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梦溪先生在《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中把“宝黛孰优孰劣”称为“红学的第一大公案”。可见问题的复杂性。由于薛宝钗是红楼梦主要人物之一，不理解薛宝钗，就不能说理解了红楼梦，因此有必要对薛宝钗作深入的分析。大家知道，红楼梦臧否人物有个重要标准，即“清”、“浊”。

如贾宝玉说：“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第2回）

“原来天生人为万物之灵，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因有这个呆念在心，把一切男子都看成混沌浊物，可有可无。”（第20回）

可见作者喜“清”厌“浊”。什么是“清”呢？“清”就是纯洁、善良。

林黛玉是“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

晴雯是：“其为质则金玉不足喻其贵，其为性则冰雪不足喻其洁”。

妙玉是：“气质美如兰，才华阜比仙。天生成孤僻人皆罕。你道是啖肉食腥膻，视绮罗俗厌。却不知太高人愈妒，过洁世同嫌。可叹这，青灯古殿人将老，辜负了，红粉朱楼春色阑。到头来，依旧是风尘肮脏违心愿。好一似，无瑕白玉遭泥陷，又何须，王孙公子叹无缘。”

这些都是“清”、“洁”。“原来天生人为万物之灵，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说明在作者的眼里，女儿都是“清”“洁”的。

不仅如此，红楼梦盛赞“清”“洁”的品格。如赞美海棠的高洁品质：“玉是精神难比洁，雪为肌骨易销魂”； “花因喜洁难寻偶，人为悲秋易断魂。”

但是，薛宝钗是个例外。第三十六回写道:

“或如宝钗辈有时见机导劝，反生起气来，只说‘好好的一个清净洁白女儿,也学的钓名沽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这总是前人无故生事，立言竖辞，原为导后世的须眉浊物。不想我生不幸，亦且琼闺绣阁中亦染此风，真真有负天地钟灵毓秀之德!’”

在作者眼里，薛宝钗不像别的女孩子一样“清净洁白”，而是“入了国贼禄鬼之流”的、“有负天地钟灵毓秀之德”的“浊物”。 所谓“国贼禄鬼”，就是贾雨村之类人物。作者最鄙视贾雨村之类的贪官污吏，所以作者说宝钗“入了国贼禄鬼之流”，是对宝钗很严厉的谴责。薛宝钗是作者贬谪的一个人物毋庸置疑。

一、无情的薛宝钗

第五回写道：“宝钗行为豁达，随分从时，不比黛玉孤高自许，目无下尘，故比黛玉大得下人之心。便是那些小丫头子们，亦多喜与宝钗去顽。”

这是人们对薛宝钗的看法。这种看法是对的吗？薛宝钗真的值得下人喜爱吗？

其实，人们被薛宝钗的假象迷惑了。在金钏落井死后，薛宝钗在第一时间赶到王夫人那里，对王夫人说：“姨娘是慈善人，固然这么想。据我看来，他并不是赌气投井。多半他下去住着，或是在井跟前憨顽，失了脚掉下去的。他在上头拘束惯了，这一出去，自然要到各处去顽顽逛逛，岂有这样大气的理！纵然有这样大气，也不过是个糊涂人，也不为可惜。”

又说：“姨娘也不必念念于兹，十分过不去，不过多赏他几两银子发送他，也就尽主仆之情了。”

这说明，在薛宝钗的心中，奴婢是没有什么地位的，死了也不可惜。“不过多赏他几两银子发送他，也就尽主仆之情了。”这种思想与其兄薛蟠“人命官司一事，他竟视为儿戏，自为花上几个臭钱，没有不了的”（第四回）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无视人民生命的贵族阶级思想。

宝钗上述的话，只对王夫人说，其他人是不知道的。作者这样写道：“却说宝钗来至王夫人处，只见鸦雀无闻，独有王夫人在里间房内坐着垂泪。”“独有王夫人”，没有第三人。作者行文滴水不漏。如果有第三人在场，宝钗也不会说这样无情的话。

因此，下人心目中善良、体贴、可亲可爱的宝姐姐形象，只是一个假象。冷酷无情才是薛宝钗的本质。

在作者心里，奴婢们的生命是无比珍贵的。“千红一窟”、“万艳同悲”反映的正是奴婢的悲惨命运。薛宝钗虽然没有害死金钏，但其无视生命的立场，正是作者要谴责的。这样的人，如果是男子当了官，也会象贾雨村之流一样贪赃枉法。为了讨好上级，也可以制造冤假错案。因此作者说她入了“国贼禄鬼”之流、天生带有“内毒”、“任是无情也动人”等等，不是泛泛之笔，而是对宝钗丑恶本质的揭露。

又如香菱想学诗，宝钗完全不理会。而林黛玉则教会了香菱作诗。这说明在林黛玉是真诚待人的，心里完全没有等级观念；而在宝钗心里，奴婢根本不配学诗。

二、利欲熏心的薛宝钗

第三十四回写到：

（宝钗）暗暗想道：“打的这个形像，疼还顾不过来，还是这样细心，怕得罪了人，可见在我们身上也算是用心了。你（宝玉）既这样用心，何不在外头大事上做工夫。

什么叫“外头大事”？无非是象贾雨村一样，当官发财，争权夺利，鱼肉人民。可见宝钗对权利、金钱有强烈的欲望。

她希望宝玉“在外头大事上做工夫”，那么她自己做什么呢？

第五十七回写到：

一语未了，忽见湘云走来，手里拿着一张当票，口内笑道：“这是个帐篇子？”黛玉瞧了，也不认得。地下婆子们都笑道：“这可是一件奇货，这个乖可不是白教人的。”宝钗忙一把接了，看时，就是岫烟才说的当票，忙折了起来。

人们一般认为，宝钗忙把当票折起来，是为了避免岫烟难堪，说明宝钗体贴人、善解人意。其实不然。这段描写，恰恰是对宝钗的深刻鞭挞。为什么？作品接着写到：

湘云黛玉二人听了方笑道：“原来为此。人也太会想钱了，姨妈家的当铺也有这个不成？”众人笑道：“这又呆了。‘天下老鸹一般黑’，岂有两样的？”薛姨妈因又问是那里拾的？湘云方欲说时，宝钗忙说：“是一张死了没用的，不知那年勾了帐的，香菱拿着哄他们顽的。”

这段话是说：开当铺都是很会想钱的（重利盘剥，贪得无厌）。薛家开当铺，所以也是很会想钱的。“天下老鸹一般黑”，薛家也是很黑的。正因此，宝钗怕自家开当铺的事让姐妹们知道，所以不敢承认是自家当铺的当票，而说是一张过期的死票。宝钗是为自己遮羞。作者借此鞭挞了贪钱的宝钗。

人们或者会说：当铺是薛姨妈经营的，跟宝钗何干。其实不然。第四回写道：

（宝钗）自父亲死后，见哥哥不能依贴母怀，他便不以书字为事，只留心针黹家计等事，好为母亲分忧解劳。

这家计自然包括打理薛家庞大的当铺生意。第五十七回写道：

薛姨妈用手摩弄着宝钗，叹向黛玉道：“你这姐姐就和凤哥儿在老太太跟前一样，有了正经事就和他商量，没了事幸亏他开开我的心。我见了他这样，有多少愁不散的。”

从宝钗瞒当票这件事可以看出，宝钗的心机、城府、权变远在其母之上。因为宝钗知道开当铺是不光彩的事，并且用一句“死票”就把自己的危机化解了。而其母还傻乎乎地追问当票的来由，不知道这会使自己出丑。

宝钗的处事能力在处理薛蟠被柳湘莲痛打事件中也得到充分表现。书中写道：

薛 姨妈又是心疼，又是发恨，骂一回薛蟠，又骂一回柳湘莲，意欲告诉王夫人，遣人寻拿柳湘莲。宝钗忙劝道：“这不是什么大事，不过他们一处吃酒，酒后反脸常 情。谁醉了，多挨几下子打，也是有的。况且咱们家无法无天，也是人所共知的。妈不过是心疼的缘故。要出气也容易，等三五天哥哥养好了出的去时，那边珍大爷 琏二爷这干人也未必白丢开了，自然备个东道，叫了那个人来，当着众人替哥哥赔不是认罪就是了。如今妈先当件大事告诉众人，倒显得妈偏心溺爱，纵容他生事招 人，今儿偶然吃了一次亏，妈就这样兴师动众，倚着亲戚之势欺压常人。”薛姨妈听了道：“我的儿，到底是你想的到，我一时气糊涂了。”（第四十七回）

可见宝钗心智远在其母之上，是薛家的主心骨。宝钗协助母亲打理着薛家的当铺生意。这“天下老鸹一般黑”，是包括宝钗的。宝钗是一个对权利、金钱有强烈欲望的“浊物”。

三．狠毒的薛宝钗

（一）、薛家进驻贾府的目的

薛家进京，有三个地方可住：一是薛家的老房子，收拾一下就可以住；二是王子腾家；三是贾府。

三个地方，首先应该是自己家。其次是母舅王子腾家，因为母舅比姨妈亲。所以薛蟠的第一反应就是住王子腾家。书中写道：

薛 蟠心中暗喜道：“我正愁进京去有个嫡亲的母舅管辖着，不能任意挥霍挥霍，偏如今又升出去了，可知天从人愿。”因和母亲商议道：“咱们京中虽有几处房舍，只 是这十来年没人进京居住，那看守的人未免偷着租赁与人，须得先着几个人去打扫收拾才好。”他母亲道：“何必如此招摇！咱们这一进京，原该先拜望亲友，或是 在你舅舅家，【甲戌侧批：陪笔。】或是你姨爹家。【甲戌侧批：正笔。】他两家的房舍极是便宜的，咱们先能着住下，再慢慢的着人去收拾，岂不消停些。”（第四回）

自己有房不住，母舅家不住，偏偏选择亲戚家贾府住。薛姨妈说“慢慢的着人去收拾”，但一直没有收拾搬回去住。薛姨妈甚至说：

你的意思我却知道，守着舅舅、姨爹住着，未免拘紧了你，不如你各自住着，好任意施为。你既如此，你自去挑所宅子去住。我和你姨娘，姊妹们别了这几年，却要厮守几日，我带了你妹子投你姨娘家去，【甲戌侧批：薛母亦善训子。】你道好不好？”

这就是说，宁可一家人分开，宁可放弃对薛蟠的约束管教（“薛母亦善训子”是讽刺薛母），薛姨妈和宝钗也一定要住进贾府。可见住进贾府才是薛家母女的目的。所以脂批说“住舅舅家”是“陪笔”，住“姨爹家”才是“正笔”——根本目的。

那么薛家为什么一定要住进贾府？为什么一住就不走了？难道真如薛姨妈所言，“姊妹们别了这几年，却要厮守几日”吗？当然不是。

第八回回目是“比通灵金莺微露意，探宝钗黛玉半含酸”。微露何意？

书中写道：“莺儿嘻嘻笑道：‘我听这两句话，倒象和姑娘的项圈上的两句话是一对儿。’”

“宝玉看了，也念了两遍，又念自己的两遍，因笑问：‘姐姐这八个字倒真与我的是一对。’莺儿笑道：‘是个癞头和尚送的，他说必须錾在金器上……’宝钗不待说完，便嗔他不去倒茶，一面又问宝玉从那里来。”

所以“微露意”就是“金玉是一对”的流言。与此同时，薛母也到处散布流言。第二十九回写道：

薛宝钗因往日母亲对王夫人等曾提过“金锁是个和尚给的，等日后有玉的方可结为婚姻”等语，所以总远着宝玉。

到此薛家进住贾府的目的已经很清楚了，即宝钗要嫁给宝玉。只要薛家一天不搬出贾府，就说明薛家一天不放弃这个企图。在以后的日子里，薛家母女在贾府所作的一切，主要就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薛家所以要与贾家联姻，是因为薛父已死，薛家需要政治保护伞。而贾府不仅地位显赫，还有元春做后台，所以是薛家最理想的目标。

（二）、宝钗是“金玉良缘”计划的主谋和实施者

也许有人说，“金玉良缘”是和尚说的，与薛家母女没关系。

其实，只要我们仔细分析，所谓的“金玉良缘”带有浓厚的政治寓言色彩。因为中国古代的算命说，依据的是人的生辰八字，或五行属相，六冲六合等等。比如属兔的与属鸡的结合，叫六冲(卯酉冲)，婚姻会不顺。论八字就更细一点，要论天干地支八字冲合。如果和尚要为宝钗算命，只能说以后找个属土、属金的人，或找一个属鸡、属狗的人，而人的属相依据的是人出生的年份。因此“金玉良缘”在古代算命术里找不到依据。这是其一。

其二，如果说佩金的叫做有金（宝钗），那么佩玉的就叫有玉，而不一定要象贾宝玉那样含玉而诞才算有玉。而天下佩玉的男子多的是，宝钗可以找任何一个佩玉的男子成亲。同样，宝钗佩金项圈叫有金，那么史湘云佩金麒麟也叫有金，宝玉与湘云结合也叫“金玉良缘”。

因此，这个说不清道不明的所谓的“金玉良缘”预言，不可能出自和尚之口，而只能是薛家的捏造。这个谎言，局外人是无法理解的，而对于贾、薛两家来说又是不言而喻的。所以薛家带着这个谎言走进贾府，而且长住不走，其用心路人皆知。

那么这个谎言又是谁捏造的呢？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出，宝钗是薛家的主脑。无论在见识、心机、城府或学识方面，宝钗都远在其母之上。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宝钗是“金玉良缘”谎言的制造者，至少也是积极的参与者。

作者说宝钗“总远着宝玉”。其实不然。第二十六回写道：“黛玉便以手扣门。谁知晴雯和碧痕正拌了嘴，没好气，忽见宝钗来了，那晴雯正把气移在宝钗身上，正在院内抱怨说：‘有事没事跑了来坐着，叫我们三更半夜的不得睡觉！’忽听又有人叫门，晴雯越发动了气，也并不问是谁，便说道：‘都睡下了，明儿再来罢！’”

第三十六回写道：

宝 钗便顺着游廊来至房中，只见外间床上横三竖四，都是丫头们睡觉。转过十锦槅子，来至宝玉的房内。宝玉在床上睡着了，袭人坐在身旁，手里做针线，旁边放着一 柄白犀麈。宝钗走近前来，悄悄的笑道：“你也过于小心了，这个屋里那里还有苍蝇蚊子，还拿蝇帚子赶什么？”袭人不防，猛抬头见是宝钗，忙放下针线，起身悄 悄笑道：“姑娘来了，我倒也不防，唬了一跳”……袭人道：“今儿做的工夫大了，脖子低的怪酸的。”又笑道：“好姑娘，你略坐一坐，我出去走走就来。”说着便走了。宝钗只顾看着活计，便不留心，一蹲身，刚刚的也坐在袭人方才坐的所在，因又见那活计实在可爱，不由的拿起针来，替他代刺。

“有事没事跑了来坐着，叫我们三更半夜的不得睡觉”， 为宝玉绣兜肚，反映了宝钗是如何频频接触、想方设法亲近宝玉的。

宝琴出现以后，贾母马上喜欢上了薛琴。宝钗就说道：“我就不信我那些儿不如你（宝琴）。”（四十九回）这说明宝钗一直在努力争取“宝二奶奶”的位置，是“金玉良缘”计划的积极参与者。

（三）、宝钗知道“金玉良缘”计划必然置林黛玉于死地

宝钗追求宝玉本身没有错。但是，“金玉良缘”是以牺牲林黛玉为前提的。宝钗一步步实施“金玉良缘”计划的过程，就是把林黛玉一步步逼到绝境的过程。

从“金玉良缘”流传开始，林黛玉就承受了巨大的心里压力。

第二十八回，黛玉道：“我没这么大福禁受，比不得宝姑娘，什么金什么玉的，我们不过是草木之人！”

第二十九回写道：

“那 林黛玉心里想着：‘你心里自然有我，虽有“金玉相对”之说，你岂是重这邪说不重我的？我便时常提这“金玉”，你只管了然自若无闻的，方见得是待我重，而毫 无此心了。如何我只一提“金玉”的事，你就着急，可知你心里时时有“金玉”，见我一提，你又怕我多心，故意着急，安心哄我。’”

“那宝玉又听见他说‘好姻缘’三个字，越发逆了己意，心里干噎，口里说不出话来，便赌气向颈上抓下通灵宝玉，咬牙恨命往地下一摔，道：‘什么捞什骨子，我砸了你完事！’偏生那玉坚硬非常，摔了一下，竟文风没动。宝玉见没摔碎，便回身找东西来砸。”

第三十二回宝玉对黛玉说道：“你皆因总是不放心的原故，才弄了一身病。但凡宽慰些，这病也不得一日重似一日。”

这说明林黛玉是心病，而宝钗母女的抢婿阴谋，是造成林黛玉病情一日重似一日的原因。

为此，宝玉对“金玉良缘”做了激烈的反抗。第二十八回，宝玉正与黛玉在一起，宝钗进来了。宝玉就说道：

“老太太要抹骨牌，正没人呢，你抹骨牌去罢。”宝钗听说，便笑道：“我是为抹骨牌才来了？”说着便走了。

宝玉向宝钗下了逐客令，使宝钗好不尴尬。

在宝钗为宝玉绣兜肚时，“忽见宝玉在梦中喊骂说：‘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什么是金玉姻缘，我偏说是木石姻缘！’薛宝钗听了这话，不觉怔了。”（第三十六回）

贾宝玉甚至用砸玉的办法，来表示对林黛玉忠贞不二的爱情。第二十九回写道：

那宝玉又听见他说“好姻缘”三个字，越发逆了己意，心里干噎，口里说不出话来，便赌气向颈上抓下通灵宝玉，咬牙恨命往地下一摔，道：“什么捞什骨子，我砸了你完事！”偏生那玉坚硬非常，摔了一下，竟文风没动。宝玉见没摔碎，便回身找东西来砸。

宝玉砸玉，一方面对林黛玉表示爱情，同时也告诉薛家母女：既然你们说金要配玉，我把玉砸了，没有了玉，看你们还配什么玉。

到第五十回，贾母细问宝琴的年庚八字并家内景况，有要与宝玉求配的意思。这引出了“慧紫鹃情辞试忙玉”的故事，说林黛玉要回苏州老家。

“宝玉听了，便如头顶上响了一个焦雷一般。紫鹃看他怎样回答，只不作声。”

“晴 雯见他呆呆的，一头热汗，满脸紫胀，忙拉他的手，一直到怡红院中。袭人见了这般，慌起来，只说时气所感，热汗被风扑了。无奈宝玉发热事犹小可，更觉两个眼 珠儿直直的起来，口角边津液流出，皆不知觉。给他个枕头，他便睡下；扶他起来，他便坐着；倒了茶来，他便吃茶。众人见他这般，一时忙起来，又不敢造次去回 贾母，先便差人出去请李嬷嬷。

“一 时李嬷嬷来了，看了半日，问他几句话也无回答，用手向他脉门摸了摸，嘴唇人中上边着力掐了两下，掐的指印如许来深，竟也不觉疼。李嬷嬷只说了一声‘可了不 得了’，‘呀’的一声便搂着放声大哭起来。急的袭人忙拉他说：‘你老人家瞧瞧，可怕不怕？且告诉我们去回老太太、太太去。你老人家怎么先哭起来？’李嬷嬷 捶床倒枕说：‘这可不中用了！我白操了一世心了！’袭人等他年老多知，所以请他来看，如今见他这般一说，都信以为实，也都哭起来。”

“黛 玉一听此言，李妈妈乃是经过的老妪，说不中用了，可知必不中用。哇的一声，将腹中之药一概呛出，抖肠搜肺，炽胃扇肝的痛声大嗽了几阵，一时面红发乱，目肿 筋浮，喘的抬不起头来。紫鹃忙上来捶背，黛玉伏枕喘息半晌，推紫鹃道：‘你不用捶，你竟拿绳子来勒死我是正经！’”（第五十七回）

这一情节告诉所有人，包括宝钗：宝、黛是一对不可分开的恋人。正如宝玉表白的那样：“活着，咱们一处活着；不活着，咱们一处化灰化烟。”将宝、黛分开，将产生不可预料的严重后果：宝、黛或疯或死。

也许是受到宝、黛的真情、悲情的感染，薛姨妈也一度对“金玉良缘”计划产生了动摇。她说：

我想宝琴虽有了人家，我虽没人可给，难道一句话也不说。我想着，你宝兄弟老太太那样疼他，他又生的那样，若要外头说去，断不中意。不如竟把你林妹妹定与他，岂不四角俱全？”（第五十七回）

考虑到宝玉和贾母爱黛玉，其他人“断不中意”，所以薛姨妈有改变初衷的打算。

尽管薛姨妈到处散布“金玉良缘”的谎言，但贾府上下都知道宝、黛是天生一对，也希望他们成为一对。就在薛姨妈说了上面这段话之后，就有人马上表示赞同。书中写道：

婆子们因也笑道：“姨太太虽是顽话，却倒也不差呢。到闲了时和老太太一商议，姨太太竟做媒保成这门亲事是千妥万妥的。”

到了此时，如果薛姨妈真是“慈姨妈”，宝钗真是黛玉的“金兰姐妹”，那么她们就应该终止“金玉良缘”计划，玉成宝、黛婚姻。

但 是，薛姨妈的话再没有下文，没有为黛玉提亲。是什么使薛姨妈言而无信？大家知道，薛姨妈是一个城府不深、心机不重的人。一时感情冲动就说了为黛玉提亲的话 是可以理解的。但宝钗不同。她是不会因感情冲动而改变计划的人。薛家长住贾府的目的就是抢婿，为了薛家的根本利益，她必须把“抢婿”进行到底。而她完全可 以、也只有她可以让薛姨妈放弃为黛玉提亲的想法。由于宝钗在薛家的主心骨地位，薛姨妈最后没有为黛玉提亲，宝钗脱不了干系。

