点也不稀奇，只能是通过“爬灰”获得贾珍的宠幸。贾珍是现任族长和宁府老大。尤氏、贾蓉都怕贾珍。贾珍被拿下了，尤氏还有什么婆婆的威严？贾蓉还有什么夫权？秦可卿的高明之处在于不嚣张，虽然有贾珍撑腰，但她仍然“温柔和平”，能够照顾婆婆和丈夫的面子，而且对下人施加恩惠，尽可能避免人言物议。这些势利眼们得了实惠，哪有不说她好的？恐怕只有焦大例外。无怪乎贾府众人对她如此爱戴了：

那长一辈的想他素日孝顺，平一辈的想他素日和睦亲密，下一辈的想他素日慈爱，以及家中仆从老小想他素日怜贫惜贱，慈老爱幼之恩，莫不悲嚎痛哭者。（第十三回）

这些“活雷锋”的举动，就是她贿赂众人的“封口费”。但这归根到底是一件难以启齿的家丑，所以她不敢、也不能象凤姐那样理直气壮、风风火火。所以她总在暗地里顾忌，养就一个“心重”的毛病。她若遭贾珍逼迫，断不会这样心虚，也不必向所有人示惠，更不可能对宁府有这么深的感情：

这都是我没福。这样人家，公公婆婆当自己的女孩儿似的待。婶娘的侄儿虽说年轻，却也是他敬我，我敬他，从来没有红过脸儿。就是一家子的长辈同辈之中，除了婶子倒不用说了，别人也从无不疼我的，也无不和我好的。（第十一回）

这象是一个受逼迫的人说的话吗？实际上，贾珍对秦可卿关怀备至，一口一个“孩子”，根本没有任何威压、逼迫的痕迹。贾珍若能骑在秦可卿头上作威作福的话，尤氏又怎么会混得不如秦可卿？这只能是因为秦可卿主动勾引贾珍，获得贾珍的欢心，从而在宁府拥有了无上的地位，以至于尤氏都要忍让三分，成了一个极其窝囊的、令人无法尊重的婆婆和妻子。俗话说，多年媳妇熬成婆，而尤氏这位婆婆，居然让媳妇把老公给抢了，自己反倒象个媳妇！实在是令人瞠目结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那么多人瞧不起尤氏。否则，以尤氏的地位，怎么也不至于如此招人不待见。大家瞧不起她的同时，也不得不佩服秦可卿这位“媳妇”的手段。贾蓉的情况也类似，既然在他老子面前毫无地位，自然也要对秦可卿忌惮几分了。另外他自己也是猫儿狗儿的，还爱在婶和姨面前犯贱，正乐得和秦可卿两不相涉：“他敬我，我敬他，从来没有红过脸儿”。当今中外的“换妻”家庭或利益夫妻，不也如此吗？时至今日，秦可卿也仍然称得上是“前卫”女性。

秦可卿甚至死了以后还为贾府筹划日后的出路，这更不象是受逼迫的人所为。她为贾府所做的筹划是颇有远见的，可以看出她很有才干，可惜凤姐没有照办。有这等眼光和才能、这么会算计的女人，若不是自愿，谁能强迫得了她？就算她被人强迫，也轮不到贾珍。贾珍哪有这种本事？看看他在尤三姐面前的窝囊样子，看看他在贾琏面前的尴尬吧。此人能耐没有，廉耻心倒还有一些。办丧事时拼命花钱，哭成泪人等等，恐怕不全是装的，还有点儿良心。算起来，贾赦都比他更狠。别人如果不买帐，贾赦还会记个仇，找个人，放个狠话什么的。而贾珍整个儿就是一没辙！他这点儿能耐，跟秦可卿差远了！秦可卿有本事做到“重孙媳中第一个得意之人”，有本事让全府上下都喜欢她。这么样一个聪明细致的人，在占尽情理优势的情况下，如果真的想要应付贾珍的话，难道会应付不了？同样，如果想要控制贾珍的话，难道会控制不了？

从贾珍对秦可卿的疼爱，秦可卿在宁府的奢华和自由，以及尤氏的“稍逊风骚”来看，秦可卿的确已经控制了贾珍，从而控制了宁府中的绝大多数（焦大例外）。她唯一不能控制的，就是人言物议。这也是她最顾忌的。所以她始终不敢象凤姐那样张扬，只能取“温柔和平”的态度，日积月累，养成“心重”的毛病。

综合来讲，“爬灰”应该是秦可卿主动的行为，是她的进身手段，为的是家族地位。这样一位将公公、婆婆、丈夫全部拿下，又能用“温柔和平、怜贫惜贱”等手段平息人言物议的“长袖善舞”的女人，怎能不让其他“女强人”欣赏？无怪乎贾母当她是重孙媳中第一个得意之人，凤姐对她百般疼爱了。

二、贾珍的哀痛

贾珍对秦可卿之死所持的如丧考妣，甚至是“胜”丧考妣的态度，表明这不是愧疚，也不是作贼心虚，而是发自内心的、由衷的伤痛。

好一个令人感动的“泪人”，甚至于“恨不能代秦氏之死”！如果只是为了掩饰，他犯得上吗？最好的掩饰应该是适度的悲伤，让人觉得自然、正常。可贾珍竟然不避嫌疑，哭得比亲爹亲妈死了还伤心，反而令人生疑。何至于此？唯一的解释是：贾珍的表现有真实情感在里面。他的确悲痛万分，甚至到了无法掩饰的程度。由此可见，秦可卿对贾珍绝不仅仅是简单的“逆来顺受”或忍气吞声，一定有其它的东西，才能让贾珍对她如此倾心和“孝顺”。

那是什么呢？我认为有两点，一是秦可卿的主动，二是秦可卿的魅力。

《人物篇》概论里提到过，娇杏对贾雨村的一瞥，令雨村感念终生。在那个时代，乃至这个时代，女人若对男人主动，通常都会获得男人的由衷感激。所谓“女追男，一层纸”。如果秦可卿是主动献身，贾珍将是何等的感动呢？他和尤氏讨论秦可卿的病时，一口一个“这孩子”，发自内心的疼爱和责任感，跃然纸上。倘若是剃头挑子一头热，决不能产生这种“深情”。

另外，秦可卿可能是书中性爱能力最高的女人。警幻受宁荣二公之托，要消除女性在宝玉心中的崇高地位，安排的“教练”便是号称“兼美”的秦可卿（林的貌，薛的体）。她和宝玉一场云雨，意图让宝玉明白：这就是从女人那里能得到的最大的乐趣了。宝玉醒来，又和袭人试了一回，但似乎不再有第二回。一个初尝禁果的少男，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通常很快就想要第二次、第三次，等等，为什么宝玉竟然一次而止，没有再试？书上只提到从此袭人更加尽心，宝玉待她与别个不同，但第一次云雨已足以导致这个结果，不能证明必然有第二次。晴雯那句“我什么不知道”，多半是从两人的神态举止里看出的一些猫儿腻，也不能证明她亲眼看到了第二次，否则决不只是一句话那么简单。最合理的解释是，袭人的水平比秦可卿差得太远，宝玉和秦可卿在梦里有过一次后，“曾经沧海难为水”，觉得袭人远远不如，找不到梦中的感觉，所以一次而止。由此可见秦可卿在床第之间有何等的魅力。警幻之所以选择她来“开导”宝玉，应该就是看中了这一点。