为什么薛姨妈提亲对宝黛婚姻很重要呢？因为一直以来，她都在散布“金玉良缘”的谎言，而且成功地争取到了王夫人的支持。所以薛姨妈只说“宝兄弟老太太那样疼他”，而没有说到王夫人。解铃还须系铃人。要成全宝、黛婚姻，就必须放弃“金玉良缘”。所以薛姨妈的态度很重要。

由于宝、黛已经表达了“活在一起、死埋一块”的决心，因此，即使薛姨妈这段话不是真心，如果宝钗是个善良的人，如果宝钗为宝玉、黛玉着想，也可以做母亲的工作，停止“抢婿”计划。

但是没有，薛姨妈没有为黛玉提亲。这说明宝钗母女继续实施她们的“抢婿”计划。而宝钗很清楚，这一计划必然置林黛玉于死地。

（三）宝钗是“金玉良缘”计划的最有力“推手”

到第七十四回，发生了“惑奸谗抄检大观园”的事件。这一事件看似因“痴丫头误拾绣春囊”而起，其实其意义远远超出“误拾绣春囊”这件事本身。因为在这一事件中受迫害的不仅是当事人司棋，还包括与之毫无关系的晴雯、芳官等人。

而晴雯受迫害，表面看似乎是由于王善宝家的进谗言。书中写道：

王善保家的道：“别的都还罢了。太太不知道，一个宝玉屋里的晴雯，那丫头仗着他生的模样儿比别人标致些。又生了一张巧嘴，天天打扮的象个西施的样子，在人跟前能说惯道，掐尖要强。一句话不投机，他就立起两个骚眼睛来骂人，妖妖趫趫， 大不成个体统。”王夫人听了这话，猛然触动往事，便问凤姐道：“上次我们跟了老太太进园逛去，有一个水蛇腰，削肩膀，眉眼又有些像你林妹妹的，正在那里骂 小丫头。我的心里很看不上那狂样子，因同老太太走，我不曾说得。后来要问是谁，又偏忘了。今日对了坎儿，这丫头想必就是他了。”

但是，事情没这么简单。书中写道：

如今且说宝玉只当王夫人不过来搜检搜检，无甚大事，谁知竟这样雷嗔电怒的来了。所责之事皆系平日之语，一字不爽，料必不能挽回的。（第七十七回）

原 来王夫人自那日着恼之后，王善保家的去趁势告倒了晴雯，本处有人和园中不睦的，也就随机趁便下了些话。王夫人皆记在心中。因节间有事，故忍了两日，今日特 来亲自阅人。一则为晴雯犹可，二则因竟有人指宝玉为由，说他大了，已解人事，都由屋里的丫头们不长进教习坏了。因这事更比晴雯一人较甚，乃从袭人起以至于 极小作粗活的小丫头们，个个亲自看了一遍。

“所责之事皆系平日之语，一字不爽”，说明在此之前，就有人不断告密。王夫人对宝玉身边的事了如指掌。事情的发生是迟早的事。

那么谁是告密者？书中写到道：

宝玉听如此说，方回来，一路打算：“谁这样犯舌？况这里事也无人知道，如何就都说着了。”

宝玉道：“这也罢了。咱们私自顽话怎么也知道了？又没外人走风的，这可奇怪。”

宝玉道：“怎么人人的不是太太都知道，单不挑出你（袭人）和麝月秋纹来？”

袭人细揣此话，好似宝玉有疑他之意，竟不好再劝。

由于平时的一些“私自顽话”只有袭人知道，因此宝玉怀疑、读者也相信袭人是向王夫人告密的人。

但是，有一个人同样对宝玉身边的事了如指掌，那就是薛宝钗。第二十一回写道：

袭人叹道：“姊妹们和气，也有个分寸礼节，也没个黑家白日闹的！凭人怎么劝，都是耳旁风。”宝钗听了，心中暗忖道：“倒别看错了这个丫头，听他说话，倒有些识见。”宝钗便在炕上坐了，慢慢的闲言中套问他年纪家乡等语，留神窥察，其言语志量深可敬爱。

套：用计哄骗或诈诱。既然有第一次，以后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也就是说，宝钗利用了袭人。在袭人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宝钗完全可以通过诱骗的办法让袭人把知道的都讲出来，从而就可以对宝玉身边事了如指掌。

因此，可能向王夫人打小报告的，除了袭人，还有宝钗。

我们再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宝钗对宝玉身边的“人事安排”完全知情，甚至参与了这一安排。

第三十四回写道：

袭人忙回道：“……俗 语又说‘君子防不然’，不如这会子防避的为是。太太事情多，一时固然想不到。我们想不到则可，既想到了，若不回明太太，罪越重了。近来我为这事日夜悬心， 又不好说与人，惟有灯知道罢了。”王夫人听了这话，如雷轰电掣一般，正触了金钏儿之事，心内越发感爱袭人不尽，忙笑道：“我的儿，你竟有这个心胸，想的这 样周全！我何曾又不想到这里，只是这几次有事就忘了。你今儿这一番话提醒了我。难为你成全我娘儿两个声名体面，真真我竟不知道你这样好。罢了，你且去罢， 我自有道理。只是还有一句话：你如今既说了这样的话，我就把他交给你了，好歹留心，保全了他，就是保全了我。我自然不辜负你。”

王夫人所谓“不辜负”，就是给予袭人妾的待遇。而这个消息宝钗立刻知道了。第三十五回写道：

宝钗抿嘴一笑，说道：“这就不好意思了？明儿比这个更叫你不好意思的还有呢。”袭人听了话内有因，素知宝钗不是轻嘴薄舌奚落人的，自己方想起上日王夫人的意思来，便不再提。

而这个消息，王夫人在第三十六回时才告诉王熙凤。书中写道：

王夫 人想了半日，向凤姐儿道：“明儿挑一个好丫头送去老太太使，补袭人，把袭人的一分裁了。把我每月的月例二十两银子里，拿出二两银子一吊钱来给袭人。以后凡 事有赵姨娘周姨娘的，也有袭人的，只是袭人的这一分都从我的分例上匀出来，不必动官中的就是了。”凤姐一一的答应了，笑推薛姨妈道：“姑妈听见了，我素日 说的话如何？今儿果然应了我的话。”薛姨妈道：“早就该如此。模样儿自然不用说的，他的那一种行事大方，说话见人和气里头带着刚硬要强，这个实在难得。”

这说明宝钗比王熙凤和薛姨妈更早知道这一消息。而这一消息，王夫人到第七十八回才告诉贾母。王夫人对贾母说：

因此品择了二年，一点不错了，我就悄悄的把他（袭人）丫头的月分钱止住，我的月分银子里批出二两银子来给他。（第七十八回）

如果这件事与宝钗无关，那么王夫人不会无缘无故地提前把这一消息告诉她。由于薛姨妈亲自向王夫人说过宝钗“等日后有玉的方可结为婚姻”，因此王夫人提前把为宝玉选妾的事告诉她，说明王夫人已经内定宝钗为未来的儿媳妇。

在第五十回，薛姨妈只说“宝兄弟老太太那样疼他（黛玉）”，而没有说到王夫人。这也说明王夫人已经认可“金玉良缘”，否则薛家就没有继续长住贾府、继续实施“金玉良缘”计划的理由。

朱光东

刘梦溪先生在《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中把“宝黛孰优孰劣”称为“红学的第一大公案”。可见问题的复杂性。由于薛宝钗是红楼梦主要人物之一，不理解薛宝钗，就不能说理解了红楼梦，因此有必要对薛宝钗作深入的分析。大家知道，红楼梦臧否人物有个重要标准，即“清”、“浊”。

如贾宝玉说：“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第2回）

“原来天生人为万物之灵，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因有这个呆念在心，把一切男子都看成混沌浊物，可有可无。”（第20回）

可见作者喜“清”厌“浊”。什么是“清”呢？“清”就是纯洁、善良。

林黛玉是“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

晴雯是：“其为质则金玉不足喻其贵，其为性则冰雪不足喻其洁”。

妙玉是：“气质美如兰，才华阜比仙。天生成孤僻人皆罕。你道是啖肉食腥膻，视绮罗俗厌。却不知太高人愈妒，过洁世同嫌。可叹这，青灯古殿人将老，辜负了，红粉朱楼春色阑。到头来，依旧是风尘肮脏违心愿。好一似，无瑕白玉遭泥陷，又何须，王孙公子叹无缘。”

这些都是“清”、“洁”。“原来天生人为万物之灵，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说明在作者的眼里，女儿都是“清”“洁”的。

不仅如此，红楼梦盛赞“清”“洁”的品格。如赞美海棠的高洁品质：“玉是精神难比洁，雪为肌骨易销魂”； “花因喜洁难寻偶，人为悲秋易断魂。”

但是，薛宝钗是个例外。第三十六回写道:

“或如宝钗辈有时见机导劝，反生起气来，只说‘好好的一个清净洁白女儿,也学的钓名沽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这总是前人无故生事，立言竖辞，原为导后世的须眉浊物。不想我生不幸，亦且琼闺绣阁中亦染此风，真真有负天地钟灵毓秀之德!’”

在作者眼里，薛宝钗不像别的女孩子一样“清净洁白”，而是“入了国贼禄鬼之流”的、“有负天地钟灵毓秀之德”的“浊物”。
所谓“国贼禄鬼”，就是贾雨村之类人物。作者最鄙视贾雨村之类的贪官污吏，所以作者说宝钗“入了国贼禄鬼之流”，是对宝钗很严厉的谴责。薛宝钗是作者贬谪的一个人物毋庸置疑。

一、无情的薛宝钗

第五回写道：“宝钗行为豁达，随分从时，不比黛玉孤高自许，目无下尘，故比黛玉大得下人之心。便是那些小丫头子们，亦多喜与宝钗去顽。”

这是人们对薛宝钗的看法。这种看法是对的吗？薛宝钗真的值得下人喜爱吗？

其实，人们被薛宝钗的假象迷惑了。在金钏落井死后，薛宝钗在第一时间赶到王夫人那里，对王夫人说：“姨娘是慈善人，固然这么想。据我看来，他并不是赌气投井。多半他下去住着，或是在井跟前憨顽，失了脚掉下去的。他在上头拘束惯了，这一出去，自然要到各处去顽顽逛逛，岂有这样大气的理！纵然有这样大气，也不过是个糊涂人，也不为可惜。”

又说：“姨娘也不必念念于兹，十分过不去，不过多赏他几两银子发送他，也就尽主仆之情了。”

这说明，在薛宝钗的心中，奴婢是没有什么地位的，死了也不可惜。“不过多赏他几两银子发送他，也就尽主仆之情了。”这种思想与其兄薛蟠“人命官司一事，他竟视为儿戏，自为花上几个臭钱，没有不了的”（第四回）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无视人民生命的贵族阶级思想。

宝钗上述的话，只对王夫人说，其他人是不知道的。作者这样写道：“却说宝钗来至王夫人处，只见鸦雀无闻，独有王夫人在里间房内坐着垂泪。”“独有王夫人”，没有第三人。作者行文滴水不漏。如果有第三人在场，宝钗也不会说这样无情的话。

因此，下人心目中善良、体贴、可亲可爱的宝姐姐形象，只是一个假象。冷酷无情才是薛宝钗的本质。

在作者心里，奴婢们的生命是无比珍贵的。“千红一窟”、“万艳同悲”反映的正是奴婢的悲惨命运。薛宝钗虽然没有害死金钏，但其无视生命的立场，正是作者要谴责的。这样的人，如果是男子当了官，也会象贾雨村之流一样贪赃枉法。为了讨好上级，也可以制造冤假错案。因此作者说她入了“国贼禄鬼”之流、天生带有“内毒”、“任是无情也动人”等等，不是泛泛之笔，而是对宝钗丑恶本质的揭露。

又如香菱想学诗，宝钗完全不理会。而林黛玉则教会了香菱作诗。这说明在林黛玉是真诚待人的，心里完全没有等级观念；而在宝钗心里，奴婢根本不配学诗。

二、利欲熏心的薛宝钗

第三十四回写到：

（宝钗）暗暗想道：“打的这个形像，疼还顾不过来，还是这样细心，怕得罪了人，可见在我们身上也算是用心了。你（宝玉）既这样用心，何不在外头大事上做工夫。

什么叫“外头大事”？无非是象贾雨村一样，当官发财，争权夺利，鱼肉人民。可见宝钗对权利、金钱有强烈的欲望。

她希望宝玉“在外头大事上做工夫”，那么她自己做什么呢？

第五十七回写到：

一语未了，忽见湘云走来，手里拿着一张当票，口内笑道：“这是个帐篇子？”黛玉瞧了，也不认得。地下婆子们都笑道：“这可是一件奇货，这个乖可不是白教人的。”宝钗忙一把接了，看时，就是岫烟才说的当票，忙折了起来。

人们一般认为，宝钗忙把当票折起来，是为了避免岫烟难堪，说明宝钗体贴人、善解人意。其实不然。这段描写，恰恰是对宝钗的深刻鞭挞。为什么？作品接着写到：

湘云黛玉二人听了方笑道：“原来为此。人也太会想钱了，姨妈家的当铺也有这个不成？”众人笑道：“这又呆了。‘天下老鸹一般黑’，岂有两样的？”薛姨妈因又问是那里拾的？湘云方欲说时，宝钗忙说：“是一张死了没用的，不知那年勾了帐的，香菱拿着哄他们顽的。”

这段话是说：开当铺都是很会想钱的（重利盘剥，贪得无厌）。薛家开当铺，所以也是很会想钱的。“天下老鸹一般黑”，薛家也是很黑的。正因此，宝钗怕自家开当铺的事让姐妹们知道，所以不敢承认是自家当铺的当票，而说是一张过期的死票。宝钗是为自己遮羞。作者借此鞭挞了贪钱的宝钗。

人们或者会说：当铺是薛姨妈经营的，跟宝钗何干。其实不然。第四回写道：

（宝钗）自父亲死后，见哥哥不能依贴母怀，他便不以书字为事，只留心针黹家计等事，好为母亲分忧解劳。

这家计自然包括打理薛家庞大的当铺生意。第五十七回写道：

薛姨妈用手摩弄着宝钗，叹向黛玉道：“你这姐姐就和凤哥儿在老太太跟前一样，有了正经事就和他商量，没了事幸亏他开开我的心。我见了他这样，有多少愁不散的。”

从宝钗瞒当票这件事可以看出，宝钗的心机、城府、权变远在其母之上。因为宝钗知道开当铺是不光彩的事，并且用一句“死票”就把自己的危机化解了。而其母还傻乎乎地追问当票的来由，不知道这会使自己出丑。

宝钗的处事能力在处理薛蟠被柳湘莲痛打事件中也得到充分表现。书中写道：

薛 姨妈又是心疼，又是发恨，骂一回薛蟠，又骂一回柳湘莲，意欲告诉王夫人，遣人寻拿柳湘莲。宝钗忙劝道：“这不是什么大事，不过他们一处吃酒，酒后反脸常 情。谁醉了，多挨几下子打，也是有的。况且咱们家无法无天，也是人所共知的。妈不过是心疼的缘故。要出气也容易，等三五天哥哥养好了出的去时，那边珍大爷 琏二爷这干人也未必白丢开了，自然备个东道，叫了那个人来，当着众人替哥哥赔不是认罪就是了。如今妈先当件大事告诉众人，倒显得妈偏心溺爱，纵容他生事招 人，今儿偶然吃了一次亏，妈就这样兴师动众，倚着亲戚之势欺压常人。”薛姨妈听了道：“我的儿，到底是你想的到，我一时气糊涂了。”（第四十七回）

可见宝钗心智远在其母之上，是薛家的主心骨。宝钗协助母亲打理着薛家的当铺生意。这“天下老鸹一般黑”，是包括宝钗的。宝钗是一个对权利、金钱有强烈欲望的“浊物”。

三．狠毒的薛宝钗

（一）、薛家进驻贾府的目的

薛家进京，有三个地方可住：一是薛家的老房子，收拾一下就可以住；二是王子腾家；三是贾府。

三个地方，首先应该是自己家。其次是母舅王子腾家，因为母舅比姨妈亲。所以薛蟠的第一反应就是住王子腾家。书中写道：

薛 蟠心中暗喜道：“我正愁进京去有个嫡亲的母舅管辖着，不能任意挥霍挥霍，偏如今又升出去了，可知天从人愿。”因和母亲商议道：“咱们京中虽有几处房舍，只 是这十来年没人进京居住，那看守的人未免偷着租赁与人，须得先着几个人去打扫收拾才好。”他母亲道：“何必如此招摇！咱们这一进京，原该先拜望亲友，或是 在你舅舅家，【甲戌侧批：陪笔。】或是你姨爹家。【甲戌侧批：正笔。】他两家的房舍极是便宜的，咱们先能着住下，再慢慢的着人去收拾，岂不消停些。”（第四回）

自己有房不住，母舅家不住，偏偏选择亲戚家贾府住。薛姨妈说“慢慢的着人去收拾”，但一直没有收拾搬回去住。薛姨妈甚至说：

你的意思我却知道，守着舅舅、姨爹住着，未免拘紧了你，不如你各自住着，好任意施为。你既如此，你自去挑所宅子去住。我和你姨娘，姊妹们别了这几年，却要厮守几日，我带了你妹子投你姨娘家去，【甲戌侧批：薛母亦善训子。】你道好不好？”

这就是说，宁可一家人分开，宁可放弃对薛蟠的约束管教（“薛母亦善训子”是讽刺薛母），薛姨妈和宝钗也一定要住进贾府。可见住进贾府才是薛家母女的目的。所以脂批说“住舅舅家”是“陪笔”，住“姨爹家”才是“正笔”——根本目的。

那么薛家为什么一定要住进贾府？为什么一住就不走了？难道真如薛姨妈所言，“姊妹们别了这几年，却要厮守几日”吗？当然不是。

第八回回目是“比通灵金莺微露意，探宝钗黛玉半含酸”。微露何意？

书中写道：“莺儿嘻嘻笑道：‘我听这两句话，倒象和姑娘的项圈上的两句话是一对儿。’”

“宝玉看了，也念了两遍，又念自己的两遍，因笑问：‘姐姐这八个字倒真与我的是一对。’莺儿笑道：‘是个癞头和尚送的，他说必须錾在金器上……’宝钗不待说完，便嗔他不去倒茶，一面又问宝玉从那里来。”

所以“微露意”就是“金玉是一对”的流言。与此同时，薛母也到处散布流言。第二十九回写道：

薛宝钗因往日母亲对王夫人等曾提过“金锁是个和尚给的，等日后有玉的方可结为婚姻”等语，所以总远着宝玉。

到此薛家进住贾府的目的已经很清楚了，即宝钗要嫁给宝玉。只要薛家一天不搬出贾府，就说明薛家一天不放弃这个企图。在以后的日子里，薛家母女在贾府所作的一切，主要就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薛家所以要与贾家联姻，是因为薛父已死，薛家需要政治保护伞。而贾府不仅地位显赫，还有元春做后台，所以是薛家最理想的目标。

（二）、宝钗是“金玉良缘”计划的主谋和实施者

也许有人说，“金玉良缘”是和尚说的，与薛家母女没关系。

其实，只要我们仔细分析，所谓的“金玉良缘”带有浓厚的政治寓言色彩。因为中国古代的算命说，依据的是人的生辰八字，或五行属相，六冲六合等等。比如属兔的与属鸡的结合，叫六冲(卯酉冲)，婚姻会不顺。论八字就更细一点，要论天干地支八字冲合。如果和尚要为宝钗算命，只能说以后找个属土、属金的人，或找一个属鸡、属狗的人，而人的属相依据的是人出生的年份。因此“金玉良缘”在古代算命术里找不到依据。这是其一。

其二，如果说佩金的叫做有金（宝钗），那么佩玉的就叫有玉，而不一定要象贾宝玉那样含玉而诞才算有玉。而天下佩玉的男子多的是，宝钗可以找任何一个佩玉的男子成亲。同样，宝钗佩金项圈叫有金，那么史湘云佩金麒麟也叫有金，宝玉与湘云结合也叫“金玉良缘”。

因此，这个说不清道不明的所谓的“金玉良缘”预言，不可能出自和尚之口，而只能是薛家的捏造。这个谎言，局外人是无法理解的，而对于贾、薛两家来说又是不言而喻的。所以薛家带着这个谎言走进贾府，而且长住不走，其用心路人皆知。

那么这个谎言又是谁捏造的呢？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出，宝钗是薛家的主脑。无论在见识、心机、城府或学识方面，宝钗都远在其母之上。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宝钗是“金玉良缘”谎言的制造者，至少也是积极的参与者。

作者说宝钗“总远着宝玉”。其实不然。第二十六回写道：“黛玉便以手扣门。谁知晴雯和碧痕正拌了嘴，没好气，忽见宝钗来了，那晴雯正把气移在宝钗身上，正在院内抱怨说：‘有事没事跑了来坐着，叫我们三更半夜的不得睡觉！’忽听又有人叫门，晴雯越发动了气，也并不问是谁，便说道：‘都睡下了，明儿再来罢！’”

第三十六回写道：

宝 钗便顺着游廊来至房中，只见外间床上横三竖四，都是丫头们睡觉。转过十锦槅子，来至宝玉的房内。宝玉在床上睡着了，袭人坐在身旁，手里做针线，旁边放着一 柄白犀麈。宝钗走近前来，悄悄的笑道：“你也过于小心了，这个屋里那里还有苍蝇蚊子，还拿蝇帚子赶什么？”袭人不防，猛抬头见是宝钗，忙放下针线，起身悄 悄笑道：“姑娘来了，我倒也不防，唬了一跳”……袭人道：“今儿做的工夫大了，脖子低的怪酸的。”又笑道：“好姑娘，你略坐一坐，我出去走走就来。”说着便走了。宝钗只顾看着活计，便不留心，一蹲身，刚刚的也坐在袭人方才坐的所在，因又见那活计实在可爱，不由的拿起针来，替他代刺。

“有事没事跑了来坐着，叫我们三更半夜的不得睡觉”， 为宝玉绣兜肚，反映了宝钗是如何频频接触、想方设法亲近宝玉的。

宝琴出现以后，贾母马上喜欢上了薛琴。宝钗就说道：“我就不信我那些儿不如你（宝琴）。”（四十九回）这说明宝钗一直在努力争取“宝二奶奶”的位置，是“金玉良缘”计划的积极参与者。

（三）、宝钗知道“金玉良缘”计划必然置林黛玉于死地

宝钗追求宝玉本身没有错。但是，“金玉良缘”是以牺牲林黛玉为前提的。宝钗一步步实施“金玉良缘”计划的过程，就是把林黛玉一步步逼到绝境的过程。

从“金玉良缘”流传开始，林黛玉就承受了巨大的心里压力。

第二十八回，黛玉道：“我没这么大福禁受，比不得宝姑娘，什么金什么玉的，我们不过是草木之人！”

第二十九回写道：

“那 林黛玉心里想着：‘你心里自然有我，虽有“金玉相对”之说，你岂是重这邪说不重我的？我便时常提这“金玉”，你只管了然自若无闻的，方见得是待我重，而毫 无此心了。如何我只一提“金玉”的事，你就着急，可知你心里时时有“金玉”，见我一提，你又怕我多心，故意着急，安心哄我。’”

“那宝玉又听见他说‘好姻缘’三个字，越发逆了己意，心里干噎，口里说不出话来，便赌气向颈上抓下通灵宝玉，咬牙恨命往地下一摔，道：‘什么捞什骨子，我砸了你完事！’偏生那玉坚硬非常，摔了一下，竟文风没动。宝玉见没摔碎，便回身找东西来砸。”

第三十二回宝玉对黛玉说道：“你皆因总是不放心的原故，才弄了一身病。但凡宽慰些，这病也不得一日重似一日。”

这说明林黛玉是心病，而宝钗母女的抢婿阴谋，是造成林黛玉病情一日重似一日的原因。

为此，宝玉对“金玉良缘”做了激烈的反抗。第二十八回，宝玉正与黛玉在一起，宝钗进来了。宝玉就说道：

“老太太要抹骨牌，正没人呢，你抹骨牌去罢。”宝钗听说，便笑道：“我是为抹骨牌才来了？”说着便走了。

宝玉向宝钗下了逐客令，使宝钗好不尴尬。

在宝钗为宝玉绣兜肚时，“忽见宝玉在梦中喊骂说：‘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什么是金玉姻缘，我偏说是木石姻缘！’薛宝钗听了这话，不觉怔了。”（第三十六回）

贾宝玉甚至用砸玉的办法，来表示对林黛玉忠贞不二的爱情。第二十九回写道：

那宝玉又听见他说“好姻缘”三个字，越发逆了己意，心里干噎，口里说不出话来，便赌气向颈上抓下通灵宝玉，咬牙恨命往地下一摔，道：“什么捞什骨子，我砸了你完事！”偏生那玉坚硬非常，摔了一下，竟文风没动。宝玉见没摔碎，便回身找东西来砸。

宝玉砸玉，一方面对林黛玉表示爱情，同时也告诉薛家母女：既然你们说金要配玉，我把玉砸了，没有了玉，看你们还配什么玉。

到第五十回，贾母细问宝琴的年庚八字并家内景况，有要与宝玉求配的意思。这引出了“慧紫鹃情辞试忙玉”的故事，说林黛玉要回苏州老家。

“宝玉听了，便如头顶上响了一个焦雷一般。紫鹃看他怎样回答，只不作声。”

“晴 雯见他呆呆的，一头热汗，满脸紫胀，忙拉他的手，一直到怡红院中。袭人见了这般，慌起来，只说时气所感，热汗被风扑了。无奈宝玉发热事犹小可，更觉两个眼 珠儿直直的起来，口角边津液流出，皆不知觉。给他个枕头，他便睡下；扶他起来，他便坐着；倒了茶来，他便吃茶。众人见他这般，一时忙起来，又不敢造次去回 贾母，先便差人出去请李嬷嬷。

“一 时李嬷嬷来了，看了半日，问他几句话也无回答，用手向他脉门摸了摸，嘴唇人中上边着力掐了两下，掐的指印如许来深，竟也不觉疼。李嬷嬷只说了一声‘可了不 得了’，‘呀’的一声便搂着放声大哭起来。急的袭人忙拉他说：‘你老人家瞧瞧，可怕不怕？且告诉我们去回老太太、太太去。你老人家怎么先哭起来？’李嬷嬷 捶床倒枕说：‘这可不中用了！我白操了一世心了！’袭人等他年老多知，所以请他来看，如今见他这般一说，都信以为实，也都哭起来。”

“黛 玉一听此言，李妈妈乃是经过的老妪，说不中用了，可知必不中用。哇的一声，将腹中之药一概呛出，抖肠搜肺，炽胃扇肝的痛声大嗽了几阵，一时面红发乱，目肿 筋浮，喘的抬不起头来。紫鹃忙上来捶背，黛玉伏枕喘息半晌，推紫鹃道：‘你不用捶，你竟拿绳子来勒死我是正经！’”（第五十七回）

这一情节告诉所有人，包括宝钗：宝、黛是一对不可分开的恋人。正如宝玉表白的那样：“活着，咱们一处活着；不活着，咱们一处化灰化烟。”将宝、黛分开，将产生不可预料的严重后果：宝、黛或疯或死。

读书人往往不解：人们关注贾家的荣辱兴衰，前头说“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后面却又“兰桂齐芳，家道复初”。书里写道，经历过一番大起大落，贾雨村问甄士隐：“请教老仙翁，那荣宁两府，尚可如前否?” 甄士隐的原话是，“福善祸淫，古今定理。现今荣宁两府，善者修缘，恶者悔祸，将来兰桂齐芳，家道复初，也是自然的道理.。” 自作聪明的贾雨村仿佛悟得天机，笑道：“是了，是了。现在他府中有一个名兰的已中乡榜，恰好应着‘兰’字。适间老仙翁说‘兰桂齐芳’，又道宝玉‘高魁子贵’，莫非他有遗腹之子，可以飞黄腾达的么？”

这是全本《红楼梦》的最后一回。“贾雨村归结红楼梦”，实属不解；贾雨村有这个资格吗？他理解“石头”所记的命意或主旨吗？

读者知道，初名《石头记》的这本书乾隆中忽出于北京，仅八十回。至乾隆五十七年才有程伟元刻本，加多四十回，共一百二十回，改名叫《红楼梦》。当时的人们相信，“曹雪芹完成了全书一百二十回的写作。” 程本完成了全书的大结构，故事首尾完整，《红楼梦》因而迅速流传开来。其中一些重要情节的处理，如贾府日渐衰败，锦衣军查抄，黛死钗嫁、宝玉出家以爱情故事的悲剧结局等等，都大体符合许多红学家的“权威”观点，学者认为，后四十回具有一定感染力量，某些章节如夏金桂撒泼、贾政作官、黛玉焚稿以及袭人改嫁等描写都写得较为生动。

随着时间推移，有人对高鹗“补”《红楼梦》的质疑日渐增多。

极端的反对者否定后四十回。其根本之点是说它背离了所谓红楼精神：结尾写贾宝玉科考中举，贾府衰败后居然又“沐皇恩”、“延世泽”等等，既有乖脂批的要旨，也不符合新时代批评家反封建的要求。此外，学者认为，后四十回过多地渲染了神鬼显灵、因果报应之类的迷信色彩，在人物性格、情节发展和细节描写等方面也存在许多与前八十回相左之处。

红学家多有赞《红楼梦》是一面镜子的。镜子映出万千气象，本来不足为怪；但《红楼梦》这面镜子非比寻常，其间影象且虚且实，真真假假，似有若无，却又诡异得让读书人莫衷一是。

胡适以后，关于版本的争论多起来了。红学家大多认同脂本系曹雪芹的原著，而后四十回则是“伪书”，是高鹗或者别的什么人的续作。问题变复杂了：一部书剩下半部，“解读”没了依据，读书人只好竖起耳朵聆听红学大师讲关于《红楼梦》的真故事，胆子再大一点，也只能借着脂评的片语只言去探幽发微。一时间，索隐、探秘之风大行其道，解读《红楼梦》变成一场猜谜游戏。张爱玲认为“红楼梦未完”。她说，“小时候看红楼梦看到八十回后，一个个人物都语言无味，面目可憎起来，我只抱怨‘怎么后来不好看了？’仍旧每隔几年又从头看一遍，每次印象稍有点不同，跟生命的历程在变。但是反应都是所谓‘揿钮反应’，一揿电钮马上有，而且永远相同。很久以后才听见说后四十回是有一个高鹗续的。”

惭愧得很，早年的我全然不曾有张爱玲那样的“揿钮反应”，而且相当一个时期内我手上也只有一个本子，即197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的四卷本。后来知道所谓“甲本”、“乙本”，还知道了高鹗并没有说后四十回是他写的。我于是疑心，张爱玲之以为“红楼梦未完”，或许并非版本出了什么问题，反倒是因为她没看懂？

又在妄谈大师了。

回到正题：甄士隐的话靠不住。他说“太虚幻境即真如福地”，那里恰好换了一副对联，说是“过去未来，莫谓智贤能打破；前因后果，须知亲近不相逢”。这等于说，就算甄士隐是“智贤”，他也识不破。甄士隐的话不算数。

而且贾雨村也没有真明白。书上写道：听过甄士隐的话，贾雨村心中恍惚，在“这急流津觉迷渡口草庵中睡着了”。然后又过了几世几劫，空空道人找见贾雨村， [...]]]> 小说《红楼梦》是从甄士隐、贾雨村两个人引出的，按流行本最后的篇章还是这两个人，叫做“甄士隐详说太虚情，贾雨村归结红楼梦”。

读书人往往不解：人们关注贾家的荣辱兴衰，前头说“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后面却又“兰桂齐芳，家道复初”。书里写道，经历过一番大起大落，贾雨村问甄士隐：“请教老仙翁，那荣宁两府，尚可如前否?” 甄士隐的原话是，“福善祸淫，古今定理。现今荣宁两府，善者修缘，恶者悔祸，将来兰桂齐芳，家道复初，也是自然的道理.。” 自作聪明的贾雨村仿佛悟得天机，笑道：“是了，是了。现在他府中有一个名兰的已中乡榜，恰好应着‘兰’字。适间老仙翁说‘兰桂齐芳’，又道宝玉‘高魁子贵’，莫非他有遗腹之子，可以飞黄腾达的么？”

这是全本《红楼梦》的最后一回。“贾雨村归结红楼梦”，实属不解；贾雨村有这个资格吗？他理解“石头”所记的命意或主旨吗？

读者知道，初名《石头记》的这本书乾隆中忽出于北京，仅八十回。至乾隆五十七年才有程伟元刻本，加多四十回，共一百二十回，改名叫《红楼梦》。当时的人们相信，“曹雪芹完成了全书一百二十回的写作。” 程本完成了全书的大结构，故事首尾完整，《红楼梦》因而迅速流传开来。其中一些重要情节的处理，如贾府日渐衰败，锦衣军查抄，黛死钗嫁、宝玉出家以爱情故事的悲剧结局等等，都大体符合许多红学家的“权威”观点，学者认为，后四十回具有一定感染力量，某些章节如夏金桂撒泼、贾政作官、黛玉焚稿以及袭人改嫁等描写都写得较为生动。

随着时间推移，有人对高鹗“补”《红楼梦》的质疑日渐增多。

极端的反对者否定后四十回。其根本之点是说它背离了所谓红楼精神：结尾写贾宝玉科考中举，贾府衰败后居然又“沐皇恩”、“延世泽”等等，既有乖脂批的要旨，也不符合新时代批评家反封建的要求。此外，学者认为，后四十回过多地渲染了神鬼显灵、因果报应之类的迷信色彩，在人物性格、情节发展和细节描写等方面也存在许多与前八十回相左之处。

红学家多有赞《红楼梦》是一面镜子的。镜子映出万千气象，本来不足为怪；但《红楼梦》这面镜子非比寻常，其间影象且虚且实，真真假假，似有若无，却又诡异得让读书人莫衷一是。

胡适以后，关于版本的争论多起来了。红学家大多认同脂本系曹雪芹的原著，而后四十回则是“伪书”，是高鹗或者别的什么人的续作。问题变复杂了：一部书剩下半部，“解读”没了依据，读书人只好竖起耳朵聆听红学大师讲关于《红楼梦》的真故事，胆子再大一点，也只能借着脂评的片语只言去探幽发微。一时间，索隐、探秘之风大行其道，解读《红楼梦》变成一场猜谜游戏。张爱玲认为“红楼梦未完”。她说，“小时候看红楼梦看到八十回后，一个个人物都语言无味，面目可憎起来，我只抱怨‘怎么后来不好看了？’仍旧每隔几年又从头看一遍，每次印象稍有点不同，跟生命的历程在变。但是反应都是所谓‘揿钮反应’，一揿电钮马上有，而且永远相同。很久以后才听见说后四十回是有一个高鹗续的。”

惭愧得很，早年的我全然不曾有张爱玲那样的“揿钮反应”，而且相当一个时期内我手上也只有一个本子，即197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的四卷本。后来知道所谓“甲本”、“乙本”，还知道了高鹗并没有说后四十回是他写的。我于是疑心，张爱玲之以为“红楼梦未完”，或许并非版本出了什么问题，反倒是因为她没看懂？

又在妄谈大师了。

回到正题：甄士隐的话靠不住。他说“太虚幻境即真如福地”，那里恰好换了一副对联，说是“过去未来，莫谓智贤能打破；前因后果，须知亲近不相逢”。这等于说，就算甄士隐是“智贤”，他也识不破。甄士隐的话不算数。

而且贾雨村也没有真明白。书上写道：听过甄士隐的话，贾雨村心中恍惚，在“这急流津觉迷渡口草庵中睡着了”。然后又过了几世几劫，空空道人找见贾雨村， “那知那人再叫不醒。空空道人复又使劲拉他，才慢慢的开眼坐起，便草草一看，说……说毕，仍旧睡下了。”

贾雨村从此一睡不起。

——因此贾雨村归结此书，说到底还是一个梦。

哀红楼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5eee16650100itvq.html

摘要：评论了刘心武先生的《秦学》基础——秦可卿原型和出身之谜，揭示了刘先生的论述逻辑。 关键词： 红楼梦 刘心武 秦学

关于秦可卿的原型，刘心武先生“草蛇灰线，伏延千里”，串了许多连环，走了许多过场，但最终也没有绕到最关键的史料根据上。只是主观地“形成了一个思路”：她是太子二废时生下的一个女儿，为了逃避被圈禁的命运，“买通看守，将其偷运出宫，送往曹家藏匿”。同时又说：“现在我们虽然还没找到任何关于太子的女儿偷运出来，被曹家藏匿的史料，但可以不必再问：那是可能的吗？因为其可能性，应该大于得麟的逃逸。”[1]p194“只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胤仍的一个女儿被曹家藏匿的一手档案而已。”[1]P196 因为“乾隆又销毁了绝大部分有关档案。”[1]p264

我们先来分析“圈禁”。它究竟主要是政治上的限制和隔离，还是连同生活上的监禁？主要是对废太子本人的还是株连到其子女？刘先生在另一处又说：“康熙这个人也有他注重骨肉感情的一面”，在郊外郑家庄他行宫的旁边替废太子盖了一个很大的王府，“是一种柔性看管”。临死前又遗言：对废太子“丰其衣食”，封其子弘皙为亲王。[1] p124 。康熙死后废太子之子弘皙也被封为理亲王。据此来看，废太子的一个女婴有什么必要“偷运出宫，送往曹家藏匿”？且去当“童养媳”！

下面再来看刘先生的论证逻辑和根据。刘先生首先采用偷换命题的说法，将“废太子的女儿被偷运出宫，送往曹家藏匿”这个需要直接证明的必然性问题，回避、转换为“废太子的女儿被偷运出宫的可能性”问题。然后再用“得麟逃逸太子府的可能性”，去证明“太子的女儿被偷运出宫的可能性”。不仅如此，而且据文献[2]讲：所谓得麟诈死逃离太子府完全是子虚乌有的事情。作者查阅《圣祖实录》记载得麟事迹，“却和刘先生所述风马牛不相及，其内容概括如下：得麟原为太子门下人，因狂妄被锁禁在府。其后伊父赴奉天任官，请将子带往，获准。稍后伊叔奏得麟怙恶不悛，请交奉天将军正法。康熙命交伊父处死。伊父谎称得麟自缢身亡，实则纵伊潜逃。事发被捕，凌迟处死。”该文作者对刘先生竟然如此捏造伪证，大感不解。

关于秦可卿死亡的原因，作者明显有意改动了。此即畸笏叟所说的：“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作者用史笔矣，老朽因有魂托凤姐贾家后事二件，嫡是安富尊荣坐享人能想得到处，……因命芹溪删去”。既然如此，基于同样考虑，小说中曹雪芹对秦可卿的出身也就不想座实，故采取了养生堂抱养这种模糊化的处理方法。脂砚斋说：“秦氏究竟不知系出何氏，所谓寓褒贬别善恶是也。秉刀斧之笔，具菩萨之心，亦甚难矣。如此写出，可见来历亦甚苦矣，又知作者是欲天下人共来哭此情字”。可见脂砚斋已明确否定了养生堂抱养的真实性，是作者有意把其来历写得“亦甚苦矣”，“欲天下人共来哭此情字”。而“秉刀斧之笔，具菩萨之心，亦甚难矣”，则反映了作者写实和虚拟之间的为难。故 “养生堂抱养”只是一种“真事隐，假语存”的模糊化写法。秦可卿的实际出身可能并不特别低贱，但也并非比贾府还高贵。所以这里并不存在《红楼梦》的“巨大秘密”，这个问题也并不是什么“开启巨锁的钥匙”。所谓的“秦学”不过是一个肥皂泡而已。

下面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刘先生关于秦可卿出身高贵的论证逻辑。刘先生认为秦可卿出身高贵且高于贾府的证据之一是：秦可卿卧室中曾提到武则天，赵飞燕，杨贵妃，寿昌公主和同昌公主等皇室人物，认为这就是暗示“帝王家”“公主的符码”。[1]p79 但为什么不是女皇和贵妃呢？且脂砚斋明明说过：这是“设譬调侃耳”，是夸张比喻游戏笔墨。理解为比喻奢侈和淫荡也可以。而理解为公主的“符码”，则非有刘先生的“聪明智慧”才可。秦可卿身份高贵的证据之二是：秦可卿是警幻之妹，而警幻仙姑身份又高于宁、荣二公。这的确可算是“铁证”了！但如此看来，秦可卿可能是废太子的祖辈或曾祖辈，怎么能是女儿呢？而且我们也不知道警幻仙姑到底是人间何州何县人氏？证据之三是：“情海情天幻情身”，和“淫丧天香楼”。情海情天喻“秦可卿的背景是天和海”，她的来历能小吗？。又联系到“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的诗句和刘氏的“月喻太子”论，则秦可卿的出身不是就“呼之欲出”了吗？证据之四是：她的判曲明明写着“秉月貌”，怎么能与废太子（月亮）无关呢？证据之五是：薛姨妈送宫花，秦又是“惜花人”，故她与“宫中”是相逢关系。证据之六是：她托梦凤姐时，口气极大，见识极高，故说明她“出身于一个非常高贵的家庭”，“他的出身是高于贾府的”。这里刘先生又提出一个“创新”：只有身份高贵才能有高贵的见识。（甚至于秦氏身份贵贱还关联到生育能力、延续香火的问题。）但既如此，其父兄为何又见识极低，硬要以卵击石。而畸笏叟却说：秦可卿“魂托凤姐贾家后事二件，嫡是安富尊荣坐享人能想得到处”。春秋战国时曹刿曾说过：“肉食者鄙”。毛主席则总结为：“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究竟是这些说法有道理，还是刘先生的“创新”有道理呢？证据之七是：她死了之后躺在了为她“父亲”准备的棺材里。但奇怪的是她寿终正寝的“父亲”都不能用的棺材，被皇上赐死（按刘先生关于秦死因的说法）的她却为什么能用？证据之八是：他的死还惊动了皇帝，专门派掌宫的大太监亲来上祭。但既如此，皇帝又何以会赐死她呢？证据之九是：“生死穷通何处真？英明难遏是精神。微密久藏偏自漏，幻中梦里语惊人”。但联系小说文本来看，这里的秘密究竟是“宿孽总因情”“爬灰”的秘密，还是秦氏的身份秘密？证据之十是：“漫言不肖皆荣处，造畔开端实在宁”。但这两句的意思应该是一贯的，如果把后句解释为是因为“宁国府藏匿了秦可卿”的政治原因而造畔开端，则如何与前句的“不肖”连贯理解？又如何与秦可卿的判曲吻合一致？“画梁春尽落香尘。擅风情，秉月貌，便是败家的根本。箕裘颓堕皆从敬，家事消亡首罪宁。宿孽总因情。”从这首曲子里哪里能看出，“首罪宁”是藏匿了秦可卿的政治原因。证据十一是：香菱与秦可卿相貌相像，故秦可卿也就是“累及爹娘之物”。但即便按刘先生的“秦学”来看，究竟是爹娘累及了她，还是她累及了爹娘？