梦里都这么厉害，现实中岂不是更加了得？贾珍能不“心疼”吗？男人本就对美女的垂青非常感激，何况秦可卿这样的绝代尤物主动来投怀送抱呢？贾珍不但会十分感激，而且作为公公，他会格外地加倍地感激。因为这位绝代尤物是顶着巨大的压力来投怀送抱的。这样“火热”的“爱情”，对贾珍这中年男人有多大的冲击？所以，一向给人粗糙、低俗之印象的贾珍，才会变成那“恨不能代秦氏之死”，“过于悲哀，不大进饮食”的“泪人”。

今天也一样，常常可以看到一些有名声有地位有权势的老牛，晕了似的，对一些主动追求他们的嫩草感激涕零，好象真的遇见了“红颜知己”，天真地或者自欺欺人地为“爱情”发烧。你还别去“提醒”他们，否则可成了天字第一号大傻冒也！秦可卿这样的女人和贾珍这样的男人，从来就没有断绝过。

三、焦大的话

焦大越发连贾珍都说出来，乱嚷乱叫说：“我要往祠堂里哭太爷去。那里承望到如今生下这些畜牲来！每日家偷狗戏鸡，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我什么不知道？咱们‘胳膊折了往袖子里藏’！”众小厮听他说出这些没天日的话来，唬的魂飞魄散，也不顾别的了，便把他捆起来，用土和马粪满满的填了他一嘴。（第七回）

很多红楼梦爱好者都喜欢谈论“爬灰”和“养小叔子”这段公案。大家都认为“爬灰”是贾珍和秦可卿公媳二人，而且应该是贾珍主动，秦可卿被迫。而“养小叔子”呢，则众说纷纭，多倾向于凤姐。主要有六种说法：凤姐养宝玉、凤姐养贾瑞、凤姐养贾蓉、尤氏养宝玉、尤氏养贾琏、焦大喝醉了胡说。

我个人认为，这六种都不可能。

1、凤姐宝玉不可能

凤姐深知贾母对宝玉的疼爱，她小心翼翼地替贾母关怀宝玉，哪敢去招惹？王夫人最忌讳这种事情。她又是凤姐的亲姑姑加顶头上司，凤姐肯定是要全心全意替王夫人照看宝玉的，哪里会干这种事情？那简直是要了王夫人的命！另外，宝玉根本不喜欢凤姐，他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在凤姐那儿多待一刻都不耐烦。怎会和她亲热？袭人视宝玉为“禁脔”—连奶母都被挤走了，任何和宝玉的近距离接触，都很难逃得过袭人这个贴身人的眼睛，宝玉如果要搞这种事，也只能和袭人搞。书里明明写着，袭人是宝玉“万事起头”的人，两人的试验是宝玉的第一次。所以，如果凤姐要养宝玉的话，也不可能是在那次试验之前，只能是以后，而那时宝玉袭人两人已经十分亲密，凤姐哪儿能瞒得过袭人的眼睛？另外还有晴雯，宝玉和袭人那么秘密，都没完全瞒过晴雯。何况别人呢？贾母一直留心观察宝玉和女孩子们，什么也没发现。凤姐自己身边除了平儿，天天还围着一群男女助手，怎么可能有这种机会？

2、凤姐贾瑞不可能

凤姐根本看不上他。贾瑞从来就没碰到过凤姐一根汗毛。在镜子里倒有，但不能算数。真实世界中，贾瑞只是在偶遇凤姐时作出了一些不堪的举动。对他们两人关系的评价，用和凤姐很亲近的贾蓉的一句话最恰当，曰：凤姑娘那样刚强，瑞叔还想他的帐。（六十三回）

贾瑞仅仅就是想凤姐的账而已。再一个，如果已经有过这种事，贾瑞也不可能那么朝思暮想、废寝忘食的，连命都不顾了。只有对从未得手的女人，他才会如此狂热。

3、凤姐贾蓉不可能

凤姐和贾蓉贾蔷当然是十分亲密了，要不然收拾贾瑞这种事也不会派他们去。但两人并非凤姐的小叔子，而且凤姐也不是真的和他们怎么样。如前所述，她玩小男人更多是要强，没有真的性关系。她并不以此为乐。平儿也证明过凤姐是有底线、有分寸的。他们最多也就是说说笑笑，动动手脚，谈论些不足为外人道的事情。说起来，贾蓉见了尤二姐的那幅德性，可比见凤姐时“亲热”多了。他敢在凤姐面前这样吗？凤姐要保持自己治家的威严，就绝不会这么不尊重。若让贾蓉贾蔷如此轻薄放肆，捏了自己的短儿，以后还怎么说人？

4、尤氏宝玉不可能

尤氏一味巴结贾珍，哪敢不守妇道？“养小叔子”的人，必须有相当的“自由度”才行。这个“自由度”，其实就是权力。尤氏虽然地位很高，但实际上没什么权力，也没有后台靠山。在东西两府都是个唯唯喏喏的配角，西府的婆子都敢怠慢她。她最威风的时候也就是和惜春吵架怄气。偶尔和凤姐开个玩笑，算是最有面子，最象个主子的时候了—瞧，这么牛的凤姐，我都能和她开玩笑。所以尤氏一见凤姐就去开玩笑。书中描写：这尤氏一见凤姐，必要嘲笑一番的。尤氏这样做，是提醒大家自己虽然没权力，还是有地位的，是不可以怠慢的，于是找回一些做主子的感觉。这其实也是尤氏给读者的基本印象。“养小叔子”这种奢侈、“潇洒“的事，根本和她沾不上边。更别说“养”宝玉这条“活龙”了。还有，她凭什么“养”？她的姿色？还是有宝钗或多姑娘那样的“世人都没有的好处”？如果有姿色或“好处”，为什么贾珍对她没什么反应？或是有别人没有的稀罕东西？宝玉根本不喜欢稀罕东西，而且他见过和拥有的稀罕东西只会比尤氏的更多。最后，宝玉和袭人的特殊关系，也使宝玉彻底摆脱了在“养小叔子”一事中的嫌疑。凤姐权力这么大，又离宝玉这么近，都不可能。何况远在宁府，权力又小的尤氏呢？

5、尤氏和贾琏也不可能

贾珍贾琏的关系再好，再会“破例”，也不可能共享老婆。尤二姐只是贾琏之妾，即便贾琏十分大方，贾珍都不好意思共享，只敢打尤三姐的主意，何况正配呢？贾琏整天琢磨的是他爹贾赦的妾，哪有心思找尤氏？

6、有读者认为焦大喝多了胡说八道，所以不必深究。或者说只有爬灰是真，养小叔子是乱讲的。这种说法也不对。因为众小厮的反应是“唬的魂飞魄散”，这就证明焦大说到了点子上。否则，众小厮的反应一定是“义愤填膺”。而且焦大所说的两件事必然都对榫。只要有一件不实，众小厮照样会“义愤填膺”，贾蓉凤姐等人也就会理直气壮地喊打喊罚了，用不着“装没听见”。另外，焦大是动了感情的：“我要往祠堂里哭太爷去。”难道他要为子虚乌有的事去祠堂里哭一场？那句“胳膊折了往袖子里藏”比喻得更为生动，说明宁府曾经硬生生地把这个家丑忍了下来，整个事件是经历过发生、议论、忍受、平息等阶段的，绝非无稽之谈。焦大可能当时就不服，早就憋了一肚子的想法。此时和贾蓉斗嘴，被激怒，所以才捅将出来，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揭丑！所以这肯定不是喝醉了胡说，而是压抑已久的心里话。正因为喝了点儿酒，他才更有胆量说出来。俗话说：酒后吐真言。