经过上面的铺垫，和另外一些过场，最后在“秦可卿原型大揭秘”里，她的原型就终于浮出了水面。但是看了刘先生的论证逻辑，却使人感到：这里除了主观臆想、生编硬造，牵强附会、胡拉乱扯之外，没有一条能够成立的理由。而对于最关键的史料根据，刘先生的说法却是：“只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一手档案而已。”因为有关档案被乾隆“销毁”了。在这种逻辑之下，则什么样的故事都是可以编造出来的。《红楼梦》八十二回贾宝玉在批判八股文章时说：“拿他诓功名混饭吃也就罢了，还要说代圣贤立言。……东拉西扯，弄得牛鬼蛇神，还自以为博奥。”真是活画像。我们也不由想起网上的一篇文章：《按照刘心武的逻辑，刘心武是个杀人犯》：卯时手中拿着金光闪闪的刀子（繁体字刘写作“劉”），心中充满了动武的念头。有时间，有凶器，有动机，不是杀人犯又是什么？无地点说明可能杀人不止一人一处，只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他杀人的证据“而已”，因为它杀人之后又“销毁”了一切痕迹线索。——这个说法，似乎有些刻薄，但却完全符合刘心武的逻辑，也仅仅是一个形象比喻而已，丝毫没有人身攻击之意。同时我们也实在再找不到更形象逼真的说法了。

其实关于秦可卿的身份高贵与否，在《红楼梦》中曹雪芹完全是有明确交待的。见于贾政劝阻贾珍的话：“此物恐非常人可享者，敛以上等杉木也就是了。”仅此一句，就让一万句秦可卿是废太子之女的探佚瞎忙活了。

参考文献 [1] 刘心武 《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第一部 北京 东方出版社2005.7. [2]［日本］杨启樵文：刘心武先生的《揭秘红楼梦》质疑。《红楼梦学刊》2007年第4期；学术交流网/红学问题讨论/2007年8月15日转发 [3] 冯守卫 质疑《刘心武揭秘〈红楼梦〉》 北大中文论坛，中国文学网等

西安市南二环中段：长安大学校本部（710064） 冯守卫 fshw435200@tom.com [...]]]> 冯守卫

摘要：评论了刘心武先生的《秦学》基础——秦可卿原型和出身之谜，揭示了刘先生的论述逻辑。
关键词： 红楼梦 刘心武 秦学

关于秦可卿的原型，刘心武先生“草蛇灰线，伏延千里”，串了许多连环，走了许多过场，但最终也没有绕到最关键的史料根据上。只是主观地“形成了一个思路”：她是太子二废时生下的一个女儿，为了逃避被圈禁的命运，“买通看守，将其偷运出宫，送往曹家藏匿”。同时又说：“现在我们虽然还没找到任何关于太子的女儿偷运出来，被曹家藏匿的史料，但可以不必再问：那是可能的吗？因为其可能性，应该大于得麟的逃逸。”[1]p194“只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胤仍的一个女儿被曹家藏匿的一手档案而已。”[1]P196 因为“乾隆又销毁了绝大部分有关档案。”[1]p264

我们先来分析“圈禁”。它究竟主要是政治上的限制和隔离，还是连同生活上的监禁？主要是对废太子本人的还是株连到其子女？刘先生在另一处又说：“康熙这个人也有他注重骨肉感情的一面”，在郊外郑家庄他行宫的旁边替废太子盖了一个很大的王府，“是一种柔性看管”。临死前又遗言：对废太子“丰其衣食”，封其子弘皙为亲王。[1] p124 。康熙死后废太子之子弘皙也被封为理亲王。据此来看，废太子的一个女婴有什么必要“偷运出宫，送往曹家藏匿”？且去当“童养媳”！

下面再来看刘先生的论证逻辑和根据。刘先生首先采用偷换命题的说法，将“废太子的女儿被偷运出宫，送往曹家藏匿”这个需要直接证明的必然性问题，回避、转换为“废太子的女儿被偷运出宫的可能性”问题。然后再用“得麟逃逸太子府的可能性”，去证明“太子的女儿被偷运出宫的可能性”。不仅如此，而且据文献[2]讲：所谓得麟诈死逃离太子府完全是子虚乌有的事情。作者查阅《圣祖实录》记载得麟事迹，“却和刘先生所述风马牛不相及，其内容概括如下：得麟原为太子门下人，因狂妄被锁禁在府。其后伊父赴奉天任官，请将子带往，获准。稍后伊叔奏得麟怙恶不悛，请交奉天将军正法。康熙命交伊父处死。伊父谎称得麟自缢身亡，实则纵伊潜逃。事发被捕，凌迟处死。”该文作者对刘先生竟然如此捏造伪证，大感不解。

关于秦可卿死亡的原因，作者明显有意改动了。此即畸笏叟所说的：“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作者用史笔矣，老朽因有魂托凤姐贾家后事二件，嫡是安富尊荣坐享人能想得到处，……因命芹溪删去”。既然如此，基于同样考虑，小说中曹雪芹对秦可卿的出身也就不想座实，故采取了养生堂抱养这种模糊化的处理方法。脂砚斋说：“秦氏究竟不知系出何氏，所谓寓褒贬别善恶是也。秉刀斧之笔，具菩萨之心，亦甚难矣。如此写出，可见来历亦甚苦矣，又知作者是欲天下人共来哭此情字”。可见脂砚斋已明确否定了养生堂抱养的真实性，是作者有意把其来历写得“亦甚苦矣”，“欲天下人共来哭此情字”。而“秉刀斧之笔，具菩萨之心，亦甚难矣”，则反映了作者写实和虚拟之间的为难。故 “养生堂抱养”只是一种“真事隐，假语存”的模糊化写法。秦可卿的实际出身可能并不特别低贱，但也并非比贾府还高贵。所以这里并不存在《红楼梦》的“巨大秘密”，这个问题也并不是什么“开启巨锁的钥匙”。所谓的“秦学”不过是一个肥皂泡而已。

下面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刘先生关于秦可卿出身高贵的论证逻辑。刘先生认为秦可卿出身高贵且高于贾府的证据之一是：秦可卿卧室中曾提到武则天，赵飞燕，杨贵妃，寿昌公主和同昌公主等皇室人物，认为这就是暗示“帝王家”“公主的符码”。[1]p79 但为什么不是女皇和贵妃呢？且脂砚斋明明说过：这是“设譬调侃耳”，是夸张比喻游戏笔墨。理解为比喻奢侈和淫荡也可以。而理解为公主的“符码”，则非有刘先生的“聪明智慧”才可。秦可卿身份高贵的证据之二是：秦可卿是警幻之妹，而警幻仙姑身份又高于宁、荣二公。这的确可算是“铁证”了！但如此看来，秦可卿可能是废太子的祖辈或曾祖辈，怎么能是女儿呢？而且我们也不知道警幻仙姑到底是人间何州何县人氏？证据之三是：“情海情天幻情身”，和“淫丧天香楼”。情海情天喻“秦可卿的背景是天和海”，她的来历能小吗？。又联系到“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的诗句和刘氏的“月喻太子”论，则秦可卿的出身不是就“呼之欲出”了吗？证据之四是：她的判曲明明写着“秉月貌”，怎么能与废太子（月亮）无关呢？证据之五是：薛姨妈送宫花，秦又是“惜花人”，故她与“宫中”是相逢关系。证据之六是：她托梦凤姐时，口气极大，见识极高，故说明她“出身于一个非常高贵的家庭”，“他的出身是高于贾府的”。这里刘先生又提出一个“创新”：只有身份高贵才能有高贵的见识。（甚至于秦氏身份贵贱还关联到生育能力、延续香火的问题。）但既如此，其父兄为何又见识极低，硬要以卵击石。而畸笏叟却说：秦可卿“魂托凤姐贾家后事二件，嫡是安富尊荣坐享人能想得到处”。春秋战国时曹刿曾说过：“肉食者鄙”。毛主席则总结为：“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究竟是这些说法有道理，还是刘先生的“创新”有道理呢？证据之七是：她死了之后躺在了为她“父亲”准备的棺材里。但奇怪的是她寿终正寝的“父亲”都不能用的棺材，被皇上赐死（按刘先生关于秦死因的说法）的她却为什么能用？证据之八是：他的死还惊动了皇帝，专门派掌宫的大太监亲来上祭。但既如此，皇帝又何以会赐死她呢？证据之九是：“生死穷通何处真？英明难遏是精神。微密久藏偏自漏，幻中梦里语惊人”。但联系小说文本来看，这里的秘密究竟是“宿孽总因情”“爬灰”的秘密，还是秦氏的身份秘密？证据之十是：“漫言不肖皆荣处，造畔开端实在宁”。但这两句的意思应该是一贯的，如果把后句解释为是因为“宁国府藏匿了秦可卿”的政治原因而造畔开端，则如何与前句的“不肖”连贯理解？又如何与秦可卿的判曲吻合一致？“画梁春尽落香尘。擅风情，秉月貌，便是败家的根本。箕裘颓堕皆从敬，家事消亡首罪宁。宿孽总因情。”从这首曲子里哪里能看出，“首罪宁”是藏匿了秦可卿的政治原因。证据十一是：香菱与秦可卿相貌相像，故秦可卿也就是“累及爹娘之物”。但即便按刘先生的“秦学”来看，究竟是爹娘累及了她，还是她累及了爹娘？

经过上面的铺垫，和另外一些过场，最后在“秦可卿原型大揭秘”里，她的原型就终于浮出了水面。但是看了刘先生的论证逻辑，却使人感到：这里除了主观臆想、生编硬造，牵强附会、胡拉乱扯之外，没有一条能够成立的理由。而对于最关键的史料根据，刘先生的说法却是：“只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一手档案而已。”因为有关档案被乾隆“销毁”了。在这种逻辑之下，则什么样的故事都是可以编造出来的。《红楼梦》八十二回贾宝玉在批判八股文章时说：“拿他诓功名混饭吃也就罢了，还要说代圣贤立言。……东拉西扯，弄得牛鬼蛇神，还自以为博奥。”真是活画像。我们也不由想起网上的一篇文章：《按照刘心武的逻辑，刘心武是个杀人犯》：卯时手中拿着金光闪闪的刀子（繁体字刘写作“劉”），心中充满了动武的念头。有时间，有凶器，有动机，不是杀人犯又是什么？无地点说明可能杀人不止一人一处，只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他杀人的证据“而已”，因为它杀人之后又“销毁”了一切痕迹线索。——这个说法，似乎有些刻薄，但却完全符合刘心武的逻辑，也仅仅是一个形象比喻而已，丝毫没有人身攻击之意。同时我们也实在再找不到更形象逼真的说法了。

其实关于秦可卿的身份高贵与否，在《红楼梦》中曹雪芹完全是有明确交待的。见于贾政劝阻贾珍的话：“此物恐非常人可享者，敛以上等杉木也就是了。”仅此一句，就让一万句秦可卿是废太子之女的探佚瞎忙活了。

参考文献
[1] 刘心武 《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第一部 北京 东方出版社2005.7.
[2]［日本］杨启樵文：刘心武先生的《揭秘红楼梦》质疑。《红楼梦学刊》2007年第4期；学术交流网/红学问题讨论/2007年8月15日转发
[3] 冯守卫 质疑《刘心武揭秘〈红楼梦〉》 北大中文论坛，中国文学网等

西安市南二环中段：长安大学校本部（710064） 冯守卫
fshw435200@tom.com http://blog.ifeng.com/962746.html

二、宝钗的品格

且看书中的描写：

宝钗便叫黛玉道：“颦儿跟我来，有一句话问你。”黛玉便同了宝钗，来至蘅芜苑中。进了房，宝钗便坐了笑道：“你跪下，我要审你。”黛玉不解何故，因笑道：“你瞧宝丫头疯了！审问我什么？”宝钗冷笑道：“好个千金小姐！好个不出闺门的女孩儿！满嘴说的是什么？你只实说便罢。”黛玉不解，只管发笑，心里也不免疑惑起来，口里只说：“我何曾说什么？你不过要捏我的错儿罢了。你倒说出来我听听。”宝钗笑道：“你还装憨儿。昨儿行酒令你说的是什么？我竟不知那里来的。”黛玉一想，方想起来昨儿失于检点，那《牡丹亭》、《西厢记》说了两句，不觉红了脸，便上来搂着宝钗，笑道：“好姐姐，原是我不知道随口说的。你教给我，再不说了。”宝钗笑道：“我也不知道，听你说的怪生的，所以请教你。”黛玉道：“好姐姐，你别说与别人，我以后再不说了。”宝钗见他羞得满脸飞红，满口央告，便不肯再往下追问，因拉他坐下吃茶，款款的告诉他道：“你当我是谁，我也是个淘气的。从小七八岁上也够个人缠的。我们家也算是个读书人家，祖父手里也爱藏书。先时人口多，姊妹弟兄都在一处，都怕看正经书。弟兄们也有爱诗的，也有爱词的，诸如这些‘西厢’‘琵琶’以及‘元人百种’，无所不有。他们是偷背着我们看，我们却也偷背着他们看。后来大人知道了，打的打，骂的骂，烧的烧，才丢开了。所以咱们女孩儿家不认得字的倒好。男人们读书不明理，尚且不如不读书的好，何况你我。就连作诗写字等事，原不是你我分内之事，究竟也不是男人分内之事。男人们读书明理，辅国治民，这便好了。只是如今并不听见有这样的人，读了书倒更坏了。这是书误了他，可惜他也把书糟踏了，所以竟不如耕种买卖，倒没有什么大害处。你我只该做些针黹纺织的事才是，偏又认得了字，既认得了字，不过拣那正经的看也罢了，最怕见了些杂书，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一席话，说的黛玉垂头吃茶，心下暗伏，只有答应“是”的一字。（第四十二回）

两人是何时开始看的《西厢记》？黛玉是长大以后，应该是在青春期, 可能是全书的小姐中最晚的。宝钗是从小就看。大概在七八岁左右，恐怕是全书的小姐中最早的。

看了以后有何感想？黛玉的感想是“词句惊人，余香满口”。宝钗的感想是“移了性情，就不好救了”。

和谁一起看？黛玉只和宝玉一起看，因为书是宝玉带来的。宝钗则和家里其他女生一起看，还知道男生们也在看，而且在瞒着女生看。有趣的是，男生也知道女生在看，而且在瞒着男生看！男女双方都知道对方在看，这不稀奇，但双方居然还知道对方在瞒着本方看，这就有点儿热闹了。不难看出，薛家这些“住在一起”的青年男女们之间存在着某种“互动”。多年之后，宝钗还意犹未尽、津津乐道。她那超强的情报刺探能力，恐怕也和小时候就操练过的这种“互动”有些关系。她窃听小红的私语，以及听到后产生的感慨，就很说明问题。请看第二十七回的描写：

宝钗在外面听见这话，心中吃惊，想道：“怪道从古至今那些奸淫狗盗的人，心机都不错。这一开了，见我在这里，他们岂不臊了。况才说话的语音，大似宝玉房里的红儿的言语。他素昔眼空心大，是个头等刁钻古怪东西。今儿我听了他的短儿，一时人急造反，狗急跳墙，不但生事，而且我还没趣。如今便赶着躲了，料也躲不及，少不得要使个‘金蝉脱壳’的法子。”

可以看出，宝钗的这次窃听很娴熟很成功，她对“奸淫狗盗”之徒的心理也很熟悉很理解，她的“心机”当然也“不错”，甚至比对方那两个“心机不错”的“奸淫狗盗”之徒加起来都更加地“不错”。原因很简单，这不过是她七八岁就玩剩下的东东，稍稍施展就够了，岂能栽在小红等“后学”手中？这次驾轻就熟的窃听，也告诉读者薛家的男女们当年是如何发觉对方在看、而且在瞒着“我方”看的。

看完以后干了什么？黛玉用书里的句子和宝玉互相开玩笑，但宝玉的玩笑一过火，她马上喝斥，不留一点儿地步。她还不知避讳，在酒席上说了出来，被宝钗盯上了。她在梨香院外听曲，想起《西厢记》中的句子，联想到古诗和古词中的美、青春、生命流逝之句，不禁心痛神痴，眼中落泪。她想起有父母的好处，自叹比《西厢记》中的双文还要命薄。宝琴作十首怀古诗，引用了《西厢记》、《牡丹亭》的典故，宝钗又要干涉，黛玉为之辩护。

而宝钗呢？不知道她和家里的男生女生干了什么，被大人知道了，打的打，骂的骂，烧的烧，称得上是全书最大规模、最严厉的一场“扫黄”运动。有趣的是，薛家的家教是四大家族中比较稀松的，外号“薛大傻子”的薛蟠就是其教育成果。贾府家教之严，当在薛家之上，仍然没有发现宝玉黛玉偷看《西厢记》之类的书，为什么宝钗和她家里的男生女生会被发现？

我觉得，宝钗和她家里的男生女生肯定是“互动”得太厉害，做出了一些十分出格的事情，以至于把家教相对稀松的家长们都给惹急了。如果他们只是象黛玉宝玉那样，互相开开玩笑的话，怎能引起这样的轰动呢？

退一步说，就算他们干了些出格的事，也不一定能引起这样的轰动。比如说贾芸小红的“丢手帕”游戏，以及宝玉和那位“贤良”的袭人之间的“试验”，不都是很出格、很惊险的吗？而且这些事都没有做到百分之百的密不透风，又发生在家教相对较严的贾府，却没有引起一丁点儿的风波。薛家男女们的“互动”，怎么就能让家教相对稀松的薛家家长们忍无可忍、必须“严打”了呢？

很明显，薛家男女们的这个“互动”绝对要比宝玉和袭人那次“试了一回”更严重，否则也不会在更宽松的环境里遭到更严厉的“扫黄打非”。

其实这种事情根本就不难想象。即使在今天，几个共享毛片或“花花公子”的男孩子，兴奋之余，如果发现和他们“住在一起”的女孩子们也在偷看毛片或“花花公子”，甚至在瞒着男孩们看的话，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情？需要强调的是，双方甚至还知道对方已经知道我方在看，而且在瞒着对方看，而且已经知道我方也已经知道对方在看、而且在瞒着我方在看……哈哈，成了绕口令了！总之，总而言之，一言以蔽之，这层窗户纸已经破烂不堪、形同虚设了。在这种情况下，难道男女双方会以礼相待、相安无事？果真如此，双方一开始就不会去关心甚至刺探对方的“动态”。了解对方的“动态”之后，难道双方只是心照不宣地笑笑，理解地拍拍对方的肩膀？如果不是的话，嘿嘿，就不用我再说什么了。

所以，薛家当年一定有过一场不足为外人道的大风波或者“扫黄运动”了。但我的想象力实在有限，猜不出那位“从小七八岁上也够个人缠的”的宝钗能搞出何等“精致的淘气”来，只能肯定一点：她的问题，至少要比宝玉和袭人那次“试了一回”严重。“袭为钗副”嘛。袭人既然“试了一回”，宝钗怎么着也得“爽了一回”吧。如果没能“爽”，那也得是“试了几回”才行，总之她必须超过自己的“副手”，否则不成了“钗为袭副”吗？同理，袭人那次既然“无人撞见”，宝钗怎么着也得被人撞见一次两次，掀起一些波澜吧。当然，她的确被人撞见了，而且还挨了打，确实比其“副手”袭人要高明些。

所以，宝钗不可能是处女。其“副手”袭人尚且不是，宝钗这位“主力”就应该更加地、更早地、更猛烈地、更深入地不是！

薛蟠和薛宝钗在“成熟度”方面的差距，也是这场风波的一个证据。

我们知道，薛蟠比薛宝钗年长，又爱在外面惹事生非，甚至还打死过人，抢了个美女回家，应该也算见过世面的。可他到了薛宝钗面前，幼稚得就象个小屁孩儿。薛宝钗比薛蟠读书更多，可仅仅是读书更多, 不经历实际生活的话，只会使人变成书呆子，显得更不成熟。因此，除了读书之外, [...]]]>

两人是何时开始看的《西厢记》？黛玉是长大以后，应该是在青春期, 可能是全书的小姐中最晚的。宝钗是从小就看。大概在七八岁左右，恐怕是全书的小姐中最早的。

看了以后有何感想？黛玉的感想是“词句惊人，余香满口”。宝钗的感想是“移了性情，就不好救了”。

和谁一起看？黛玉只和宝玉一起看，因为书是宝玉带来的。宝钗则和家里其他女生一起看，还知道男生们也在看，而且在瞒着女生看。有趣的是，男生也知道女生在看，而且在瞒着男生看！男女双方都知道对方在看，这不稀奇，但双方居然还知道对方在瞒着本方看，这就有点儿热闹了。不难看出，薛家这些“住在一起”的青年男女们之间存在着某种“互动”。多年之后，宝钗还意犹未尽、津津乐道。她那超强的情报刺探能力，恐怕也和小时候就操练过的这种“互动”有些关系。她窃听小红的私语，以及听到后产生的感慨，就很说明问题。请看第二十七回的描写：

宝钗在外面听见这话，心中吃惊，想道：“怪道从古至今那些奸淫狗盗的人，心机都不错。这一开了，见我在这里，他们岂不臊了。况才说话的语音，大似宝玉房里的红儿的言语。他素昔眼空心大，是个头等刁钻古怪东西。今儿我听了他的短儿，一时人急造反，狗急跳墙，不但生事，而且我还没趣。如今便赶着躲了，料也躲不及，少不得要使个‘金蝉脱壳’的法子。”

可以看出，宝钗的这次窃听很娴熟很成功，她对“奸淫狗盗”之徒的心理也很熟悉很理解，她的“心机”当然也“不错”，甚至比对方那两个“心机不错”的“奸淫狗盗”之徒加起来都更加地“不错”。原因很简单，这不过是她七八岁就玩剩下的东东，稍稍施展就够了，岂能栽在小红等“后学”手中？这次驾轻就熟的窃听，也告诉读者薛家的男女们当年是如何发觉对方在看、而且在瞒着“我方”看的。

看完以后干了什么？黛玉用书里的句子和宝玉互相开玩笑，但宝玉的玩笑一过火，她马上喝斥，不留一点儿地步。她还不知避讳，在酒席上说了出来，被宝钗盯上了。她在梨香院外听曲，想起《西厢记》中的句子，联想到古诗和古词中的美、青春、生命流逝之句，不禁心痛神痴，眼中落泪。她想起有父母的好处，自叹比《西厢记》中的双文还要命薄。宝琴作十首怀古诗，引用了《西厢记》、《牡丹亭》的典故，宝钗又要干涉，黛玉为之辩护。

而宝钗呢？不知道她和家里的男生女生干了什么，被大人知道了，打的打，骂的骂，烧的烧，称得上是全书最大规模、最严厉的一场“扫黄”运动。有趣的是，薛家的家教是四大家族中比较稀松的，外号“薛大傻子”的薛蟠就是其教育成果。贾府家教之严，当在薛家之上，仍然没有发现宝玉黛玉偷看《西厢记》之类的书，为什么宝钗和她家里的男生女生会被发现？

我觉得，宝钗和她家里的男生女生肯定是“互动”得太厉害，做出了一些十分出格的事情，以至于把家教相对稀松的家长们都给惹急了。如果他们只是象黛玉宝玉那样，互相开开玩笑的话，怎能引起这样的轰动呢？

退一步说，就算他们干了些出格的事，也不一定能引起这样的轰动。比如说贾芸小红的“丢手帕”游戏，以及宝玉和那位“贤良”的袭人之间的“试验”，不都是很出格、很惊险的吗？而且这些事都没有做到百分之百的密不透风，又发生在家教相对较严的贾府，却没有引起一丁点儿的风波。薛家男女们的“互动”，怎么就能让家教相对稀松的薛家家长们忍无可忍、必须“严打”了呢？

很明显，薛家男女们的这个“互动”绝对要比宝玉和袭人那次“试了一回”更严重，否则也不会在更宽松的环境里遭到更严厉的“扫黄打非”。

其实这种事情根本就不难想象。即使在今天，几个共享毛片或“花花公子”的男孩子，兴奋之余，如果发现和他们“住在一起”的女孩子们也在偷看毛片或“花花公子”，甚至在瞒着男孩们看的话，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情？需要强调的是，双方甚至还知道对方已经知道我方在看，而且在瞒着对方看，而且已经知道我方也已经知道对方在看、而且在瞒着我方在看……哈哈，成了绕口令了！总之，总而言之，一言以蔽之，这层窗户纸已经破烂不堪、形同虚设了。在这种情况下，难道男女双方会以礼相待、相安无事？果真如此，双方一开始就不会去关心甚至刺探对方的“动态”。了解对方的“动态”之后，难道双方只是心照不宣地笑笑，理解地拍拍对方的肩膀？如果不是的话，嘿嘿，就不用我再说什么了。

所以，薛家当年一定有过一场不足为外人道的大风波或者“扫黄运动”了。但我的想象力实在有限，猜不出那位“从小七八岁上也够个人缠的”的宝钗能搞出何等“精致的淘气”来，只能肯定一点：她的问题，至少要比宝玉和袭人那次“试了一回”严重。“袭为钗副”嘛。袭人既然“试了一回”，宝钗怎么着也得“爽了一回”吧。如果没能“爽”，那也得是“试了几回”才行，总之她必须超过自己的“副手”，否则不成了“钗为袭副”吗？同理，袭人那次既然“无人撞见”，宝钗怎么着也得被人撞见一次两次，掀起一些波澜吧。当然，她的确被人撞见了，而且还挨了打，确实比其“副手”袭人要高明些。

所以，宝钗不可能是处女。其“副手”袭人尚且不是，宝钗这位“主力”就应该更加地、更早地、更猛烈地、更深入地不是！

薛蟠和薛宝钗在“成熟度”方面的差距，也是这场风波的一个证据。

我们知道，薛蟠比薛宝钗年长，又爱在外面惹事生非，甚至还打死过人，抢了个美女回家，应该也算见过世面的。可他到了薛宝钗面前，幼稚得就象个小屁孩儿。薛宝钗比薛蟠读书更多，可仅仅是读书更多, 不经历实际生活的话，只会使人变成书呆子，显得更不成熟。因此，除了读书之外, 一定有其它的因素, 特别是亲身经历过一些人生波折，才会造成薛宝钗”反超”薛蟠的奇特局面。当年那次“扫黄运动”，很可能就是使薛宝钗迅速成熟起来的重要原因。

薛蟠应该没有参加那场轰轰烈烈的“读书运动”，因为他长大以后还把“唐寅”搞成“庚黄”，怎能欣赏那“词句惊人”的《西厢记》？因此他也就没有挨打，始终保持着少爷的体格和脾气，“抗击打力”很低，一触便倒，连哭带叫，不象是吃过亏的，还具有很强的“可塑性”。所以他挨揍以后，才能痛改前非，干起了正经事。

宝钗却应该是“读书运动”的参与者，因为她识字很多，又是个“淘气的”，甚至还不是一般的淘气，而是“从小七八岁上也够个人缠的”，所以她肯定参与了，保不齐还是个领头儿的，因此就免不了挨一顿臭揍，体验到了切肤之痛。她之所以精通棒伤药的使用，可能也与此有关。所以，她才能深刻反思，积极调整，从而迅速地成熟起来，甚至比她哥还成熟，以至于不象个少女，倒象个少妇了。

也难怪，这场”打的打，骂的骂，烧的烧”的风波，肯定比“小柳”的拳脚厉害多了。经历这场风波的宝钗，当然要比她的“童子哥”成熟得更快。另外，她的“丰美”、“体丰”以及和宝玉第一次过夫妻生活时的成熟表现，于此也有了很好的解释。宝钗这番表白，真是自暴其丑啊！

总之，宝钗这种与年龄、身份都不符的生理和心理特征，明显带有一种“改造”或“调整”过的痕迹，这通常只有受过较大挫折、经历较大坎坷的人才会有。童年时期的这次教训，就是她人生的一个转折点，至少对她的性格变异影响很大。

至于黛玉，无论什么样的书，她都只取其文字精辟之处，对跳墙上房、叠被铺床之类的情节具有很强的“扬弃”能力。只要宝玉一触及这方面，她立即声色俱厉地予以制止。同样的书，雅人看，自是雅趣十足、余香满口的好书。俗人看，却成了淫奔移性、“不好救了”的杂书。同样一句“银样蜡枪头”，当黛玉天真烂漫地说出来打趣宝玉时，是多么的雅致有趣。而对于过来人来讲，它又有另一种特殊含义。这位纯真无邪的林姑娘就这么傻呵呵地说出来，实在是太可爱了！无论多粗俗的话，由她一说，就变得十分雅致。我每每看到此处，都恨不能跳入书中，抱住这个单纯的“傻”姑娘狠狠亲上两下！所谓“移了性情，就不好救了”的问题，根本不会发生在黛玉身上！如果她真是那样的人，根本就不用看什么《西厢记》，只凭她天天和宝玉形影不离，耳鬓厮磨，也早和宝玉“试上一回了”。

黛玉刚看不久，自然熟悉。而宝钗时隔多年，竟仍然烂熟于胸，一听就知道出自何处，真是令人惊叹！难道曾经复习过？还是当时的印象就很深？我觉得应该是后者。这些句子早在当时就融入了她的内心世界，对她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就是她为什么会有“移了性情，就不好救了”的切身体会。儿时的教训，估计是十分深刻的，以至于多年以后，想起那“移了性情”的魔力，回味那“不好救了”的痛苦时，她仍然心有余悸。而黛玉只觉得“词句惊人，余香满口”，并没有发现有“移了性情”的作用，所以口无遮拦，不知避讳，不但和宝玉互相开玩笑，还当着一大家子的面，在饭桌上说了出来，但仍然没被在座的其他人察觉，偏被“有心人”宝钗给盯上了。黛玉的“小孩子家口无遮拦”，说明她心里没鬼。别人无动于衷，看来他们心里也没鬼。而宝钗的敏锐和“有心”，正说明鬼在她心里！

黛玉听见宝钗指出自己的错，自愧有失检点，所以“心下暗伏”，一点儿反击、争斗的心情都没有，反而“上来搂着宝钗”，撒起娇来。然后不再设防，轻而易举地让宝钗占据了道德优势，恭听了一篇言不由衷的说教。其实，以她的聪明，稍微一留心，就可以意识到宝钗已经自暴其丑，而且情节比自己严重得多，却来教训自己，真可谓“百步笑五十步”了。可惜黛玉是闻过则改的君子。别人的议论，只要有一言可取，黛玉便谦虚受教，典型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绝对不会恼羞成怒，倒打一耙，反去挑对方的错。宝钗关于淑女的演讲中的道理，黛玉早已身体力行，所以觉得她讲的真好真对，于是不再当她“藏奸”，反认她是一个正经好人。从此对她推心置腹、坦诚相待。

宝钗却在耍外交手腕。她是个外交天才，揣摩人心、对症下药的本领，在全书独一无二，恐怕只有《水浒》中的“及时雨”宋江才能媲美，湘云缺钱，充不起豪爽，她便予以周密安排，把湘云感动得象见了亲人一样。赵姨娘求平等，宝钗送礼时也不冷落她，令她兴奋地去找王夫人讨好。邢岫烟寄人篱下，缺衣少钱，宝钗加以周济。贾母最喜马屁，宝钗就敬献全书水平最高的马屁，喜得贾母直夸“提起姊妹，不是我当着姨太太的面奉承，千真万真，从我们家四个女孩儿算起，全不如宝丫头。”（第三十五回）。黛玉是个君子，别的东西是无法打动她的，只有用真理、正义、道德、诚实去对待她，占据道德优势，才能获得她的尊敬和信任，为自己所用。

从这个典型例子可以看出双方的为人：黛玉推心置腹，宝钗虚虚实实。黛玉闻过则改，宝钗自曝其丑。黛玉天真烂漫，宝钗经验丰富。

其实，只要仔细分析一下青春期少女的心理特征，就不难发现，黛玉具有青春期少女的一切心理特征，非常健康，而宝钗则处处违背青春期少女的一切心理特征，十分变态。

心理健康、发育正常的花季少女都有一些常见的性格特点。好的有：真诚、天真烂漫、纯洁、温柔、单纯、感性、心肠软。不太好的有：敏感、柔弱、小性儿、爱哭等等。这些特点，黛玉全有，宝钗全无。

花季少女们最不常见的性格特点，好的有：沉稳、清心寡欲等。不好的有：城府、野心、冷酷无情、势利、拍马、撒谎等。这些特点，宝钗全有，黛玉全无。

只有一个例外，就是她看到薛蟠的小像而发笑一节，显得颇有人情味。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她具有这样变态的心理特征呢？当然不能排除七八岁时挨的那一顿臭揍。那次的教训，必定给她幼小的心灵带来了巨大的创伤，使她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个社会的规则，学会调整自己，成为一个适应能力极强的人物。但如果只是这样一个原因，她就很有些可怜、可叹了，作者也不应该给她“国贼禄鬼”的评语。实际上，宝钗的变态人格并不完全来自她童年的那次挫折，而有更早更深层更本质的原因，那就是她体内天生的一股热毒。

请看第七回的原文：…(待续)

现在，早已不是论红楼梦的时候了。

前言

悠悠百载，《红楼梦》在时代的风云中跌宕浮沉，就像一个可以随意打扮的小姑娘：一忽而用来鼓吹排满革命；一忽而用来证明杜威的实用主义；一忽而催生《林黛玉日记》；一忽而用来宣传反抗封建婚姻自主；一忽而成为姓社姓资的战场，一忽而又等同于阶级斗争，“有好几十条人命”。总算松口气之后，“阶级斗争”余波未平，前后之争风云再起。前八十回抬上神坛，封脂砚斋畸笏叟为左右大护法；后四十回打入地狱，差程伟元高兰墅二小鬼陪同。至于它真正的价值、最根本的意义，也正应了鲁迅那句“道学家见淫，才子见缠绵，流言家见宫闱秘事”：乱哄哄，你方没唱罢来我方就接着唱，真个是针尖麦芒，互不相让，怎不热闹煞人也么哥，怎不热闹煞人也么哥，浮生也来算算账。

纵观当今红学界对红楼梦核心价值的解读，也各有千秋：既有孝庄秘史、反清复明等“影射史学派”；也有曹家家史考，脂砚斋与作者关系考，作者到底是谁考（甚至据说有《曹雪芹十世祖考》这样的书面世）等“考据史学派”；当然也有以《易经》解红楼梦的“玄学派”，甚至拿红楼梦当密电码的“解梦派”……不过看他们的研究目的，基本没跳出“宫闱秘事”和“排满”的圈儿。相形之下，主要红学流派中唯一立足于文学本身的评点派略显得后继乏人了，有水平的虽不少，但暴得大名的几乎没有。——天然的东西往往只适合清炖，不适合炒作。

但我从未认为《红楼梦》的真正价值，是政治学价值和史学价值。这种一定要把文学作品拖入史学、政治学领域以博得“更高价值”和“更伟大意义”的癖好，和百年间把红楼梦拉入一种又一种“主义”的癖好形异而实同，都是对作品精神的根本性误读。

这正如王夫人修佛而离佛很远，贾敬修道而离道很远。常识并不是知识能堆砌得出的，相反，知识会淹没它。

本文分三个部分：

一、红楼梦的真正价值：爱

二、红楼梦的真正价值：真

三、红楼梦的真正价值：美

一、红楼梦的真正价值：爱

（一）秩序本位与爱本位

作为古中国主流文化的儒家文化无疑是“秩序本位”的，儒家执着于建设一个合乎伦常的等级秩序，以“和”和“大同”为目标，以“仁”为核心。但这里的“仁”和“爱”相差不可以道里计。（先秦汉语的“爱”与现代汉语不一样。前者泛指对物和人的喜爱、同情、爱惜；后者一意为专爱|爱情，一意为博爱|同情。现代汉语的“爱”字在先秦汉语中没有相应的词语可以替代。本文中“爱”字若无特别说明则取现代义）孔子也讲“仁者爱（先秦义）人”，但强调的是“爱有差等”，必须最爱父母，爱兄弟就要少一点，再次爱孩子，再次到乡邻，国人等等，一层层标准得分斤拨两。爱是维护“正常秩序”——“仁”——的工具，不具有独立的价值。而比起后代儒生来，孔子已经算是一等的仁慈宽厚，开朗开明，通脱不拘了。在儒家文化中，爱的终极价值从根源起就未得到认同，后来的地位就更不堪问。“秩序本位”的致命软肋在于将人的价值放在秩序之后。但具体制订秩序的显然也是人。落到现实中，就很可能成为制订秩序者役使他人的工具了。

从春秋到清，作为核心道德标准的“仁”和“义”，逐渐让位于“忠”和“孝”。这也意味着伦理道德要求从相对平等（仁和义可以也主要发生在平等主体之间）逐渐蜕变为完全不平等（忠和孝都是单方面要求弱者的道德，而且不可能发生在平等主体之间）。而伴随这个过程的是道德的不断非人化，即残忍化。早期儒家在野，未失风骨；后来在朝，在惨遭戕害的同时当帮凶，情况就日糟一日了。若按早期核心，以“仁者爱人”为理由，总不好直接宣扬杀人；以“义”为理由，残忍离“不义”也很近。而忠、孝不同。孝本是“父慈子孝”，也是对双方的要求，但唐孝子传里已广有挖眼割肉的模范了。“忠”本是“君待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杀掉暴君也不算错。可随着君主极权的不断加强，忠很快变成了杀人利器，全不论“君”暴不暴，你就是“不得不死”。于是，立为牌坊的忠臣孝子恒河沙数，可谁见过一个“礼君”和“慈父”的模范？原因是，君父根本就不用去要求自己，更遑论学习模范。道德一旦堕落到单方面要求弱者的地步，其残忍性就会呈几何级数膨胀，最终等同于肆意践踏弱者的利器。

安史之乱，张巡为守城杀妻妾饷军，率百姓食全城妇孺老幼三万人，是标准的先锋模范人物。而冯道无非是在强大的契丹面前自嘲为“痴顽老子”，避免了一场无谓的战争，就被上纲为极为可耻的“汉奸”。远在五代，普通人的生命在正统道德面前已一钱不值。

而到了红楼梦那个年代，“以道德为理由可以残忍——以道德为理由应该残忍——道德本身就是残忍”的演进已经完成了。“道德不重视爱——可以牺牲爱——必须毁灭爱”的锁链也已经铸就了。而普通人也从此无法找到单纯维护“爱”和单纯否定残忍的道德资源。“残忍”本身就是最大的不道德。赤裸裸的残忍不可怕，最可怕的是杀了人还要人心甘情愿地感恩戴德的，与“道德”不冲突甚至干脆等同于“道德”的残忍。一旦“道德”沦为残忍的辩护士，则不仅恶人会作恶，连本心善良的人也会怀着高尚的道德感充当帮凶甚至元凶，做出对他人最残忍的事，反以为自己在维护道德，在“为了你好”。

而在那封闭的君主官僚制社会，没有外来“一声炮响”为《红楼梦》的作者带来什么，他只能从太初混沌的“赤子之心”去寻找。

（二）爱人者，当大苦恼

他寻找到的是浑然天成的，与天真心灵相伴生的“爱”。因此他让贾宝玉天生就拥有未被“道德”戕害过的“爱”的能力。他爱一草一木，爱花，爱小鸟，爱纯洁天真的女孩子，哪怕她是最低贱的女奴；爱朋友，哪怕他只是下九流的戏子；爱兄弟，爱亲人，爱一切可爱的人，同情一切可怜的人。哪怕是被凶恶的强者残忍地伤害了，他也不怨恨，不报复——而且不是因为麻木，不是因为不得已，而不怨恨、不报复。但他的爱却找不到任何可以光明正大地落脚的位置。甚至，得到的只能是被爱者的不解和哄笑。《红楼梦》中最打动我的不是宝玉的专爱——爱情，而是他的博爱——同情。爱情故事也读得多了，总觉得既然是炽烈唯一的爱情，被伤害了就等于伤了命，反抗怎样激烈，出家殉情，都不意外。但为了一个“与己无关”者，甚至自己根本不认识的人所受到的伤害而不忍，而悲痛，本能地去保护之捍卫之，这颗爱心因其远更博大而难能可贵了。

这也是我最不敢重读的段落是“平儿理妆”的缘故。

这不是惊天动地的义举，比起鲁提辖拳打镇关西勇救金翠莲，显然欠威武，且是小事一桩；这不是金戈铁马的征战，在慷慨就义的革命者看来也不能解决“劳动妇女受压迫”的“根源问题”，只是统治阶级内部有良心的人所作的微不足道的“缓和矛盾”的工作。在历史的长河里，这连一朵小浪花都激不起，简直什么都不算。

获救的金翠莲后来给待下宽和的李员外作了外宅，虽然仍是妾，好歹不受虐待，丰衣足食。恩人以为她得救了，这就是她的幸福。如果说她徘徊在旧局中，那么，新局中获救的劳动妇女变成了一群奉旨恋爱或奉旨不准恋爱，并无条件遵照“组织之命，单位之言”结婚生子的蓝蚂蚁，好歹吃得上大锅饭。“大救星”也以为她们得救了，这就是她们的幸福。

无数人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之后，那些值得同情的弱者们的状况，究竟有了多少改善？强弱不是一成不变，一个或一群弱者变强之后，甚至可能反比原先被推翻的强者更凶残，以“正当地捍卫弱者”的名义凶残。我不反对面临强权时用暴力来自卫，但令我心惊的是被各种“正义”的名义摧残的人，永远比被以强盗的名义摧残的人多得多。如果现实真的如此残酷，那么我们是否在暴力造反之外，还应该寻找一下别的希望？否则，牺牲无数宝贵的生命换来的不过是摧残者与被摧残者换了不同的人。这恰恰完全走向了“官逼民反”的初衷的反面。

《水浒传》是个明显的例子。二十四史而多至二十四，可见从不乏造反传统。不可否认，梁山好汉也有一些有人性的人，林冲、鲁智深、朱仝辈，的确人格光明。但梁山集团竖起“替天行道”的大旗，干的却是剽掠和冲州撞府的买卖，和历代皇上的祖宗们差不多。就算“杀奔东京，夺了鸟位”，为的仍然不是屈死在李逵板斧下的无名草民。对死在李逵板斧下的、死在武松屠刀下的老弱妇孺的生命无一丝怜惜同情，这样的“民反”究竟是反抗，还是更深层次的对加害能力的崇拜和对统治秩序的服从？一个为了“正义”可以心安理得地对“不重要的他人”残忍加害的人，你不能指望他的“正义”有多么正义。如果要反对残忍，则我们只能认定：

任何残忍都是残忍，都是不允许的。

以任何理由摧残任何人都是不允许的，哪怕用真正的大善的理由摧残真正的大恶人。

以任何理由忽略被摧残者受到的摧残都是不允许的，哪怕被摧残者是那样的“不重要”。

如果我们不这么认为，如果我们认为只有对“纯洁的好人”的摧残才是不允许的，那么，我们就永远无法避免残忍笼罩在我们自己头上，永远无法避免我们自己被摧残。因为按照具有中国特色的道德标准来衡量，谁都不会永远是“纯洁的好人”（因为道德体系对“爱”的忽视和对秩序的维护催生了无数“道德困局”，比如“卖身葬母”和“杀妾饷军”，当事人怎么作都是错）。

（三）残忍崇拜

可以说，“道德主义”的另一面就是“残忍崇拜”。上节已述，本身就重秩序而轻个人的儒家伦理被御用为正统之后，逐渐扭曲恶变为“以秩序使人成为非人”的利器。

在这样的秩序下，孩子不是人，父母可以“或打，或杀，或卖”，残忍者不仅毫无愧色，反而理直气壮。“棍棒出孝子”的格言充分展现了世俗社会的成年人是怎样赤裸裸地互相鼓励，用残忍（以至于空手打不够劲，还要抡起棍棒增加伤害烈度）虐待儿童的方法为自己谋取终身性的巨大利益。什么“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无非是粗糙的原生态现实讲述的最得意的一则笑话。而在整个儒家理论史上竟然找不到对这句格言强有力的批判武器。