其实“养小叔子”并不复杂。之所以成了一个谜，关键就在于很多人不愿、不忍、不敢正视秦可卿的淫荡，反为她开脱，想当然地说她是“爬灰”的受害者。既然是一个被迫的受害者，秦可卿就不太可能再去“养小叔子”了。别的人选也都不合适，这样一来，“养小叔子”就成了无头案。所以，如果明白“爬灰”是秦可卿主动的话，“养小叔子”自然也非秦可卿莫属。此类破事儿，有的，就越发地有，没有的，也就都没有，这在古今中外都是常识。

所谓的“谜”，就是这样的简单：“爬灰”和“养小叔子”都是秦可卿的杰作。故而，作者才会非常严厉地判她一句：“擅风情，秉月貌，便是败家的根本”！

秦可卿有不少小叔子。她养的是谁呢？可能性最大的便是那个宁府的正牌玄孙，和贾珍贾蓉都有些不清不楚的贾蔷。贾蔷另外还和薛蟠有一腿，又和贾蓉一样跟凤姐关系密切。在这乱作一团的关系之外，他又和龄官有一段比较真挚的、比较缠绵的感情，甚至将宝玉都搞得很失落。这么一位令人眼花缭乱的“情圣”级的人物，出入宁府之中，如果与秦可卿无染，倒真是奇怪了！一来对不起秦可卿屋里那一堆陈设，二来对不起宁府那顶风臭十里的名声。秦可卿和贾珍贾蓉都搞过，贾蔷也和贾珍贾蓉都搞过，秦可卿养贾蔷，不是很自然吗？宁府那“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只怕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的名声，分明是将外院内闱一起骂在里面了，贾珍贾蓉贾蔷早有定论，内眷又是指谁？总不会是尤氏吧。

另外，焦大在宁府的人际关系不会好，他应该是一个人人远之的被孤立者。这种人往往消息不是很灵通。而连他都知道的事情，其传播的深度和广度可想而知，应该是全府人民都知道的。小厮们的“魂飞魄散”，正说明他们不但对此事心知肚明，而且对议论此事的后果同样心知肚明。焦大之骂，真象小女孩评论走在大街上的 “裸帝”一样，一针见血地道出了人人皆知，又人人缄口的事实！正所谓“破坏潜规则”也。

四、学堂风波

秦钟因为“傍”上了宝玉，终于得到了上学的机会。可是很快就引起议论，有了不干不净的名声。当事的四个人，金荣独不服秦钟，他的心态是： “秦钟不过是贾蓉的小舅子，又不是贾家的子孙，附学读书，也不过和我一样。他因仗着宝玉和他好，他就目中无人。他既是这样，就该行些正经事，人也没的说。他素日又和宝玉鬼鬼祟祟的，只当人都是瞎子，看不见。今日他又去勾搭人，偏偏的撞在我眼睛里。就是闹出事来，我还怕什么不成？”（第十回）

仔细看看这一句：“他既是这样，就该行些正经事，人也没的说”。金荣并不是什么好人，干的也不是什么好事情，但他仍然觉得“有的说”，原因就在于秦钟没象他姐姐那样低调，向大家“行些正经事”，反而“目中无人”。

金荣的亲戚也对秦钟很不服气： 璜大奶奶不听则已，听了，一时怒从心上起，说道：“这秦钟小崽子是贾门的亲戚，难道荣儿不是贾门的亲戚？人都别忒势利了，况且都作的是什么有脸的好事！就是宝玉，也犯不上向着他到这个样。等我去到东府瞧瞧我们珍大奶奶，再向秦钟他姐姐说说，叫他评评这个理。”（第十回）

真是有意思，“况且都作的是什么有脸的好事”，说谁呢这是？只是说宝玉和秦钟吗？秦可卿的人际关系应该很好啊，可是为何如此受人鄙视？平常若行得好，干些 [...]]]> 秦可卿身上有很多谜。一是她的死，书中的描述有些不清不楚，令人起疑。二是焦大的话，涉及一些触目惊心、但又尽人皆知的秘密，给读者提供了不少想象空间。三是秦可卿本人有一些奇怪的特点：“心重”、心细，却又很爱玩乐。她涉及爬灰等家丑，但又有宽厚待下、怜贫惜老的好名声，受到贾母乃至“全族”宠爱。这些模棱两可、互相矛盾的特点，使读者一时理不清头绪，不能确定秦可卿到底是哪一类人，所以对她产生了一种捉摸不透的感觉。

我觉得，秦可卿实际上并不复杂，只是作者不愿把一个淫妇写得太过直白而已。贾府最为淫乱的女子就是秦可卿。而且她是一个很有“品味”、很“时尚”、很“前卫”的淫妇。在任何时代和环境下，这样的淫乱女子都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让人不能轻易识别庐山真面目。

很多人认为，她和公公贾珍私通是被逼无奈。我个人认为，她是主动的一方，而且养小叔子的也是她。证据有五：一、她的为人。二、贾珍的哀痛。三、焦大的话。四、学堂风波。五、判词。

一、秦可卿的为人

首先，房间的摆设多少能反映一些人物的内心世界。黛玉房间里摆了一屋子书。宝钗的屋子如雪洞一般，素气得令人发寒。宝玉屋子则十分精致：
四面墙壁玲珑剔透，琴剑瓶炉皆贴在墙上，锦笼纱罩，金彩珠光，连地下踩的砖，皆是碧绿凿花。（第四十一回）

秦可卿的卧室是什么样呢？书中引用了历史上一连串有名的淫乱、“时尚”的女人及她们赖以成名的器具。请看第五回：
刚至房门，便有一股细细的甜香袭人而来。宝玉觉得眼饧骨软，连说“好香！”入房向壁上看时，有唐伯虎画的《海棠春睡图》，两边有宋学士秦太虚写的一副对联，其联云：嫩寒锁梦因春冷，芳气笼人是酒香。案上设着武则天当日镜室中设的宝镜，一边摆着飞燕立着舞过的金盘，盘内盛着安禄山掷过伤了太真乳的木瓜。上面设着寿昌公主于含章殿下卧的榻，悬的是同昌公主制的联珠帐。宝玉含笑连说：“这里好！”秦氏笑道：“我这屋子大约神仙也可以住得了。”说着亲自展开了西子浣过的纱衾，移了红娘抱过的鸳枕。

贾珍再怎么逼迫秦可卿，也不至于去干涉她卧室的摆设。就算干涉，他也没有这么高的“艺术”和“装修”水平。这种布置，只能是秦可卿自己的行为，是她内心世界的反映。看到宝玉对她房间的欣赏，她说了句“我这屋子大约神仙也可以住得了”，是不是有些自豪感？是不是可以说明这屋子是她自己精心设计的作品？这种 “时尚”或“前卫”反映出秦可卿颇有“品位”。她亲自给宝玉展衾、移枕，这在今日都不是正常的礼节。她随便就做出来了。似乎有些宝玉对平儿的那次“尽心” 的意思。之前还有嬷嬷指出，叔叔不该进入侄儿媳妇的卧室。她以宝玉年纪小搪塞过去。这种种表现，都可以看出她是一个不检点的女人，至少是个比较随便的女人。

其次，和凤姐非同一般的交情，也说明了秦可卿的为人。我认为，这交情源于她们的两个共同爱好：

1、找个小男人来取乐

凤姐是个豪杰，玩小男人主要是为了挑战男权，为女人争口气，不一定真有性关系（贾琏换姿势她不适应，平儿的证明兼推崇），而秦可卿则是偏重性享乐的。其卧室的陈设就是很好的说明，尤其是见了宝玉的那样子，引入卧室，亲自铺床，丝毫没有回避的意思。宝玉对平儿、香菱的那种体贴入微，乃是神瑛本性，独步千古，而秦可卿这次“尽心”，又算什么呢？难道也算“意淫”吗？难道只是为了讨好宝玉，以讨好凤姐和贾母吗？答案只能是一个：此人不地道，可以说有一种骨子里的淫荡，举手投足之间都能带出来。

2、“雀儿捡着旺处飞”
两人都挺会抓关键。贾母是荣府的关键，凤姐百般奉承贾母，得宠后，正经婆婆也不能拿他怎样。贾珍则是宁府的关键，秦可卿勾引贾珍后，也就摆脱了公公、婆婆、丈夫三大约束，可以说是获得了彻底的“解放”。两人分别是荣宁二府的第一号巾帼英豪，只是手段不同而已。

第三，贾母的欣赏和贾府中人的好评，同样说明了秦可卿的为人：
贾母素知秦氏是个极妥当的人，生的袅娜纤巧，行事又温柔和平，乃重孙媳中第一个得意之人，见他去安置宝玉，自是安稳的。（第五回）

这位“妥当”的秦可卿能得到贾母的欣赏和信任，甚至能成为“重孙媳中第一个得意之人”，足以证明她绝非逆来顺受、任人摆布之辈，因为贾母根本就不喜欢这类女人。她所欣赏的女性，没有一个是懦弱无能的。她最喜欢的凤姐，就是一个风头大大压过男人的“英雌”。她很看不上邢夫人和尤氏那种对丈夫唯命是从的“贤惠”女人。凤姐以下，贾母所喜欢的女人还有秦可卿和宝钗，而这两人恰恰也是书中人际关系搞得最好的两位。她们都有“温柔和平”的外表，但内心却不可能是 “温柔和平”的，因为贾府中的势利眼儿们根本不认这一套，他们只认权势和利益，而且最爱欺负那些真正“温柔和平”的人。所以，一个真正“温柔和平”的人，比如说“二木头”迎春，在贾府是绝对混不出好名声来的，反而会被人瞧不起，变本加厉地欺负。因此，秦可卿和薛宝钗的好名声，恰恰证明两人的内心决不是“温柔和平”的。宝钗的优势在于娘家势力和经济实力。她处理人际关系的手段是用精彩的马屁和体贴的谎言在人人面前“应候”。而秦可卿的娘家势力很弱，又不如宝钗能说会道，却仍能获得和宝钗不相上下的好评，获得贾母的欣赏和凤姐的惺惺相惜，其风头甚至超过了自己的婆婆尤氏，这就很说明她的手段了。

秦可卿的手段是什么呢？一点也不稀奇，只能是通过“爬灰”获得贾珍的宠幸。贾珍是现任族长和宁府老大。尤氏、贾蓉都怕贾珍。贾珍被拿下了，尤氏还有什么婆婆的威严？贾蓉还有什么夫权？秦可卿的高明之处在于不嚣张，虽然有贾珍撑腰，但她仍然“温柔和平”，能够照顾婆婆和丈夫的面子，而且对下人施加恩惠，尽可能避免人言物议。这些势利眼们得了实惠，哪有不说她好的？恐怕只有焦大例外。无怪乎贾府众人对她如此爱戴了：

那长一辈的想他素日孝顺，平一辈的想他素日和睦亲密，下一辈的想他素日慈爱，以及家中仆从老小想他素日怜贫惜贱，慈老爱幼之恩，莫不悲嚎痛哭者。（第十三回）

这些“活雷锋”的举动，就是她贿赂众人的“封口费”。但这归根到底是一件难以启齿的家丑，所以她不敢、也不能象凤姐那样理直气壮、风风火火。所以她总在暗地里顾忌，养就一个“心重”的毛病。她若遭贾珍逼迫，断不会这样心虚，也不必向所有人示惠，更不可能对宁府有这么深的感情：

这都是我没福。这样人家，公公婆婆当自己的女孩儿似的待。婶娘的侄儿虽说年轻，却也是他敬我，我敬他，从来没有红过脸儿。就是一家子的长辈同辈之中，除了婶子倒不用说了，别人也从无不疼我的，也无不和我好的。（第十一回）

这象是一个受逼迫的人说的话吗？实际上，贾珍对秦可卿关怀备至，一口一个“孩子”，根本没有任何威压、逼迫的痕迹。贾珍若能骑在秦可卿头上作威作福的话，尤氏又怎么会混得不如秦可卿？这只能是因为秦可卿主动勾引贾珍，获得贾珍的欢心，从而在宁府拥有了无上的地位，以至于尤氏都要忍让三分，成了一个极其窝囊的、令人无法尊重的婆婆和妻子。俗话说，多年媳妇熬成婆，而尤氏这位婆婆，居然让媳妇把老公给抢了，自己反倒象个媳妇！实在是令人瞠目结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那么多人瞧不起尤氏。否则，以尤氏的地位，怎么也不至于如此招人不待见。大家瞧不起她的同时，也不得不佩服秦可卿这位“媳妇”的手段。贾蓉的情况也类似，既然在他老子面前毫无地位，自然也要对秦可卿忌惮几分了。另外他自己也是猫儿狗儿的，还爱在婶和姨面前犯贱，正乐得和秦可卿两不相涉：“他敬我，我敬他，从来没有红过脸儿”。当今中外的“换妻”家庭或利益夫妻，不也如此吗？时至今日，秦可卿也仍然称得上是“前卫”女性。

秦可卿甚至死了以后还为贾府筹划日后的出路，这更不象是受逼迫的人所为。她为贾府所做的筹划是颇有远见的，可以看出她很有才干，可惜凤姐没有照办。有这等眼光和才能、这么会算计的女人，若不是自愿，谁能强迫得了她？就算她被人强迫，也轮不到贾珍。贾珍哪有这种本事？看看他在尤三姐面前的窝囊样子，看看他在贾琏面前的尴尬吧。此人能耐没有，廉耻心倒还有一些。办丧事时拼命花钱，哭成泪人等等，恐怕不全是装的，还有点儿良心。算起来，贾赦都比他更狠。别人如果不买帐，贾赦还会记个仇，找个人，放个狠话什么的。而贾珍整个儿就是一没辙！他这点儿能耐，跟秦可卿差远了！秦可卿有本事做到“重孙媳中第一个得意之人”，有本事让全府上下都喜欢她。这么样一个聪明细致的人，在占尽情理优势的情况下，如果真的想要应付贾珍的话，难道会应付不了？同样，如果想要控制贾珍的话，难道会控制不了？

从贾珍对秦可卿的疼爱，秦可卿在宁府的奢华和自由，以及尤氏的“稍逊风骚”来看，秦可卿的确已经控制了贾珍，从而控制了宁府中的绝大多数（焦大例外）。她唯一不能控制的，就是人言物议。这也是她最顾忌的。所以她始终不敢象凤姐那样张扬，只能取“温柔和平”的态度，日积月累，养成“心重”的毛病。

综合来讲，“爬灰”应该是秦可卿主动的行为，是她的进身手段，为的是家族地位。这样一位将公公、婆婆、丈夫全部拿下，又能用“温柔和平、怜贫惜贱”等手段平息人言物议的“长袖善舞”的女人，怎能不让其他“女强人”欣赏？无怪乎贾母当她是重孙媳中第一个得意之人，凤姐对她百般疼爱了。