没错，儒家学说没有教给过各种弱者作为“个人”反抗侵凌的方法。知识分子最大的反抗也不过是“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在春秋时期尚有可能，大一统之后就无法逃命了。至于农民的反抗，妇女、儿童的反抗，连“逃命法”都没有，鉴于秩序本位，这本身就是不允许的。儒生能作的，无非是苦口婆心地奉劝统治者“仁政”而已——反正没有约束霸权的强制力量。（这当然不能怪到孔夫子头上，诸子百家都没能解决限制王权的问题。墨家完全对立，锄强扶弱，死得最惨；法家干脆帮凶，李斯身死，始皇国灭；只有道家“纵收服了，也不是这里头的货”，反苟存性命于乱世，也能闻达于诸侯——别高兴，那是少数思想觉悟不高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虚无自欺的消极遁世，于统治无大妨碍的。）

在这样的秩序下，女人不是人，只是夫家的劳动工具，丈夫的生育工具和泄欲工具。三从四德，三贞九烈，千年缠足，被这条条令人窒息的软刀子绞杀了的无数无辜的灵魂，甚至没资格在“汗青”上留下一滴真实的血泪。更别提后起之“秀”贞节伦理要求的自虐狂式的、批量化的心理变态，自然也视弱者的生命为“我得不到别人也别想要”的物品了。 “妻子每天必须整齐穿戴，在衣襟上依次序挂上剪刀、镊子、锤子、梭子，在天刚蒙蒙亮的时候跪在公婆面前请安，令起乃起，而后偻身侍立，不准打喷嚏，咳嗽，流鼻涕，打嗝，不准发出任何声音，不准抬眼，非经公婆问话不准说话”（白话文大意，源自《礼记》）这样全天候的、苛刻得让正常人连半个小时都无法忍受的终身性纪律，也算是“文明”古国的“第五大发明”吧。与父母们满溢的道德感一样，男性施虐者甚至也不觉得自己在施虐了。随意殴妻，强迫女儿缠足，她们的眼泪血痕再也不能激起男人的同情心——去他妈的“身体发肤不可毁伤”；纳妾嫖妓，也是该当，任何女人，都不过是玩“物”，不配得到什么尊重。这种施虐特权直到今天不也有很多人羡慕吗？不是还有无数热心的道德家宣讲着“女性天生就应该怎样怎样”地讨好和驯服吗？不是还有无数男人抚摩、赞美、陶醉于“一屋一妻”的“骄傲”吗？以让他人“奴在其心”的方法损人利己，这些慑于法律尚不敢“奴在其身”的当代男人们，离“棍棒出孝子”的残忍崇拜究竟有多远呢？

在这样的秩序下，奴隶不是人，只是牛马不如的物品。白居易够有同情心了，在历史上绝对是个有作为的清官，照样说“十载春啼变莺舌，三嫌老丑换娥眉”，把玩腻了的年轻歌妓用绳子一穿，和老马一起拖到集市贱卖。“同是天涯沦落人，江州司马青衫湿”，恍惚之间，也不过是句顽话罢咧。汉人愤怒于蒙古人杀南人杖八十七，杀牛马杖一百；自己又把同胞看得有多高呢？！似乎只要是“自己人打自己人”就“各家门，另家户”根本不必过问了。如同“女儿嫁到夫家，娘家哪里顾得？碰的不好也是没法儿”。这不是我的事，这真的不是我的事——因此，是否残忍，我也管不着。

当整个社会的人都学会了心安理得地对妻妾，对妓女，对儿子，对女儿，对丫鬟，对小厮施虐，总之，是对最亲近的人施虐，对身边的人施虐，对所有比自己弱小的人反反复复地施虐……这个“礼乐之邦”，还有“爱”可言吗？难道“礼乐”可以脱离于“爱”而存在吗？！女人占总人口的一半，男性儿童占百分之十五强（人均寿命短），奴仆暂无法计算——在这个伟大的文明古国里，总有约百分之七十的人根本就“不是人”。亲亲，尊尊又怎么可能呢？连身边的人都不爱，要怎么去爱乡邻，怎么去爱国人，怎么去爱君主呢？一个书生对身边赤裸裸的残忍都无动于衷，甚至光荣地参与制造，你要他作了官怎么去“仁政”、“爱民”呢？清官、忠臣们的“仁政爱民”又究竟能让“民”得到什么样的“爱”呢？

不过是各按本分作稳奴隶而已。

因此，红楼梦中的丫鬟们，在世俗的眼中，是三重的“不是人”，三重的“人下人”，而“戏子”蒋玉菡、芳官、龄官等，是比这些三重的“人下人”、“不是人”更低下的“下九流”的人，如“猫儿狗儿”的“不是人”。他们只配被利用，被侮辱，被损害，被抛弃，却不配被承认，被尊重，被崇仰，被怀念。

（四）无血的现实，正常的逻辑

有的人打断我说，就算贾宝玉对她们寄予同情和帮助了吧，那又有什么现实意义，全是几百年前的事情了。

那么，有则旧闻，诸君想必不会全忘了：重庆某中学一十五岁女生迟到，师怒斥曰：“你长的不好看，学习又差，以后坐台都没人要！”因为这句话，随后，女孩自杀了。那时候的“强烈反响”，一曰“独生子女|现在的学生心理素质太差，无法承受挫折打击”，二曰“这是偶发事件，也是教育的悲剧”，三曰“歧视差生是应试教育制度之过，老师不该为死亡承担全部责任，但出言实属不当”，四曰……

而今天，无数的网友们仍然大惑不解于“王夫人不过是骂了金钏两句，赶出去，金钏为什么要跳井”。从语法上分析：“下贱的小娼妇”和“坐台都没人要”，性质基本上相同。而对一个十五六岁的清清白白的女孩子，这种侮辱的杀伤力也是不相上下的。但我们仍然疑惑着，疑惑着，无休无止地疑惑着，好像我们从未有过十五六岁，好像那时的我们从未成为蛮横权力践踏下的无辜者，好像我们和我们的后代都摆脱了那个不服从强大苛刻的唯一规则就无路可走的无助处境。

悲剧不断地重演，因为，那在我们眼中那不过是一个“悲剧”，一个应该由“制度”或者“心理素质”负责的，与己无关的“悲剧”。它重演的次数已经多得没了新闻价值，我们也已经懒得计算了。我也只能挑个相对有新闻价值的吴雯雯之死：只因未扎头发而遭到老师拒绝参加期末考试，2006年1月16日，未满十六岁的她（如果按传统算法，虚岁已满十六）跳入了冰冷的九山湖中。她最后的话是：“当我离开这世界时，你们不要担心。就当没有我这个人好了。免得给你们添麻烦，再见了。”而寻找她的父母找到班主任询问她下落时听到的第一句话是：“你们的女儿今天没有参加语文考试，成绩记为零分，我先提醒你们。”吴的双亲将温州市第七中学和班主任邱雪梅（我不得不写下所有当事者的名字，没有名字的遇难者不过是数字：一个，三十万，或者四十五万，模糊到愤怒和悼念都无法清晰）起诉至法院。首次开庭时，被告方有多名教师旁听。他们在己方律师发言后集体持续整齐、热烈鼓掌喝彩。

这正是，掌声响起来，我心更明白。我们居住的非人间，直到今天，究竟遵循着一种什么样的逻辑：

你现在吃饱穿暖或者以后能吃饱穿暖的机会是我给你的，所以，在这里，我就是主人和恩人，我就是真理和正义。你要么等同于二两银子，要么等同于一个分数。“纵省下二两也是有限的”，我家大业大，多你不多，少你不少。你什么都不是。

因为你违反了我定下的规矩（不许和爷们说笑，不许披散头发，不许学习不好等等。这都是道德要求或者可以上纲为道德要求，而且谁也不能说违反了它就完全没有过错），所以我可以任意对待你。我是为了让你遵守规矩，因此我动机是好的。只要不直接用刀捅死你，我就无罪。不同的是，以前的王夫人还得挤出几滴眼泪，说“岂不是我的过错”，发放几件衣服。而今天的强者们已经理所当然地代以狂欢节般的热烈掌声。“面对死亡我放声大笑，高唱凯歌踏倒无辜孩子”，勇气远过于前人。

至于规矩合理与否，你无权过问，你没资格。规矩不是我制订的，因此有多少人为规矩当了祭品，我也没有责任。我不干涉规矩的存在，因为它不约束我。不同的是，规矩更名为“制度”。

你受到强者侮辱之后没有任何维权途径，也没有申辩权利，其他人也认为这侮辱是正当的，或起码是情有可原的，因为那不是见血的伤害，所以就不是伤害。你要么毁灭自尊，甘受侮辱，要么进行唯一的反抗：自杀。不同的是，以前我们认为既然是奴才秧子，就不再有人的身份；现在我们认为，学生学生为学而生。有了“学生”的身份，也就不再有“人”的身份。“学”不好，“生”就没有意义。

你的自杀是不合常理的，绝大多数人是服从和认可这个制度的，包括你的爹娘（金钏娘白嫂子和今天所有的家长）。绝大多数受到摆布的你的同类没有选择死。因此，自杀只能说明你的心理不正常，心理素质太差，或者道德水平太低。你的死只能说明制度的合理和自己的怪异、难以教训、不值得同情。

在现代人看来，被不被赶出去，背不背“小娼妇”的恶名无关紧要，因此，金钏脆弱的心态令人无法理解：这个非独生子女，就不能坚强点吗？在早就毕了业、脱离了学校管束的成年人看来，期末考试得不得零分，被不被人骂“坐台”是无关紧要的，因此孩子脆弱的心态令人无法理解：这些独生子女，就不能坚强点吗？！

你要质疑这种逻辑吗？这说明，你是个有“痴病”的“呆子”。或者写“日记”的“狂人”。

不久，晴雯也被同样的理由逼死了：“你这轻狂样给谁看？！我看不上你这浪样！谁许你这样花红柳绿地妆扮？！”“狐狸精”。晴雯最后的话是：“怎生一口咬定了我是个狐狸精呢？我死了也不伏！”吴雯雯与她很像，名字都是“易散的彩云”，无辜的生命也都永远定格在十六岁。只是，比起吴雯雯的“就当没有我这个人好了，免得给你们添麻烦”来，晴雯的认罪态度实在是太差了，怪不得从重，从快，从严。

贾宝玉却悲愤地说：“我竟不知晴雯究竟犯了何等弥天大罪？！”他流泪了。而且是无数次流下了完全不合逻辑的眼泪。他不合逻辑，所以，他真是个疯子。为命如草芥，于己无关的“不是人”的人受到的伤害而悲伤的人，无一不是疯子。有大爱之心的人，都是疯子。

所以，贾宝玉哪比得上我们正常呢。所以，“过去的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

有一首莫名哀婉的歌是这样开头的：

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

正是：

霁月难逢，彩云易散。从二百年前，直到今天。

那么，我们仍然应该听听雪芹，讲那过去的事情。

（五）爱的意义

在古代，史学被暴力者（皇帝）创造，哲学被立言者（士大夫）创造，只有文学中才能听得到一点普通平民的声音。然而那些琐小而至高的真实爱恨，其创造者多没有名字。儒家文化从来不赞成强权，但从汉以降，就一直剥夺正常秩序下“个人”对强权的反抗能力、权利。只有造反，但造反又是群体。反抗成本极高。在正常秩序下，个人与“独夫”无协商机制，无协商动机。“民”从来作为一个“群体”而不是“个体”存在。独立于政权（暴力）和话语权（文化特权）的个人简直无法在历史上留下任何痕迹，即无法“昭传”。不为歌者苦，但伤知音稀。

但曹公（也或还有程高二公）要为他们昭传。此故，在四大名著当中，只有《红楼梦》做到了让不重要的、命如草芥的奴隶，都有名字。无论是女人，孩子，还是奴仆，甚或是三重的“不是人”，“下九流”的“不是人”。因为，她们可爱，因为，她们曾经那么真实地存在过。在古典文学史上，《红楼梦》不仅塑造了林黛玉、薛宝钗、史湘云等出身高贵的的少女群像，而且史无前例地塑造了同样“昭如日月”的出身微贱的丫鬟群像：鸳鸯，平儿，紫鹃，晴雯，袭人……这些高贵或低贱的“不是人”，相对“太平不易之元”和“兰桂竞芳之月”，简直是毫无价值。既不是“因为漂亮招致祸患”也不是“因不漂亮具有贤淑美德”。在秩序本位的社会里，这些太次要的生命简直毫无意义。既如此，要她们干嘛呢？写作的“意义”何在呢？

爱，便是“意义”。她们美好可爱，仅凭此，就重于泰山。她们受侮辱受损害，没有办法保持生命的美好天真，仅凭此，就值得作者和主人公用全部生命去爱，去同情，去哀伤，去为之毅然抛弃一切世俗功名的诱惑。

在秩序和爱之间，贾宝玉选择了爱而漠视秩序。秩序上，丫鬟不过是仆役。宝玉却“甘为丫鬟们充役”。他也不要奴才们怕他，果然，连最底层的小奴才小丫鬟都不怕他。不为什么，因为他不觉得让别人害怕，让别人屈服有什么必要，也不觉得如何光荣。相反，对一切可爱的人，他都要去维护，去同情，去帮助。龄官画蔷，他不顾自己淋得精湿，只顾着喊龄官躲雨。平儿理妆，贵为主子的他却忙不迭地替贾琏赔不是，安慰照顾，只为了能稍稍排遣平儿的委屈。香菱换裙，他不避嫌疑，色色想的周到，为香菱揭了燃眉之急。藕官烧纸，他还根本不认识她，匆匆跑过去保护，就怕婆子把小丫鬟拉去，打骂处置。这是对一个不认识的人啊！相形之下，笔者前天扶一个乞丐婆婆过马路，就自我感觉良好地到了现在。而宝玉，却连自觉高尚的虚荣都没有。他只是急切着去保护，必须保护，保护一个弱者。屏幕前的你，如果比笔者强，或者和贾宝玉相当，请务必跟帖。因为我终于在非人间找到了一个“人”。

“这些人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病死了挨了打挨了骂被撵出去，都是‘本府旧例’，纯粹该当；贾宝玉无缘无故地怜惜爱护于己无关的她们，又是为什么呢？”当我们发出这个疑问的时候，已经离“大爱”太远了。践行同情，本应是最不需要理由的；正如反对残忍，本应是最不需要理由的。尊重人，把每个人都当做人看，本应是最正当的。但是在这个非人间，这却变成了书中人们、书外人们最无法解释的，“百思不解”的“问题”。所以，浅显的答案是，贾宝玉就喜欢泡妞；他只喜欢年轻漂亮的女孩子（那为什么还要同情刘姥姥呢）；他天天在女人堆里泡变态了（一般红友虽然不是专家，但不能忽略，况且专家又好到哪里去）。深奥的答案是：诸钗分别影射明|清代政坛人物，某个丫鬟象征着什么集团，而另一个丫鬟代表着什么阶级或主义。

在追寻这些五花八门的答案之前，我们可不可以扪心自问：这个问题究竟是用什么逻辑提出来的呢？跟我上面提到的逻辑又究竟差了多远呢？！

莫失其赤子之心，莫失其赤子之心。——请不要丧失同情的能力，不要丧失爱的能力。如果，你真的已经丧失了，那请不要丧失理解他人的同情与爱的能力——那千百年前的呼唤，终究，还是落了空。

以爱为本位的人，却发现世间至贵至高的，是“可爱者”。人世间功名、金钱等等都是要“了”的，都是不足道的。最重要的，是可爱者美好的灵魂。他没有发现救国救民的道路，没有发现封建统治阶级必然没落的历史规律（详情参见拙作《梦碎落花十二辨——细究后四十回·如实叙写与历史规律》），更没有发现治国平天下的法宝和为万世开太平的良方。这也许是他的“历史局限”。但他终于发现，“不是人”是“人”，所有人都是人。爱是那样地重要。相比之下，扼杀爱，囚禁爱的秩序，是那样地可怕，那样地“不应该重要”。

笔者，则在自己成为另一种秩序的零件的时候，不得不佩服《红楼梦》作者的发现。当可爱者们一个接一个地“自杀”，或者见血地，或者不见血地，“合理地”被秩序绞杀，宝玉的眼中，就有了大迷惘和大悲伤。大厦倾覆了，青春幻灭了，美好的夭亡了，幸存的扭曲了——他无法再忍受这个非人间了。虽然那不是加诸他身的痛苦，那真的不是。但是，让他怎么去像父辈一样，心安理得地享受这建筑在弱者鲜血白骨上的“幸福”呢？！最后的出走，是他的“非暴力不合作”。除了他，任何一个男人都会选择留下来。为了列祖列宗，皇上恩典，举人功名，荣华富贵，贤妻美妾，子孙绳绳……诱惑太多了。

哦，你说什么，你说你很容易地鄙视这一切？那我换个说法：十八岁之前，你不准做学习之外的任何事，十八岁之后直到死亡，你必须成为没有任何个人意见，任何梦想的，与父母老师要求完全一样的人；那么，清华文凭，一套房子，漂亮老婆，月薪20000，外企主管的位置，就属于你。而且，是在你已经考上清华大学之后，让你选择：退学，还是不退？这时候，你是否就“鄙视”不起来了呢？是否反而觉得“苦尽甘来”了呢？宝玉受到的诱惑，比你大得多（比如他可以娶一百个而天经地义。你呢）。那个非人间，究竟和现在有多远？多远?！笔者作为一个“正常秩序”中循规蹈矩的零件，只能做到：卖力不卖命，卖身不卖心。我不知道，在两百多年后，这是光荣，还是耻辱。这是进步，还是倒退。

面对荣华富贵，有太多的理由放纵了，但他还是坚守。

面对一次次死亡，有太多的理由麻木了，但他还是清醒。

面对自己的罪责，有太多的理由开脱了，但他还是忏悔。

面对举人的功名，有太多的理由继续舒舒服服地得过且过，但他还是走了。

因为，他没有理由。因为，他不需要理由。（2009.7.26-2009.8.８）

二、红楼梦的真正价值：真

（一）权力本位与真本位

有很多人把儒家思想看作中国落后于世界的元凶和中国近现代苦难的最终责任者，未必。儒家没有创造专制制度的能耐，顶多是个专制制度挑选来的帮凶。因为大一统后，统治者驱使天下总要有个可手的家伙，所谓百家争鸣，焚书之后，其实能选的也就那么几样。法、道、纵横、阴阳、墨、杨、农之类的要么没大用（道、纵横等），要么直接和官府对抗（杨、墨等），要么已经被证明失败（法），也就是儒家文化还“有资于治道”。选择有限，董仲舒不出头也有别人出头，反正能不能手里没有家伙使。

雀屏中选的儒家学说，是一种典型的政治哲学，而绝非古希腊诸学派的“自然哲学”。儒家学关注范畴限于政治和人际，创造的是家本位的人际伦理和等级社会的政治法则；儒家学说关注的是“人与人”，而不是“个人”，更不是“自然”或“人与自然”。它对大自然毫无求知欲，对独立的个人与独立的思想更无兴趣。当然，这种伦理和法则，在初创时期还只是学者的理想，并没有落到现实上来。实际上，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即儒家与君主官僚制社会的皇权成功结合之后，儒家的伦理和法则虽然成了现实，但以期达到的“大同”、“复古”理想也从未实现过。所谓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不过是纸上谈兵（但很多“国学家”或者“爱国者”却总喜欢把纸上的理想当做事实，以为真的发生过呢）。但它的“秩序本位”却被统治者吸收了，在实践中变为了“权力本位”，即由汉至清的大一统超级专制。

因此，我们惊奇的发现，在漫长的古中国，上层建筑的一切领域——史学、文学、哲学都以政治为核心；不仅整个社会学科不分化，一切行为都以政治为终极目的。而且无论是杂技、戏剧、滑稽还是小说、诗歌等文学、艺术都要以政治为终极指向才具有“意义”，才有资格被当作重要的事件记录下来。而纯粹属于自然或者出于本心，不能落实在政治上的一切艺术和科学是毫无意义的，甚至是没有办法在历史上留下任何痕迹，无法让后人得知的。无论是什么文艺形式，都要找到——或者本来就拥有——一个政治上的“意义”或者“作用”，否则就无法获得起码的重视。汉赋、乐府、骈文、唐传奇、宋词等等的兴衰过程都一再说明了这一点。

而且，当社会道德和社会伦理都已经“权力本位”时，君主的专制权力就从被人审视的“事实”变成了不容质疑的“真理”；不仅不再受到是否“一夫”的质疑，反而成了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切真话，一切逻辑，都必须为皇权让路。专制权力自古以来就没有受到过什么制约。权力来到世间，每一个毛孔都沾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当它披上了清洁高贵的道德外衣，真相被如何扭曲，奴隶们能用什么方式思考和言说，也就可想而知了。

“权力本位”家族有很多子孙。其共同点，是不注重真相本身，只注重“应该反映什么”。譬如不问鸡蛋是不是臭的，只问你为什么觉得它臭。你觉得它臭，说明你的思想如何消极，如何不懂得非礼勿嗅，如何看不到光明面，态度如何不端正。它的一个比较晚近的子孙是“厌学情绪”——发明这个词的“专家”们从不考量教学内容是否本身就枯燥无用，让人无法不厌，而只是将“厌学”当做未成年学生自身的“问题”。

而且，古人没有艺术的自觉，创作小说、戏曲等的时候往往还要追究“出处”，是否合乎“事实”，以至于繁琐考据、批判层出不穷（具体请参见明清士人关于唐白居易诗《青梅歌》的后代演绎作品——元杂剧《墙头马上》的评论，以及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对《聊斋志异》的质疑，等等。二者均见于《中国小说史略》，鲁迅著）。今人看来，可谓胶柱鼓瑟。但古人眼中却是天经地义。既然文艺创作关涉现实，就没有完全的自由，还要冒一定风险；文艺创作又不可能等同于正史（古代中国与“正史”一词相对的就是“小说”），总要虚构；文艺创作没有独立于“风化”和“治道”的地位，创作者便免不了主动或被动地以“劝惩”、“教化”为终极正当目的（此与建国后前三十年文艺的“政治挂帅”、今天面对少儿的文艺总要讲究“教育意义”，实一脉相承）。基于这三个原因相互叠加，带着枷锁的文艺创作处于“首创者凭天才和勇气逃逸，后随者因因循和服从跌回”的状态。《三国演义》之后，《水浒传》之后，都没有同类作品可以超越。文艺去除了说教的部分，剩下才是趣味。无趣味，文艺不成为文艺。中国人这么聪明，趣味不至于断种。可一旦“文艺应该以道德、政治为终极指向”成为社会共识，天才即使有，也被天然地压于大石，便不死，亦只得曲折生长了。“应该反映”胜于“现实”本身，则现实主义就不能健康地成长，批判现实就更凤毛麟角了。