二、贾珍的哀痛

贾珍对秦可卿之死所持的如丧考妣，甚至是“胜”丧考妣的态度，表明这不是愧疚，也不是作贼心虚，而是发自内心的、由衷的伤痛。

好一个令人感动的“泪人”，甚至于“恨不能代秦氏之死”！如果只是为了掩饰，他犯得上吗？最好的掩饰应该是适度的悲伤，让人觉得自然、正常。可贾珍竟然不避嫌疑，哭得比亲爹亲妈死了还伤心，反而令人生疑。何至于此？唯一的解释是：贾珍的表现有真实情感在里面。他的确悲痛万分，甚至到了无法掩饰的程度。由此可见，秦可卿对贾珍绝不仅仅是简单的“逆来顺受”或忍气吞声，一定有其它的东西，才能让贾珍对她如此倾心和“孝顺”。

那是什么呢？我认为有两点，一是秦可卿的主动，二是秦可卿的魅力。

《人物篇》概论里提到过，娇杏对贾雨村的一瞥，令雨村感念终生。在那个时代，乃至这个时代，女人若对男人主动，通常都会获得男人的由衷感激。所谓“女追男，一层纸”。如果秦可卿是主动献身，贾珍将是何等的感动呢？他和尤氏讨论秦可卿的病时，一口一个“这孩子”，发自内心的疼爱和责任感，跃然纸上。倘若是剃头挑子一头热，决不能产生这种“深情”。

另外，秦可卿可能是书中性爱能力最高的女人。警幻受宁荣二公之托，要消除女性在宝玉心中的崇高地位，安排的“教练”便是号称“兼美”的秦可卿（林的貌，薛的体）。她和宝玉一场云雨，意图让宝玉明白：这就是从女人那里能得到的最大的乐趣了。宝玉醒来，又和袭人试了一回，但似乎不再有第二回。一个初尝禁果的少男，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通常很快就想要第二次、第三次，等等，为什么宝玉竟然一次而止，没有再试？书上只提到从此袭人更加尽心，宝玉待她与别个不同，但第一次云雨已足以导致这个结果，不能证明必然有第二次。晴雯那句“我什么不知道”，多半是从两人的神态举止里看出的一些猫儿腻，也不能证明她亲眼看到了第二次，否则决不只是一句话那么简单。最合理的解释是，袭人的水平比秦可卿差得太远，宝玉和秦可卿在梦里有过一次后，“曾经沧海难为水”，觉得袭人远远不如，找不到梦中的感觉，所以一次而止。由此可见秦可卿在床第之间有何等的魅力。警幻之所以选择她来“开导”宝玉，应该就是看中了这一点。

梦里都这么厉害，现实中岂不是更加了得？贾珍能不“心疼”吗？男人本就对美女的垂青非常感激，何况秦可卿这样的绝代尤物主动来投怀送抱呢？贾珍不但会十分感激，而且作为公公，他会格外地加倍地感激。因为这位绝代尤物是顶着巨大的压力来投怀送抱的。这样“火热”的“爱情”，对贾珍这中年男人有多大的冲击？所以，一向给人粗糙、低俗之印象的贾珍，才会变成那“恨不能代秦氏之死”，“过于悲哀，不大进饮食”的“泪人”。

今天也一样，常常可以看到一些有名声有地位有权势的老牛，晕了似的，对一些主动追求他们的嫩草感激涕零，好象真的遇见了“红颜知己”，天真地或者自欺欺人地为“爱情”发烧。你还别去“提醒”他们，否则可成了天字第一号大傻冒也！秦可卿这样的女人和贾珍这样的男人，从来就没有断绝过。

三、焦大的话

焦大越发连贾珍都说出来，乱嚷乱叫说：“我要往祠堂里哭太爷去。那里承望到如今生下这些畜牲来！每日家偷狗戏鸡，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我什么不知道？咱们‘胳膊折了往袖子里藏’！”众小厮听他说出这些没天日的话来，唬的魂飞魄散，也不顾别的了，便把他捆起来，用土和马粪满满的填了他一嘴。（第七回）

很多红楼梦爱好者都喜欢谈论“爬灰”和“养小叔子”这段公案。大家都认为“爬灰”是贾珍和秦可卿公媳二人，而且应该是贾珍主动，秦可卿被迫。而“养小叔子”呢，则众说纷纭，多倾向于凤姐。主要有六种说法：凤姐养宝玉、凤姐养贾瑞、凤姐养贾蓉、尤氏养宝玉、尤氏养贾琏、焦大喝醉了胡说。

我个人认为，这六种都不可能。

1、凤姐宝玉不可能

凤姐深知贾母对宝玉的疼爱，她小心翼翼地替贾母关怀宝玉，哪敢去招惹？王夫人最忌讳这种事情。她又是凤姐的亲姑姑加顶头上司，凤姐肯定是要全心全意替王夫人照看宝玉的，哪里会干这种事情？那简直是要了王夫人的命！另外，宝玉根本不喜欢凤姐，他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在凤姐那儿多待一刻都不耐烦。怎会和她亲热？袭人视宝玉为“禁脔”—连奶母都被挤走了，任何和宝玉的近距离接触，都很难逃得过袭人这个贴身人的眼睛，宝玉如果要搞这种事，也只能和袭人搞。书里明明写着，袭人是宝玉“万事起头”的人，两人的试验是宝玉的第一次。所以，如果凤姐要养宝玉的话，也不可能是在那次试验之前，只能是以后，而那时宝玉袭人两人已经十分亲密，凤姐哪儿能瞒得过袭人的眼睛？另外还有晴雯，宝玉和袭人那么秘密，都没完全瞒过晴雯。何况别人呢？贾母一直留心观察宝玉和女孩子们，什么也没发现。凤姐自己身边除了平儿，天天还围着一群男女助手，怎么可能有这种机会？

2、凤姐贾瑞不可能

凤姐根本看不上他。贾瑞从来就没碰到过凤姐一根汗毛。在镜子里倒有，但不能算数。真实世界中，贾瑞只是在偶遇凤姐时作出了一些不堪的举动。对他们两人关系的评价，用和凤姐很亲近的贾蓉的一句话最恰当，曰：凤姑娘那样刚强，瑞叔还想他的帐。（六十三回）

贾瑞仅仅就是想凤姐的账而已。再一个，如果已经有过这种事，贾瑞也不可能那么朝思暮想、废寝忘食的，连命都不顾了。只有对从未得手的女人，他才会如此狂热。

3、凤姐贾蓉不可能

凤姐和贾蓉贾蔷当然是十分亲密了，要不然收拾贾瑞这种事也不会派他们去。但两人并非凤姐的小叔子，而且凤姐也不是真的和他们怎么样。如前所述，她玩小男人更多是要强，没有真的性关系。她并不以此为乐。平儿也证明过凤姐是有底线、有分寸的。他们最多也就是说说笑笑，动动手脚，谈论些不足为外人道的事情。说起来，贾蓉见了尤二姐的那幅德性，可比见凤姐时“亲热”多了。他敢在凤姐面前这样吗？凤姐要保持自己治家的威严，就绝不会这么不尊重。若让贾蓉贾蔷如此轻薄放肆，捏了自己的短儿，以后还怎么说人？

4、尤氏宝玉不可能

尤氏一味巴结贾珍，哪敢不守妇道？“养小叔子”的人，必须有相当的“自由度”才行。这个“自由度”，其实就是权力。尤氏虽然地位很高，但实际上没什么权力，也没有后台靠山。在东西两府都是个唯唯喏喏的配角，西府的婆子都敢怠慢她。她最威风的时候也就是和惜春吵架怄气。偶尔和凤姐开个玩笑，算是最有面子，最象个主子的时候了—瞧，这么牛的凤姐，我都能和她开玩笑。所以尤氏一见凤姐就去开玩笑。书中描写：这尤氏一见凤姐，必要嘲笑一番的。尤氏这样做，是提醒大家自己虽然没权力，还是有地位的，是不可以怠慢的，于是找回一些做主子的感觉。这其实也是尤氏给读者的基本印象。“养小叔子”这种奢侈、“潇洒“的事，根本和她沾不上边。更别说“养”宝玉这条“活龙”了。还有，她凭什么“养”？她的姿色？还是有宝钗或多姑娘那样的“世人都没有的好处”？如果有姿色或“好处”，为什么贾珍对她没什么反应？或是有别人没有的稀罕东西？宝玉根本不喜欢稀罕东西，而且他见过和拥有的稀罕东西只会比尤氏的更多。最后，宝玉和袭人的特殊关系，也使宝玉彻底摆脱了在“养小叔子”一事中的嫌疑。凤姐权力这么大，又离宝玉这么近，都不可能。何况远在宁府，权力又小的尤氏呢？

5、尤氏和贾琏也不可能

贾珍贾琏的关系再好，再会“破例”，也不可能共享老婆。尤二姐只是贾琏之妾，即便贾琏十分大方，贾珍都不好意思共享，只敢打尤三姐的主意，何况正配呢？贾琏整天琢磨的是他爹贾赦的妾，哪有心思找尤氏？

6、有读者认为焦大喝多了胡说八道，所以不必深究。或者说只有爬灰是真，养小叔子是乱讲的。这种说法也不对。因为众小厮的反应是“唬的魂飞魄散”，这就证明焦大说到了点子上。否则，众小厮的反应一定是“义愤填膺”。而且焦大所说的两件事必然都对榫。只要有一件不实，众小厮照样会“义愤填膺”，贾蓉凤姐等人也就会理直气壮地喊打喊罚了，用不着“装没听见”。另外，焦大是动了感情的：“我要往祠堂里哭太爷去。”难道他要为子虚乌有的事去祠堂里哭一场？那句“胳膊折了往袖子里藏”比喻得更为生动，说明宁府曾经硬生生地把这个家丑忍了下来，整个事件是经历过发生、议论、忍受、平息等阶段的，绝非无稽之谈。焦大可能当时就不服，早就憋了一肚子的想法。此时和贾蓉斗嘴，被激怒，所以才捅将出来，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揭丑！所以这肯定不是喝醉了胡说，而是压抑已久的心里话。正因为喝了点儿酒，他才更有胆量说出来。俗话说：酒后吐真言。

其实“养小叔子”并不复杂。之所以成了一个谜，关键就在于很多人不愿、不忍、不敢正视秦可卿的淫荡，反为她开脱，想当然地说她是“爬灰”的受害者。既然是一个被迫的受害者，秦可卿就不太可能再去“养小叔子”了。别的人选也都不合适，这样一来，“养小叔子”就成了无头案。所以，如果明白“爬灰”是秦可卿主动的话，“养小叔子”自然也非秦可卿莫属。此类破事儿，有的，就越发地有，没有的，也就都没有，这在古今中外都是常识。

所谓的“谜”，就是这样的简单：“爬灰”和“养小叔子”都是秦可卿的杰作。故而，作者才会非常严厉地判她一句：“擅风情，秉月貌，便是败家的根本”！

秦可卿有不少小叔子。她养的是谁呢？可能性最大的便是那个宁府的正牌玄孙，和贾珍贾蓉都有些不清不楚的贾蔷。贾蔷另外还和薛蟠有一腿，又和贾蓉一样跟凤姐关系密切。在这乱作一团的关系之外，他又和龄官有一段比较真挚的、比较缠绵的感情，甚至将宝玉都搞得很失落。这么一位令人眼花缭乱的“情圣”级的人物，出入宁府之中，如果与秦可卿无染，倒真是奇怪了！一来对不起秦可卿屋里那一堆陈设，二来对不起宁府那顶风臭十里的名声。秦可卿和贾珍贾蓉都搞过，贾蔷也和贾珍贾蓉都搞过，秦可卿养贾蔷，不是很自然吗？宁府那“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只怕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的名声，分明是将外院内闱一起骂在里面了，贾珍贾蓉贾蔷早有定论，内眷又是指谁？总不会是尤氏吧。

另外，焦大在宁府的人际关系不会好，他应该是一个人人远之的被孤立者。这种人往往消息不是很灵通。而连他都知道的事情，其传播的深度和广度可想而知，应该是全府人民都知道的。小厮们的“魂飞魄散”，正说明他们不但对此事心知肚明，而且对议论此事的后果同样心知肚明。焦大之骂，真象小女孩评论走在大街上的 “裸帝”一样，一针见血地道出了人人皆知，又人人缄口的事实！正所谓“破坏潜规则”也。

四、学堂风波

秦钟因为“傍”上了宝玉，终于得到了上学的机会。可是很快就引起议论，有了不干不净的名声。当事的四个人，金荣独不服秦钟，他的心态是：
“秦钟不过是贾蓉的小舅子，又不是贾家的子孙，附学读书，也不过和我一样。他因仗着宝玉和他好，他就目中无人。他既是这样，就该行些正经事，人也没的说。他素日又和宝玉鬼鬼祟祟的，只当人都是瞎子，看不见。今日他又去勾搭人，偏偏的撞在我眼睛里。就是闹出事来，我还怕什么不成？”（第十回）

仔细看看这一句：“他既是这样，就该行些正经事，人也没的说”。金荣并不是什么好人，干的也不是什么好事情，但他仍然觉得“有的说”，原因就在于秦钟没象他姐姐那样低调，向大家“行些正经事”，反而“目中无人”。

金荣的亲戚也对秦钟很不服气：
璜大奶奶不听则已，听了，一时怒从心上起，说道：“这秦钟小崽子是贾门的亲戚，难道荣儿不是贾门的亲戚？人都别忒势利了，况且都作的是什么有脸的好事！就是宝玉，也犯不上向着他到这个样。等我去到东府瞧瞧我们珍大奶奶，再向秦钟他姐姐说说，叫他评评这个理。”（第十回）

真是有意思，“况且都作的是什么有脸的好事”，说谁呢这是？只是说宝玉和秦钟吗？秦可卿的人际关系应该很好啊，可是为何如此受人鄙视？平常若行得好，干些 “正经事”，别人也“没的说”。一旦有了什么冲突，别人的肝火似乎特别旺盛，迫不及待地就要跟她撕破脸皮，一点儿亏都不愿意吃。什么“秦钟小崽子”，“秦钟他姐姐”这种称呼都出来了，一点儿也不客气。焦大的爆发，不就是让他深更半夜送“秦相公”引起来的吗？

秦可卿的“心重”，正是因为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外的名声，所以有些抬不起头来。虽然外表对大家取亲善态度，大家面子上也都让她过得去，但实际上心中不愤儿的大有人在。一有借口或来由，便都气势汹汹地要来揭开这层盖子。有理没理，都下意识地觉得比秦可卿有理。秦可卿承受的心理压力，可想而知。现在连她弟弟都带上了同样的名声，怎不令她伤心沮丧？她的反应是：

又是恼，又是气。恼的是那群混帐狐朋狗友的扯是搬非，调三惑四的那些人，气的是他兄弟不学好，不上心念书，以致如此学里吵闹。她听了这事，今日索性连早饭也没吃。（第十回）

双方的反应很是耐人寻味。地位低、不受宠的一方愤愤不平、不依不饶。而地位高、受宠爱的一方心事重重、不思饮食。弱者反占据了心理优势，即使他们并不是什么好人，在这件事上也并不是多么有理。秦可卿努力维持的面子，薄得如同一张窗户纸，轻易就会被人捅破。她对人言物议的极端敏感，别人的气势汹汹、“理直气壮”，都说明这张窗纸早已破烂不堪、聊胜于无。