也因此，很多鲜活的现实题材，吸收进文艺，变成了劝善书。前文已述，儒家文化的道德教条、社会理想从未也不可能成为现实。“善有恶报，恶有善报”、数不清的道德困局、不能用善恶来评判和解释的人和事，才是现实世界的基本面貌。在复杂多面的现实中依“忠孝节义”的教条行事，恰成呆鸟。谁也不敢犯上，直接揭露统治的丑恶，但统治确实又很丑恶，艺术上怎么反映呢？于是有“大团圆”情结。本是弱者受欺凌迫害甚至于死亡的悲剧，借助神迹，借助偶然，或直接借助强者（比如“青天”），给弱者伸冤，惩罚“恶人”，求得公平、团圆，顺便劝善。但这究竟是“瞒和骗”，久而久之，反而使看客的麻木加深了。甚至促生了“既定秩序”本身好好的，悲剧只是“几个小人从中拨乱”的结果这样的结论。这还不算最糟糕的，起码是作者同情心胜名教心；若反是，则有川剧《李亚仙》、京剧《武家坡》、粤剧《双忠记》等等。那些将弱者无条件的牺牲和死亡的惨状生扭为“美态”和“妙事”，助名教吃人的作者的积极性，使人终夜恶。放在《红楼梦》中，曹公便借“老学究闲征姽婳词”浓墨重彩地沉痛讽刺。又因为现实中不平太深重，戏曲、小说总爱往正面人物上加码，反面人物上也加码，以让善和恶更明显，以强烈打动观众，使为善者不平（加码嗜好的另一个原因是国人喜极端，不中庸，具体根源不详）。但这又生了另一个效应：善人成神，恶人成魔，唯独失去了真实的人性。又因为太夸张而现实中全善全恶的人太少，现实题材的创作反而脱离了现实。以上种种，使人在现实的道德说教和虚构的文艺创作里都看不到眼前的“真实”。上次我讲到同情最本真，却变成最需要理由。这次是真实最直观，却变成最难发现。五千年的文明落得这德行，可谓“聪明反被聪明误”了。

（二）死亡：瞒和骗

于是，“文学永恒的主题”——爱与死——都被严重异化。在相当程度上，不能被真实反映，且毁灭不成为悲剧。本文暂只谈“死”。

在四大名著范围内对比，三国演义，便有一整套美化死亡，使任何死亡都没有分量的“巧妙的逃路”： 三国演义里死亡太多了，而能被记录下来的比例则非常小。士兵战死无数，都是无名无姓，沉默地作了英雄的垫脚石。所剩的挂一漏万的死亡里，也看不见悲悯。“坏人”死了，便“后人有诗讽之曰”，仿佛大快人心，根本不用悲伤。“好人”死了，则是“赞之曰”，仿佛这死亡不但不悲惨，反而成就了忠义等英雄的美名。实在无法确定“好坏”的人死了，就是千篇一律的“叹之曰”，也并不追悼，只是堕进虚无的宿命论里茫然地慨叹一番。就像三国演义结束诗的最后两句：“定数茫茫不可逃，后人凭吊空牢骚”。只是在“壮志难酬”——服从秩序而无法达到秩序既定的目的——的时候，抒发无可奈何的玄乎其玄的慨叹而已。论情节，三国里基本上每一回都有砍人头如切瓜剁菜的场面，作者和读者，也都未见指为残忍的。似乎“上天有好生之德”“仁者爱人”的国度的子民，连这点“恻隐之心”也早就被“坚强”所代替（儒家提倡的“应然”并不等于社会“实然”，此是非常明显的一处）。水浒传也同样对死亡持麻木兼美化的态度。对于“赃官”“恶人”的死亡，还要细细描写怎么剖腹挖内脏，似乎非此不足以解恨、不足以“正义”似的。对于“血溅鸳鸯楼”、李逵板斧下的无辜冤魂，也持忽略态度，或一笔带过，只剩下人数，或反而加以赞美，以陪衬英雄的“正义”。西游记里面，好在没有对死亡的美化，也还谈不上彻底的麻木。但还是执着于“斗”，以弱胜强，除暴安良，因为没有了水浒好汉恃强凌弱的“英雄气”，算是未失童心的侠义了。停驻在死亡上，直面悲伤，却没有过。

以上三本小说的故事主角都是“强者”，中心都是“政治”。

但红楼梦却提供了另一个维度：主角是“弱者”，中心是“情”。贾宝玉不是“强者”，他只能被人摆布而不能摆布他人。他所爱的更不是强者，反而是更弱者。但惟独在红楼梦里，死亡是最令人悲伤，甚至无法直面的。哪怕是一个如“刘安妻”（《三国》）、“潘巧云”、“迎儿”（《水浒传》）身份的，在上三本书中完全可以忽略掉的小生命的死亡，也是那样地打动读者。因为红楼梦在之前描述了她作为“一个人”而不是符号的存在，一种真实的，富有细节的，美好而天真的存在。悲剧把美好的毁灭给人看。正因为读者看到了生者的美好，所以读者不由自主地悲伤于最后的毁灭。无论这个生者多么卑微，无关紧要，她曾经真实地存在过，哭过，笑过，爱过，恨过，于是她在我们眼前成了活生生的，无法重复和取代的生命。死亡有了重量，因为卑微者的生命有了重量。这便是“不瞒不骗的真实”。那种对死亡麻木而赞美的“文学”，太远离“不瞒不骗的真实”。因为如果“人”的生死都没有重量，那么一切“真实”也就无关紧要了。连生命都不能让麻木者睁开眼睛了，那你怎样才能让他面对现实呢？

（三）睁了眼睛看“真”与“罪”

然而贾宝玉只知道用朴质的心来爱，用纯真的眼来看。于是，他被这个华丽而龌龊的世界惊得目瞪口呆：既定秩序无比正常，没有遭到大奸大恶的破坏。可太平盛世，怎么就偏偏容不下最无害、最美好、最纯真的天性呢？除了夏金桂、赵姨娘等极少数龌龊的死亡之外，死亡总量中占绝大多数的青春少女可怜的、可敬的、高贵的死亡那样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真的是大奸大恶造成，读者恐怕反而能接受一些。但恰恰没有。如李公子、张金哥的情死，原因是王熙凤的弄权，家长的贪财背义，官场的黑暗，外人的攘夺，还是静虚的犯舌？每个人都在把二人推入死亡的过程中加了一把力，每个人又都在法律上“无罪”，甚至有些人（比如家长，当时社会，包办婚姻也是“为了孩子好”）在良心上也“无罪”。瑞珠，金钏，尤二姐，尤三姐，鸳鸯，司棋等，无不是自杀，但谁又能说“死”仅因为她们自己？晴雯，黛玉，元春，迎春等，都是“病逝”，但谁又能说那和制度的黑暗、他人的伤害无关？每一场死亡背后，都有“罪人”，又都没有“罪人”。比如黛玉之死，王熙凤、王夫人“有罪”，甚至贾母，宝玉，宝钗，薛姨妈等人，也都“有罪”。但是细细追究，没有一个故意将黛玉害死，甚至有些反是最爱她的、最关心她的人。论起元凶首恶，简直白费力气。但每个人都是罪人。把责任推给制度，作者也同样没有这个心。作者没有把任何人涂抹成恶魔或者圣人，而是将深沉残酷的矛盾现实呈现在读者面前。作者也没有借助偶然成全宝黛，成全司棋潘又安，解救迎春，解救鸳鸯。他偏要将那最真实、最让人无法接受的给人看。人物的区别不在于“好坏”，而在于有些人无罪，却触犯网罗横死（如鸳鸯、晴雯）；有些人有罪，却坚信自己的正确和光荣，继续大义凛然地给他人制造着不幸（如王夫人、贾政）；而最后一些人有罪，而能意识到自己的罪，以对世俗享乐的永远弃绝来表达忏悔（如贾宝玉、柳湘莲、潘又安）。

红楼梦人物“好人不全好，坏人不全坏”，因为现实中确实如此。只是曹公之前没有人能现实得如此彻底。睁了眼睛看，如实叙写，多么简单。但这就要不用曲笔，不理教条，不掩矛盾，不谅己恶，不为尊者亲者贤者讳。——于是，太难了。真的，太难了。

于是，在如实叙写中，我们看到了宝玉的“无罪之罪”：对爱者，金钏的死，他有罪，晴雯的死，他有罪，黛玉的死，他更有罪。对亲者，宝钗的终身守寡，父母实际上的老年丧子，整个家族后继无人，他也都有永远无法赎清的“罪”。但如果他不出走，那么他就要永生背负对爱者的更深的“罪”。但在《三国演义》《水浒传》及其同类作品中，我们只能看到“罪之无罪”——有了貌似“大义”的理由，就可以随便杀人了。

于是，在如实叙写中，比比皆是“左也是罪，右也是罪”的“道德困局”。比如金钏死后宝钗慰王夫人，不慰则“不孝”，安慰则“不仁”。比如探春呼赵姨娘为“姨娘”，不认她做母亲。按宗法制度，庶母只是奴才，探春地位尊贵，不呼“母亲”，是符合规矩的。赵姨娘是个混帐东西，探春铁面严厉、不徇私情，也符合规矩。但那毕竟是自己的亲娘，探春又未免太薄情。诸如此类的困局，作者没有试图开辟一条让读者安心的“逃路”，不为任何一方辩护，只是忠实地将问题呈现出来，把思索留给了读者。在之前的小说、戏曲中，既然问题无法解决，那么，一般不提。免得无法找到让观众松一口气的答案。这也就是“消费品”和“作品”的区别：作品中全是问题，而消费品中全是答案。以今为例，《环珠格格》、《大长今》之类优秀电视剧，以及更多的优秀的好莱坞类型片，虽也是同类中的佼佼者，但只能靠情节曲折吸引观众，看完后却无法给人以更深刻的启迪，更无法促使观众产生审视、拷问现实的愿望，原因同上（“通俗”作品并不都如此，因《红楼梦》是小说，本身也“通俗”）。

而红楼梦的写法，却每让读者感知道德和制度本身的不合情、不合理，乃至残酷。《三国》中，乱是异常，统一是正常，一旦正常了，问题也就解决了。《水浒传》中，“官逼民反”是异常，清官明君是正常，造反是因为制度的正常状态被破坏。但《红楼梦》却是在制度正常、道德也正常的情状下，真实地写出了大大小小无数的悲剧。原来正常的制度之下也有无数的不合理，无数的困局乃至无数的血泪。

儒家道德体系不是一无可取，但那就像一张世界地图，表面上看分毫不爽，绝对正确；但当你靠它周游世界的时候，遇到的实际问题可就不只一点两点了。甚至有时你会发现它毫无用处。问题在于这张地图总在说：“我没有错误，所以必须听我的。只要听我的，什么都能解决。”它说了几千年，甚至一直说到了今天。比如近几年遍地开花的“少儿读经运动”以及各种主流话语对全民呼吁的“弘扬传统道德”。我真觉得二百多年前的人都比他们聪明，知道指望靠道德诫条指导人生，尤其是指导别人的人生，智商很低。而今天，抱着一张世界地图，以为这就是世界的人，比起老曹的同时代来，并不见少。他们以为通晓了地图就理解了世界，于是总试图钦定各种领域的各种“答案”，总作“高屋建瓴”状抢占道德制高点，对各种陷入道德困局的人作道德批判，而且永远不会批到自己。对这样的人，你指望他从《红楼梦》中学点现实主义精神，顺带学点原谅学点人道是没用的，把黛钗之别等同于正邪之分，对人物动不动捧上神坛打下地狱的，恰都是他们。

（四）权力本位社会中的真性情

最后，约略谈谈红楼梦人物的“真性情”。

红楼梦中几乎没有概念化的人物，很多人归功于作者创造力和想象力的丰富。作者的创造力想象力固然丰富，但首要原因是作者对现实社会的认真观察。而红楼梦中最有神采，最富性灵的人物，也同样最富有真性情的。黛玉宝钗都有真性情，但宝钗重秩序，重礼教，因此常不由自主地失去真性情。比如“金兰契互剖金兰语”中，宝钗先是谴责黛玉“好一个不出闺门的女儿，满嘴里说的是什么！”又教导她“元人百种，我们也背着他们看”，紧接着却说“我也没看过”，到底是看过没看过呢？宝钗如此掩饰，自然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名誉。但也因此不免陷入巧伪了。而黛玉的天性却保持的最好，发乎本心，率真自然，天然地和“心机”“谋略”隔绝。她有智慧，但智慧从不用来“作人”。她有能力，但能力从不用来“资于治道”。她活在诗里，活在爱里，仿佛除了真性情，一切都不重要。于是，她虽遭摧折夭亡，其精神却永远定格在清澈自由的云端。

宝玉同样是一个生活在真性情里的孩子，因此他直到成年也弄不明白这个世界精密复杂的规则，本能地拒绝作一颗按照他人安排的轨道，达到他人安排的目标的棋子。他不傻，他不是没能力弄明白，他只是以一双纯净的、含泪的眼睛，平静而坚定地对整个世界表示，他不明白。红楼梦中可爱的少年很多，可爱的老年很少，可爱的中年一个也没有，其原因就在于中年离权力太近，离互相倾轧，离既定规则太近。而少年还没有踏入那永远的黑暗和龌龊。雪芹爱少年，因为少年的纯真还没有遭到黑暗的成人世界致命的戕害；宝玉惜少女，因为少女纯真的天性一旦以婚姻为形式被成人世界收编，就会“失了宝色”，或扭曲，或消失。

我已经听见有人在冷笑了：“这些人都不能适应社会，有个什么用？！”的确，直到今天，仍有很多人的最高信条是“好死不如赖活着”。我承认活着是一种需要，但在他们那里，活着就是真理，就是衡量一切正义与真理的标准。没能幸存的，只配得到嘲笑。在这片早已解决温饱问题土地上，他们仍然自觉自愿地活得自取其辱，仿佛生命只有也只该有跪拜这一种姿态。谁敢不跪，不劳主子动手，奴才我先拿长刀来把你削平。奴才们向权力跪下了，哪怕只能掌控一个人甚至一只柜子；奴才们向金钱跪下了，哪怕只有一个铜子；奴才们向虚荣跪下了，哪怕报纸明天就成为垃圾；奴才们向性欲跪下了，哪怕只是幻想中的yy。但他们决不会向以另一种姿态生活的人下跪。别说是下跪，就算是看一眼，亦是得意的白眼。

但雪芹不是。在他的笔下，拥有真性情的人固然在现实中四处碰壁，甚至横遭摧折，但毕竟“闺阁昭传”，留下了永不可磨灭的纯美形象，留下了仰视才见的精神高度，令一代代读者赞叹心折不已。宝玉也不是。他真诚地崇仰着净水世界女儿国，在“以生存为中心”的胜利者、强者、男人、成年人主宰的世界里，仰望着那些富有真性情的失败者、弱者、女性和孩子。晴雯按照世俗的观点，实在横冲直撞，远不如袭人合乎婚介所标准。但当一个人坚持以最大的轻蔑瞪视着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不得不回报给她一眼。千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宝玉将这个拥有真性情的夭亡少女当作女神来歌颂，真心诚意地写下了《芙蓉诔》。每一场少女的出嫁或死亡都是他的悲剧，因为每一个真性情的灭失和扭曲都是他眼中最大的悲剧。在宝玉眼中，生命的价值不在于力量强大，也不在于“适者生存”，而在于天性的纯真，在于精神的自由。即使这样的生命因为脆弱和“无用”而失败，它的价值仍然至高无上。

本是要说真性情，却没有针对“真性情”下精确定义，缜密地逻辑推理和长篇论证。惭愧。只是因为我感悟到人物的真性情的至美与空灵时，总是丧失语言，发现沉默。真性情，我作为读者只能通过作品本身，在沉默中感悟。

（2009.8.19-2009.8.30）

三、红楼梦的真正价值：美

（一）灭绝“美”的废墟

一个作家如果被公认“超越了时代”，其实多半是反衬出后人的没出息。恰恰是后人走得太慢，而且还不愿意睁了眼睛走，以至于总像蝇子一样绕了一个小圈又转回原地；让作家在死后的盛名之下仍然淹滞于百年乃至千年孤独。司马迁如此，鲁迅如此，曹雪芹亦如是。

尤其是在这个曾经遭受一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堪称世界奇迹的审美观大灭绝的废墟上谈论什么《红楼梦》中的“美”，还没张嘴，我自己都嫌臊得慌。这哪里是班门弄斧，简直是叫花子作龙宫博物馆馆长，煞有介事地撰写《游客指南》呢。更何况这片废墟被反复地浓妆艳抹，艳若桃花，废墟上的奴才们干脆连“废墟”这个事实都不承认了。他们只承认这是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而且，这本身就是一副最新最美的图画！而且，所有的孩子都必须承认，这本身就是一副最新最美的图画！

只能说，我那废墟中曲折生长并数次险遭灭绝的审美能力，在《红楼梦》的启发下，赖以存活至今。中华民族的传统观念自古以来没有对美的终极价值的承认，但毕竟在漫长的古代史中创造了数以万计富有美感的艺术品。当然了，也是现代人的叫法，在古代，包括兵马俑、司母戊鼎在内的各类殡葬用品从未被社会当做艺术品来欣赏。而包括吴道子、顾恺之作品在内的各类书画甚至雕塑，从来没有在文化史上留下与《四书五经》之类的道德训诫稍微具有可比性的“意义”。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五十多年前开始的，全国性的绞杀“美”的运动，真正砸断了这个民族本就不深厚的美学传统，如他们预言的那样， “坚决斗争”、“彻底铲除”了“美” ，也成功地造成了全民审美能力的灭绝。如今这片废墟上，连艺术领域里也只有“吃艺术饭”的，艺术品等同于钱。劫后余生的天才还有。但是，传统的中裂早已根本不能弥补。而世俗领域，连艺术家也不存在。重新建设依靠着一代审美能力被剥夺到已经不觉得还有“美”的必要，天然排斥乃至仇恨着“美”的人。他们的孩子，比如我的同龄人，在竭尽全力扼杀一切“美”的“教育”中长大。虽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但整个青春期我甚至连一盏明灯也难以寻觅。年少时，连维护一点点幼稚的心中的美，也竟然是如此的艰难。直到十九岁，我捧起一本油墨喷香的《红楼梦》。

十八岁之前，“心灵美比外表美更重要”是我经历的“美育”的唯一内容。搪塞而已。说白了，就是用“善”偷换“美”。用对“善” 的要求压倒对“美”的追求。到了现实中，即以道德主义来扼杀（已经不能委婉曰“压抑”了）所有幼小的爱美之心。具体如何扼杀，在我的小说《无色青春》中有详细描述，请各位有兴趣的同仁参阅。因此，我深深地感谢红楼梦，感谢曹公，没有让我在背叛之后无所皈依，没有让我的心灵永远沦为一架粗糙、单薄、俗艳的，全然构不成审美品级的机器。我知道很多人看过《无色青春》之后只会发出不解和麻木的质问：对“美”的剥夺怎么可能也算作剥夺？！他们没有如我一样的锥心之痛。但那是因为没有被剥夺感，而不是没有同情心。只要这种“无被剥夺感”还存在一天，我就一天不得不动笔。为了古往今来那些被理所当然地埋葬的，曾经如此美丽的青春。

但请各位不要以为拙作能给各位以任何美学启蒙。我只是一个被启蒙者，直到今天，对美的了解还浅薄得很。本文只能以这浅陋的见识谈一谈笔者对《红楼梦》的“美”的主观感受。其客观上深厚的美学含义，还远远没有被我认识。

（二）欣赏美，思无邪

《红楼梦》首次实现了对“美”的“思无邪”的欣赏。

在漫长的古代，儒家用道德、制度将各种自然的感情拴住，只允许其在一定范围内活动，以防逃逸（比如父不慈，子不孝，夫妻无礼，朋友无信等等推卸责任的现象）。结果，逃逸避免了，但各种自然的感情却在过度的捆扎下无法自然生长，或被勒杀，或被扭曲。欲望也如是。当正统道德将一切欲望视为罪恶，则正常的欲望“官盐反变了私盐了”，只好破罐破摔自暴自弃。于是，正常的、羞涩的、柔弱的感情被扼杀。强大的、变态的、扭曲的低级欲望变形膨胀。享乐主义是道德主义的代价，道德主义是人道主义的天敌。正统道德没本事把人欲消灭，却足以逼迫正常的人欲从畸形的孔道破坏性地喷涌。除了死样活气的“醇儒”、“节妇”，就是三妻四妾逛窑子狎相公，唯独真情被成功地扼杀了。

同样，“美”也逃脱不了被视为“祸水”的命运。美，本身是最可爱的，在现实中却变成了最可恨的，被“正人君子”视为与淫乱同义的万恶之源。

据我对古典文学、史学作品的了解，在对待女性的美这一方面，古人十分没有平常心。一提到“美女”，就都“见淫”而且只见到“淫”，也不论是否道学家。只不过道学家是避祸水而远之，编造出“红颜祸水论”来和死了的古代美人吊吊膀子，顺便推卸一下男皇帝们的责任；风流才子和平民百姓则喜欢有关美女的风流韵事，虽不能至，也能过过干瘾。久而久之，好像女性的美只能带着下劣的性欲去把玩（如临大敌的诅咒也是变态的赏玩）；或者如高僧一般“看美女如粉骷髅”地欲盖弥彰（好像看美女如美女就悟不了道了似的）；不能怀着纯真自然的心灵去欣赏，更遑论亲近。再多的美，激不起美感，反而只能成为假正经的男权社会合力禁锢、恐吓、把玩的对象，真是明珠暗投了。