可见，这类“长袖善舞”的女人，无论暗地里多么潇洒自如，在众人面前也始终是不敢见光、尴尬无比的。

不过，“学堂风波”的收场倒是很有趣。自以为占据道德优势，气势汹汹地上门来问罪的璜大奶奶，惊讶地发现“秦钟他姐姐”居然深受贾珍和尤氏宠爱，根本就没有受到任何“应得的”歧视。贾珍尤氏不但和她同仇敌忾，而且还“心焦”得忙着找大夫。吓得璜大奶奶顿时蔫了，那一团正义的“盛气”“早吓的都丢在爪洼国去了”。不知道她回去以后，会不会嘱咐其他不知内情的人们：从此以后对“秦钟他姐姐”还是“敬重”些吧。无论“有的说”还是“没的说”，都别再说了。果能如此，贾珍尤氏对你还是会“待的很好”的，何乐而不为？宁学贾蓉当乌龟，不做焦大吃马粪。

今天也一样。即使你心里瞧不起这样的女人，你也别得罪她。最好的方法，也许就是象璜大奶奶那样，珍惜着贾珍尤氏的友谊，满意地走开吧，不要想那么多了！

五、判词

秦可卿的判词，更是直接了当地、无可辩驳地证明她是一个淫妇。请看：
情天情海幻情身，情既相逢必主淫。
漫言不肖皆荣出，造衅开端实在宁。

这里的“漫言不肖皆荣出”指的是荣府哪一位？是宝玉吗？《西江月》里的确说过宝玉是个不肖子孙，但那是反语。抄家虽然是因贾赦贾珍等引起，但抄出的铁证是一箱子债券，却是凤姐干的好事。其它的什么交接外官，逼死人命等，除了石呆子一事，很多都是凤姐借贾琏的名义搞的，也都算到了贾赦头上。真正的荣府不肖子孙应该是凤姐。

而“必主淫”、“造衅开端实在宁”指的是贾珍吗？前面所有的判词都是指向女性的，如果这一首突然间指向了贾珍，那就不能说是金陵十二钗了，应该是十一钗加一位珍大爷。虽然“贾珍”听起来是个很不错的女孩名字，但还是不能把他列入十二钗中吧。这些十分严重的评语，只能是属于秦可卿的。

作者在揭示诸钗的本质和结局的判词中，一反用词委婉的常态，直斥秦可卿，不再使用曲笔，也没有表示一丝同情或开脱，这有力地证明了秦可卿不是受害者，而是出于自己主动的选择或算计，是宁府首恶。

秦可卿和凤姐这两位惺惺相惜的当家少奶奶，正是宁荣二府两个最会惹祸、最能败家的不肖子孙！

《红楼梦》里的男人在各方面都不如女人，好也好不过，坏也坏不过。秦可卿更是“造衅开端”，比凤姐还会“造”。

再看曲子：
[好事终]画梁春尽落香尘。擅风情，秉月貌，便是败家的根本。箕裘颓堕皆从敬，家事消亡首罪宁。宿孽总因情。

“箕裘颓堕皆从敬”是指贾敬失职，“养不教，父之过”，没有教育好贾珍。“家事消亡首罪宁”是指在家族败落中宁府居首功。“败家的根本”则是“擅风情，秉月貌”。这总不是别人吧？除了秦可卿，宁府谁还有“风情”或“月貌”呢？难道是平庸的尤氏？

可是，仅仅擅长“风情”，又长得漂亮，有“月貌”，就是败家的根本吗？倘若秦可卿在“爬灰”中是被迫的受害者，又与“养小叔子”无涉的话，作者写出这样严重的判词和曲子，岂不是在伤害一个无辜的、可怜的、受伤害的女性？这样的作者，还说得出“女儿论”，写得出《红楼梦》吗？

判词和曲子，是透过神仙的法眼得出的结论，绝不会冤枉谁。作者对秦可卿用了“败家的根本”这样重的判词，实在是恰如其分的，因为她的“擅风情，秉月貌”，其实就是以色相谋私利，造成道德风气的败坏。

利用色相赚钱，是比较单纯、危害较小的普通妓女行为。而秦可卿的“擅风情，秉月貌”则是复杂、间接、危害巨大、影响深远的超级妓女行为。

普通妓女，单个也好，结伙也好，明娼也好、暗娼也好，都有一个共性：付出与回报当时就了断。明码标价，交易完成后就一拍两散。

高级妓女，通常保持独身，同时与一个或几个势力团体周旋。无明确的价格，也可能不收钱，换取的是情报、支持、实物等等，以追求更大的利益。

至于秦可卿之类的超级妓女，则以正经女人的面貌出现，甚至还为人妇、为人母、有家庭、有身份、有地位。但她们实质上仍是妓女本色。她们盯上的目标不是金钱或奢侈品，而是权力。她们最善于贴近握有最高权力或最有实力的人，从而获得其它类型的妓女们无法想象的巨大利益。

这种女人虽然交游广阔，实际上谁也不爱，只爱自己。秦可卿对鸳鸯说：
至于你我这个情，正是未发之情，就如那花的含苞一样，欲待发泄出来，这情就不为真情了。（第一百一十一回）

这个所谓“未发之情”就是指她们两人从来没有真正爱过任何一个人。鸳鸯是个黄花闺女，属于正常情况。而为人妻的秦可卿居然也没爱过任何男人，而且仍然把屋子布置成那样，这只能说明她是一个有“理想”、有“追求”、有“品味”的不象妓女的超级妓女。描述她卧室时所提到的一串历史上著名的时尚女人，基本上都是她的同行。这种女人不止会控制家庭，条件允许的话，她们还能控制社会，甚至整个国家。妲己那样的狐狸精，并不仅见于商朝，其实从来就没有断过。贾府就有一个，就是那位被称作“败家的根本”和“造衅开端”的秦可卿。

看清秦可卿的真面目，也就不难解释她的死亡之“谜”了。

六、秦可卿之死

秦可卿之死，一说是病死，一说是上吊。

病死有书中直写的许多证据。张太医看病，确定病因，指出此病已经耽误了，预计今年一冬还挺得过去，过了明年春分就会见分晓。（我觉得，张的意思是明年春分就差不多该死了。）后来凤姐几次去看她，发现她一天天严重，越来越没指望。秦可卿自己也觉得不过是挨日子，恐怕连年都熬不过。宝玉还当场哭过一场。然后凤姐直接答复尤氏说“没戏了”，并叮嘱她及早给秦可卿预备后事。尤氏说除了棺材其它都准备好了。后来凤姐对贾母的答复很委婉，贾母也沉默不语。这一系列的原文，都是很强的、无可辩驳的直接证据。

上吊的证据也有不少，只是不如病死的证据更强而已。其中最直接的证据是秦可卿的判词里画着一个美人悬梁自尽，但判词的画都是比喻，并不能直接解释。比如 “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总不能说黛玉在树林里上吊，宝钗“白雪裹尸”吧。上吊只是最为大众所认同的荡妇的死法而已，也比较入画。其它证据有：

1、秦可卿的鬼魂教鸳鸯如何去死时，做的示范动作是吊死。而且她还告诉鸳鸯的鬼魂说：“我在警幻宫中原是个钟情的首坐，管的是风情月债，降临尘世，自当为第一情人，引这些痴情怨女早早归入情司，所以该当悬粱自尽的。”（第一百一十一回）

2、死亡的突发性
秦可卿的死亡时间大约在“这年冬底”，比张太医预计得早，也出乎大家的预料—大家对张太医还是比较信服的，尤氏连棺材还没准备好，就是因为一时找不到好木材，但她估计还有一段时间去“慢慢的办”。没想到秦可卿突然死去，尤氏凤姐等虽有心理准备，仍然有些措手不及。书中还写到“彼时合家皆知，无不纳罕，都有些疑心”。这样看来，似乎又象是突发事件，比较符合上吊的结论。

3、瑞珠自杀
秦氏之丫鬟名唤瑞珠者，见秦氏死了，他也触柱而亡。此事可罕，合族人也都称叹。瑞珠之死，既可以解释成为主殉身，也可解释为受逼迫或杀人灭口。如果是后一种，则秦可卿就可能是自杀或其它非正常死亡。

虽然上吊说有不少证据，但我个人认为，还是病死说比较合理。

先看秦可卿此时的病情，坐都坐不起来。这样奄奄一息的人自己还能上吊？如果是别人帮她，为什么？杀人灭口？那也用不着这么着急嘛。她反正也活不了几天了。而且灭什么口？最严重最丑陋的事情不过就是“爬灰”和“养小叔子”。这两件屁事儿全府人民早已烂熟于胸，也就是不说出来而已，连个新闻都算不上。就算瑞珠要去告官，死无对证的事，她还能证明个什么？平息这种事儿，甚至都用不着贾珍出面，杀人灭口更没必要。

再有，从秦可卿对宁府的感激和死后对凤姐的嘱托看，她对贾府既感恩又关心，简直就是贾府的守护神，根本不存在伤害任何人的可能，谁会迫不及待地要她死？

最后，痴情司首坐“该当”悬粱自尽的，但她总在贾府游荡，恰恰说明她没有上吊。后来引着鸳鸯上了吊，由鸳鸯接掌痴情司，才算了结，各自归位。

所以秦可卿最可能是病死。她可能得的不是好病，也许是花柳病。病因含糊，病况更不好对人讲。将来身体可能还会发生可怕的生理变化，比如说鼻子脱落、面部变形等等。贾珍为她操办如此风光的葬礼，除了伤心之外，可能也有为她遮羞的意思。不过，若真是花柳病，倒有了一个上吊的理由。上吊可以帮助逃避痛苦、掩饰病变。尤其是在确知治愈无望的情况下。但她为什么不用吞金、服毒等更容易的方式呢？难道是为了惩罚自己，好去见宁荣二公之灵？而且她在阴间仍然愧疚，所以不遗余力地为贾府盘算，游荡在贾府，接引着一个个魂灵，成了一位守护者？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个猜测。除此而外，我再找不出上吊的理由。而且，就算这勉强是个理由，上吊的动静也太大，实在不好操作。至少她一个人肯定做不出来，必须有人帮忙。如果是后来自杀的瑞珠帮她的话，这丫头的身体和心理素质也算可以了，怎么还自杀？所以，平心而论，还是病死说最为稳妥。她的死之所以令人疑心，其实另有原因，在《事件篇》中有详细分析。

秦可卿的身世很可怜，是从养生堂抱来的弃婴。她对同是弃婴的弟弟秦钟期望甚高，说明她还是有向上、向善之心的。可惜秦钟这小子居然在送灵停灵期间和小尼姑乱搞，一点悲伤之情都没有，真是个没心没肺的家伙。也不知秦业都给这姐弟俩教的什么。

秦钟临死前，一批小鬼来抓他，看来他是下到阴间去了。而秦可卿呢？她却始终在贾府徘徊，后来才得以进入情天。她在通灵世界中的身份很特殊，是警幻仙子的妹子，但她却没有神仙称号，只有小名和字。她的容貌和身体兼具黛玉宝钗两人之优点，号称“兼美”，绝对是个美女，但这并不是说她比黛玉宝钗都漂亮。黛玉的容貌让人魂飞魄散，身体却是“弱柳扶风”，不太丰满。宝钗容貌一般，但肉体让人发呆。“兼美”的意思就是说秦可卿容貌和身体都很有魅力，很吸引人。“兼”并没有“超”的意思。若论容貌，她并不象黛玉，而和香菱相象。所以只能属于第二级，所有象黛玉的女子，应该都比她漂亮，包括晴雯、尤三姐、龄官等人。

很多读者都同情秦可卿。尤其是只看过电视剧的人们，都相信秦可卿是个可怜的受害者、弱女子。甚至还因此反感作者的判词，认为作者对一个受逼迫的可怜女人太过苛刻，是出于作者的时代或个人的“局限性”，云云。研究红学的人们围绕她的身世也做了很多文章。我却认为秦可卿既不可怜，也很简单，并没有那么多高深莫测的“谜”。作者给她的判词也是恰如其分的。她只是一个历史和现实中屡见不鲜的淫妇而已。当然，她是很高档、很有“品味”的那类淫妇。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凡事总要比较, 才能知道, 才能吓上一跳. 人家凤姐和探丫头都有各种各样的掣肘, 要么是人际关系搞不好, 要么是庶出没地位, 但两位”非全才”都干出了一些漂亮事.相比之下, 薛全才在薛家, 乃至贾家, 人际关系那么好, 地位那么高, 薛家却仍然一天比一天抽抽, 这是何道理呢?

难道是大势所趋, 全世界人民都在抽抽? 此论不立, 因为孙绍祖家就搞得挺红火.

或者是二势所趋, 四大家族都在抽抽? 此论也不立, 因为赖妈妈家就搞得挺红火. 探丫头的主意, 原创就是赖妈妈家.

不管事的薛全才, 算哪门子的全才? 管事而又管不好的薛全才, 又算哪一门子的全才?

其实一点儿也不奇怪. 她说了TM半天, 硬是一笔也没画! 出的那个精彩的主意, 别的效果没有, 先要花上一大笔银子!

小蟠蟠虽然是”头一个最喜送钱与人的”, 但他的才能比薛全才差得太远, 所以只是”喜送”, 而不是”会送”, “善于送”.

薛家最”会”送钱与人的, 最”善于” 送钱与人的, 只能是这位薛全才了. 不信去翻翻书, 算算那一起螃蟹宴花了多少? 再看看经薛全才之手送出去的衣服(包括活人和死人的), 食品, 药材, 纪念品, [...]]]> 薛家是谁在管事? 是薛阿姨吗? 是小蟠蟠吗? 薛全才在家中的地位如何? 说话的份量又如何?

凡事总要比较, 才能知道, 才能吓上一跳. 人家凤姐和探丫头都有各种各样的掣肘, 要么是人际关系搞不好, 要么是庶出没地位, 但两位”非全才”都干出了一些漂亮事.相比之下, 薛全才在薛家, 乃至贾家, 人际关系那么好, 地位那么高, 薛家却仍然一天比一天抽抽, 这是何道理呢?

难道是大势所趋, 全世界人民都在抽抽? 此论不立, 因为孙绍祖家就搞得挺红火.

或者是二势所趋, 四大家族都在抽抽? 此论也不立, 因为赖妈妈家就搞得挺红火. 探丫头的主意, 原创就是赖妈妈家.

不管事的薛全才, 算哪门子的全才? 管事而又管不好的薛全才, 又算哪一门子的全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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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的全才, 不抽抽才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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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艳冠群芳 VS 薛宝琴

7. 任是无情也动人 VS 整哭了一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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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冷香 VS 体内生来一股热毒

17. 清静女儿 VS 国贼禄鬼

18. 可叹停机德 VS 撕掳人命案

看到了吧, 无处不矛盾! 书里只要是有夸她的”上联”, 就必然会找到相应的贬她的下联!

所以, 总的横批就是: 表里不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