幸而《红楼梦》中有一位贾宝玉。十二三岁的时候，他就喜欢抹女孩子唇边的胭脂吃，喜欢和女孩子亲近。在浪漫的青春时代，他更是专一在内纬厮混，比如骑在晴雯身上帮芳官挠痒痒，把湘云裸露的雪白的酥臂放进被子，如此等等，从未想过避嫌疑。但奇怪的是，他却没有成为他父亲所说的“将来酒色之徒耳”。贾政的思想是很正统的：女人只是符号，除了色相外没什么可吸引男人的地方。儿子被女人吸引，不是“色”还是啥？！女人除了“工具”和“玩物”之外，就不可能有第三种价值。他母亲也这么认为。只要宝玉和哪个女孩走近些，她就只往“作了怪”、“狐狸精”上想。除了纯动物性的性欲，再也没别的。还是老太太高明些，说宝玉喜欢亲近丫头们绝不是因为“大了，知道儿女的事了”，却可能因为“是个丫头，投错了胎”。老太太虽半开玩笑，却点中了本质：宝玉就好像和女儿家是同类一样，天生喜欢亲近。没有什么特殊的理由。（宝玉袭人云雨情要多说两句：宝玉当时只有十二岁，而且是虚岁。那时他虽然是“强拉”，但并没有加害、玩弄袭人的故意。两个孩子是在没有预兆，不知所以的情况下发生了这样的关系。在这件事情上我看不出宝玉作为“色鬼”的本质，也看不出俩孩子有什么大了不得的过错。从整体情节上看，宝玉的身心发育符合科学规律。但直到他出家，也确实没有一点他大伯和珍哥哥、侄子蓉儿对女性的那种态度。当然，如果有人认为一个周岁不过十一岁的孩子内心就一定像流氓色鬼一般肮脏，我也只能送他一句道学家见淫了。）

纵观全书，可以看到宝玉对少女的“博而心劳”的泛爱，其不变的本质有二：对少女美丽心灵的钦佩、崇拜；对少女美丽外表的欣赏，喜爱。后者是形而上的，深层次的审美眼光，不复杂，动机（虽然也有“性爱的成分在内”，即“昵而敬之”的“昵”。但这种有性爱成分的欣赏，却因其在审美眼光的统摄之下而正常和健康）也不肮脏。宝玉对美的由衷欣赏、赞叹，说起来很复杂，对审美者本人——贾宝玉来说，却又很自然，似乎天生便如此。为什么如此，大抵是整个世界变态得太厉害，扭曲的太久，语言也随之扭曲。到自然天成的心灵面前，语言都变的笨拙以至于无法诠释。

这个世界上，能理解宝玉如此天性的人，古往今来，都是那么少。如今仍然有很多红学家尽心竭力地替宝玉辩驳他如何不是一个色鬼，很多红学家又尽心竭力地证明宝玉他正是一个色鬼。腾口辩说，越描越黑。其实在一个遍地道学家的社会里，你再怎么辩说也没用。说破大天去，道学家也不会相信这世界上还有另一种心灵——一种连“思无邪”的标签都没想到要给自己贴的，真正“思无邪”的，懂得欣赏“美”的心灵。

宝玉平生喜欢亲近女子，他的感情，用“昵而敬之”“爱博而心劳”这两句老话形容仍然最贴切。都说他“无事忙”，其实“为丫鬟充役”倒是他眼中的“大事”，齐家治国倒是他眼中的“无事”。对于数以百计的可爱的女孩子，他内心都尊敬，同时又不妨碍和她们亲热地打打闹闹。女儿国是他唯一的诗意栖居之所。而他对女子的体贴，从来是如此自然，又如此地“不合逻辑”。如他安慰平儿，是因为“从未在平儿面前尽过心，平儿又是个极聪明极清俊的上等女孩儿，故深为憾事”。他为平儿准备的配了花露蒸叠淘澄的胭脂膏子，簪在发间的并蒂秋蕙，紫茉莉十支玉簪花棒，无不是自然，温暖，凄美不胜收。我每为红楼梦中类似的唯美场景讶异，至于无言。

宝玉是作者的投影，他懂得同情，而同情不需要理由。他懂得欣赏女子的美，而美不需要理由。《红楼梦》中的女子之所以显得如此之美，女儿国中的生活如此富有美感，也都是因为作者有一颗懂得发现美，欣赏美的心灵。

于是，透过宝玉的眼睛，我看到了黛玉葬花，湘云眠芍，宝琴踏雪，晴雯补裘，芦雪庵争联即景诗，迎春在花阴下用针穿茉莉花，种种美不胜收又无以言说的诗意。是《红楼梦》让我知道了世间居然还有如此美丽的一种生存状态。正是大观园中的一草一木，鸟叫虫鸣，以及鲜明得仿佛随时会跳出书来的少年少女们，让我的贫乏干涸的心灵了解到什么是 “美”。正是“高贵的消极”的《红楼梦》中含蓄深沉的“美”，制造了我生命中的亮色，增加了我灵魂的厚度。

（三）参差多态，美之本源

《红楼梦》中首次出现了参差多态而皆美的女性群像。

谈到“传统文化”，总有点像是陈词滥调。现在一般语境中的“弘扬传统”，无非是一些连传统是什么都不知道的人自作聪明地试图将“青少年”培养成奴才。他们的“弘扬”局限在道德领域，而不是上文说到的审美领域。因为他们缺乏想象力，更缺乏审美能力。对这些自作聪明的“教育家”和“道德家”，我无话可说。只能说传统文化当中的《红楼梦》呈现出的博大深刻的美，仍是今人非常需要学习的。

仍然从没有平常心说起吧。红楼梦当时的社会大环境中，人们的审美能力被乏味的道德教条统摄，以至于缺失。世俗观念中对女性的分类简单化到可笑：除了德容言功的样板淑女就是简单粗糙的孙二娘。（美女当中，除了投河上吊的贞烈女，就是红颜祸水的淫毒妇。都是寻死之路，哪里还有功夫审美）作为审美对象的女性，不仅不该有什么特点，反而成了流水线上的粗坯，谁按样板砍削得最标准，谁就最美。《牡丹亭》、《西厢记》是好，但其中也只有一位作者心目中的理想女性（理想配偶）。

但曹雪芹并没有把女性仅仅当做是“某人妻”来看待，也即是认为女性在依附男性（哪怕不是靠礼法而是靠爱情）之外还有独立的价值和意义。可以说，在曹雪芹的眼中，女性不是“第二性”。于是，在曹雪芹懂得发现美的眼光中，有鲜明个性的女性形象数以十计，千姿百态，都有缺点，却都不掩其美，反而使美更独特。（唯一一个基本上没有缺点的薛宝琴，却似乎为了传诗而创，从性格到内心世界，都刻画的非常模糊甚至渺茫，也绝少有读者歌哭痛爱）。而红楼梦中“有缺陷的美”成为常态，成为群像，则是因为曹雪芹懂得欣赏不同的美。罗素曾经曰过，“参差多态是幸福的本源。”在红楼梦里我不妨说，懂得欣赏参差多态是审美能力的本源。作者心中，没有一个主观、武断的“样板”定见，而是站在深入观察生活，体谅、同情女性的角度，去描摹客观（自然还有提炼，但欣赏和描摹是基础）。于是，红楼梦中美与美可以共存（外表、内在层面上，都可以看到钗美，黛同样美），美与缺陷也可以共存（外表层面，如鸳鸯的雀斑，湘云的夹舌。内在层面，如妙玉的傲，晴雯的狠）。而且，一旦去除这些缺陷，不仅不可以使钗黛湘妙等人“更美”，反而导致不像她们本人，失去了“这一个”的特色，美也随之失去。

试想，湘云如果没有“爱哥哥”，还有那么可爱、那么娇憨吗？妙玉如果没有孤傲洁癖，一味地平和淡泊，超凡入圣，那将是多么“正确”又多么无聊，简直不像是活人了。

宝钗若没有了心机，成了湘云；黛玉失掉了小性儿，成了宝钗；晴雯不狠，便失去了“爆炭”的野性，公然又是一个袭人。那是重复，不是“正确”。“大家都是好东西”之后，与不驯服的自由心灵共生的爱情也就永远地埋葬了。

甚至，凤姐不毒，反而没有了“脂粉堆里的英雄”的锋芒气概，甚至没有了获得书中描写的“贾府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地位的可能，到了被全家抛弃，凄惨死亡的时候，也没有如此复杂的悲剧性了。

而宝玉的失去知音，终于无法释怀，只能出家遁世，也在于“美”的唯一。如果美是可以量化的，可以“样板”的，那么美就是可以代替的。问题在于黛玉不是最美貌的，也不是最合乎婚介所标准的，但她是独一无二的，她美好的心灵，独特的性格也都是不可复制的。黛玉溘然长逝，宝玉在人间独一无二的爱情的寄托和美的寄托也就同时落空，“心缺一角再难补”。美之不可复制，之不可代替，即为此。

……

曹雪芹这种眼力，到今天也是绝大多数人甚至搞了一辈子红楼梦研究的红学家所不及的。自古，臭男人们和沾了男人气，比男人更可杀了的女人们续书，每非要让黛玉复活，小性儿、嫉妒、不善理家、弱不禁风……缺陷一概全无，成了比宝钗还样板的“样板媳妇＋管家”。“美满”则已，可爱全无。这笨伯事，现无人做了。但硬并钗黛为一的癖好并未消失，只是换了一种面目出现。听听那些糟老“专家”的想法吧，今儿“钗黛合一”，明儿“钗为妻，黛为妾”，还大言不惭地“宝钗黛玉结合就是最完美的女性！”浮生胃浅，还是忍不住吐了两口。照这种“女人是且仅是为男人存在”的“审美”观，这种把红茶绿茶兑在一起就以为是世界上最好的茶的水平——省省吧，别再累着您。浮生一晕顿首。那枯燥乏味地将道德教条视为审美金科玉律的癖好，无时不刻不提醒着我，这确实是一片几乎令人绝望的废墟。今天，与所有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种民间节庆、婚丧嫁娶，“土艳俗乱吵”从来占据绝对的主流，而难觅“美”的踪影。因为“美”从来不是进攻性的，而是内敛，深沉，宁静的。而丑总是成群结伙的，声势浩大的，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正如你所见。

在这片废墟上，我更是由衷地感谢曹公，为我开辟了一条“千姿百态，各有其美”，“爱而知其恶，恨而知其美”的，欣赏美的道路。我唯一的心愿就是能有越来越多的读者，走到这条海纳百川，博大宽容的道路上来。而正如浮生开首所言，本文并没有对美下定义，说概念，归纳演绎。也没有红楼梦中的“美”作深刻分析，更没能给各位以任何美学启蒙。

“美”在我的世界里，不体现为语言。而体现为“春花一夜绽放。我丧失了语言，发现了沉默”。美只拥有爱美者无可言说的爱。

[...]]]> 如果你不读红楼梦，如果你对文学不感兴趣，如果你不喜欢钻故纸堆，请不要走开。本文虽然是红论，但决不是故弄玄虚的清宫秘史，不是缠绵悱恻的小资感伤，更不是挟古自重的繁琐考证。在这里，请随笔者一同正视生存的现状，直面惨淡的人间。

现在，早已不是论红楼梦的时候了。

前言

悠悠百载，《红楼梦》在时代的风云中跌宕浮沉，就像一个可以随意打扮的小姑娘：一忽而用来鼓吹排满革命；一忽而用来证明杜威的实用主义；一忽而催生《林黛玉日记》；一忽而用来宣传反抗封建婚姻自主；一忽而成为姓社姓资的战场，一忽而又等同于阶级斗争，“有好几十条人命”。总算松口气之后，“阶级斗争”余波未平，前后之争风云再起。前八十回抬上神坛，封脂砚斋畸笏叟为左右大护法；后四十回打入地狱，差程伟元高兰墅二小鬼陪同。至于它真正的价值、最根本的意义，也正应了鲁迅那句“道学家见淫，才子见缠绵，流言家见宫闱秘事”：乱哄哄，你方没唱罢来我方就接着唱，真个是针尖麦芒，互不相让，怎不热闹煞人也么哥，怎不热闹煞人也么哥，浮生也来算算账。

纵观当今红学界对红楼梦核心价值的解读，也各有千秋：既有孝庄秘史、反清复明等“影射史学派”；也有曹家家史考，脂砚斋与作者关系考，作者到底是谁考（甚至据说有《曹雪芹十世祖考》这样的书面世）等“考据史学派”；当然也有以《易经》解红楼梦的“玄学派”，甚至拿红楼梦当密电码的“解梦派”……不过看他们的研究目的，基本没跳出“宫闱秘事”和“排满”的圈儿。相形之下，主要红学流派中唯一立足于文学本身的评点派略显得后继乏人了，有水平的虽不少，但暴得大名的几乎没有。——天然的东西往往只适合清炖，不适合炒作。

但我从未认为《红楼梦》的真正价值，是政治学价值和史学价值。这种一定要把文学作品拖入史学、政治学领域以博得“更高价值”和“更伟大意义”的癖好，和百年间把红楼梦拉入一种又一种“主义”的癖好形异而实同，都是对作品精神的根本性误读。

这正如王夫人修佛而离佛很远，贾敬修道而离道很远。常识并不是知识能堆砌得出的，相反，知识会淹没它。

本文分三个部分：

一、红楼梦的真正价值：爱

二、红楼梦的真正价值：真

三、红楼梦的真正价值：美

一、红楼梦的真正价值：爱

（一）秩序本位与爱本位

作为古中国主流文化的儒家文化无疑是“秩序本位”的，儒家执着于建设一个合乎伦常的等级秩序，以“和”和“大同”为目标，以“仁”为核心。但这里的“仁”和“爱”相差不可以道里计。（先秦汉语的“爱”与现代汉语不一样。前者泛指对物和人的喜爱、同情、爱惜；后者一意为专爱|爱情，一意为博爱|同情。现代汉语的“爱”字在先秦汉语中没有相应的词语可以替代。本文中“爱”字若无特别说明则取现代义）孔子也讲“仁者爱（先秦义）人”，但强调的是“爱有差等”，必须最爱父母，爱兄弟就要少一点，再次爱孩子，再次到乡邻，国人等等，一层层标准得分斤拨两。爱是维护“正常秩序”——“仁”——的工具，不具有独立的价值。而比起后代儒生来，孔子已经算是一等的仁慈宽厚，开朗开明，通脱不拘了。在儒家文化中，爱的终极价值从根源起就未得到认同，后来的地位就更不堪问。“秩序本位”的致命软肋在于将人的价值放在秩序之后。但具体制订秩序的显然也是人。落到现实中，就很可能成为制订秩序者役使他人的工具了。

从春秋到清，作为核心道德标准的“仁”和“义”，逐渐让位于“忠”和“孝”。这也意味着伦理道德要求从相对平等（仁和义可以也主要发生在平等主体之间）逐渐蜕变为完全不平等（忠和孝都是单方面要求弱者的道德，而且不可能发生在平等主体之间）。而伴随这个过程的是道德的不断非人化，即残忍化。早期儒家在野，未失风骨；后来在朝，在惨遭戕害的同时当帮凶，情况就日糟一日了。若按早期核心，以“仁者爱人”为理由，总不好直接宣扬杀人；以“义”为理由，残忍离“不义”也很近。而忠、孝不同。孝本是“父慈子孝”，也是对双方的要求，但唐孝子传里已广有挖眼割肉的模范了。“忠”本是“君待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杀掉暴君也不算错。可随着君主极权的不断加强，忠很快变成了杀人利器，全不论“君”暴不暴，你就是“不得不死”。于是，立为牌坊的忠臣孝子恒河沙数，可谁见过一个“礼君”和“慈父”的模范？原因是，君父根本就不用去要求自己，更遑论学习模范。道德一旦堕落到单方面要求弱者的地步，其残忍性就会呈几何级数膨胀，最终等同于肆意践踏弱者的利器。

安史之乱，张巡为守城杀妻妾饷军，率百姓食全城妇孺老幼三万人，是标准的先锋模范人物。而冯道无非是在强大的契丹面前自嘲为“痴顽老子”，避免了一场无谓的战争，就被上纲为极为可耻的“汉奸”。远在五代，普通人的生命在正统道德面前已一钱不值。

而到了红楼梦那个年代，“以道德为理由可以残忍——以道德为理由应该残忍——道德本身就是残忍”的演进已经完成了。“道德不重视爱——可以牺牲爱——必须毁灭爱”的锁链也已经铸就了。而普通人也从此无法找到单纯维护“爱”和单纯否定残忍的道德资源。“残忍”本身就是最大的不道德。赤裸裸的残忍不可怕，最可怕的是杀了人还要人心甘情愿地感恩戴德的，与“道德”不冲突甚至干脆等同于“道德”的残忍。一旦“道德”沦为残忍的辩护士，则不仅恶人会作恶，连本心善良的人也会怀着高尚的道德感充当帮凶甚至元凶，做出对他人最残忍的事，反以为自己在维护道德，在“为了你好”。

而在那封闭的君主官僚制社会，没有外来“一声炮响”为《红楼梦》的作者带来什么，他只能从太初混沌的“赤子之心”去寻找。

（二）爱人者，当大苦恼

他寻找到的是浑然天成的，与天真心灵相伴生的“爱”。因此他让贾宝玉天生就拥有未被“道德”戕害过的“爱”的能力。他爱一草一木，爱花，爱小鸟，爱纯洁天真的女孩子，哪怕她是最低贱的女奴；爱朋友，哪怕他只是下九流的戏子；爱兄弟，爱亲人，爱一切可爱的人，同情一切可怜的人。哪怕是被凶恶的强者残忍地伤害了，他也不怨恨，不报复——而且不是因为麻木，不是因为不得已，而不怨恨、不报复。但他的爱却找不到任何可以光明正大地落脚的位置。甚至，得到的只能是被爱者的不解和哄笑。《红楼梦》中最打动我的不是宝玉的专爱——爱情，而是他的博爱——同情。爱情故事也读得多了，总觉得既然是炽烈唯一的爱情，被伤害了就等于伤了命，反抗怎样激烈，出家殉情，都不意外。但为了一个“与己无关”者，甚至自己根本不认识的人所受到的伤害而不忍，而悲痛，本能地去保护之捍卫之，这颗爱心因其远更博大而难能可贵了。

这也是我最不敢重读的段落是“平儿理妆”的缘故。

这不是惊天动地的义举，比起鲁提辖拳打镇关西勇救金翠莲，显然欠威武，且是小事一桩；这不是金戈铁马的征战，在慷慨就义的革命者看来也不能解决“劳动妇女受压迫”的“根源问题”，只是统治阶级内部有良心的人所作的微不足道的“缓和矛盾”的工作。在历史的长河里，这连一朵小浪花都激不起，简直什么都不算。

获救的金翠莲后来给待下宽和的李员外作了外宅，虽然仍是妾，好歹不受虐待，丰衣足食。恩人以为她得救了，这就是她的幸福。如果说她徘徊在旧局中，那么，新局中获救的劳动妇女变成了一群奉旨恋爱或奉旨不准恋爱，并无条件遵照“组织之命，单位之言”结婚生子的蓝蚂蚁，好歹吃得上大锅饭。“大救星”也以为她们得救了，这就是她们的幸福。

无数人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之后，那些值得同情的弱者们的状况，究竟有了多少改善？强弱不是一成不变，一个或一群弱者变强之后，甚至可能反比原先被推翻的强者更凶残，以“正当地捍卫弱者”的名义凶残。我不反对面临强权时用暴力来自卫，但令我心惊的是被各种“正义”的名义摧残的人，永远比被以强盗的名义摧残的人多得多。如果现实真的如此残酷，那么我们是否在暴力造反之外，还应该寻找一下别的希望？否则，牺牲无数宝贵的生命换来的不过是摧残者与被摧残者换了不同的人。这恰恰完全走向了“官逼民反”的初衷的反面。

《水浒传》是个明显的例子。二十四史而多至二十四，可见从不乏造反传统。不可否认，梁山好汉也有一些有人性的人，林冲、鲁智深、朱仝辈，的确人格光明。但梁山集团竖起“替天行道”的大旗，干的却是剽掠和冲州撞府的买卖，和历代皇上的祖宗们差不多。就算“杀奔东京，夺了鸟位”，为的仍然不是屈死在李逵板斧下的无名草民。对死在李逵板斧下的、死在武松屠刀下的老弱妇孺的生命无一丝怜惜同情，这样的“民反”究竟是反抗，还是更深层次的对加害能力的崇拜和对统治秩序的服从？一个为了“正义”可以心安理得地对“不重要的他人”残忍加害的人，你不能指望他的“正义”有多么正义。如果要反对残忍，则我们只能认定：

任何残忍都是残忍，都是不允许的。

以任何理由摧残任何人都是不允许的，哪怕用真正的大善的理由摧残真正的大恶人。

以任何理由忽略被摧残者受到的摧残都是不允许的，哪怕被摧残者是那样的“不重要”。

如果我们不这么认为，如果我们认为只有对“纯洁的好人”的摧残才是不允许的，那么，我们就永远无法避免残忍笼罩在我们自己头上，永远无法避免我们自己被摧残。因为按照具有中国特色的道德标准来衡量，谁都不会永远是“纯洁的好人”（因为道德体系对“爱”的忽视和对秩序的维护催生了无数“道德困局”，比如“卖身葬母”和“杀妾饷军”，当事人怎么作都是错）。

（三）残忍崇拜

可以说，“道德主义”的另一面就是“残忍崇拜”。上节已述，本身就重秩序而轻个人的儒家伦理被御用为正统之后，逐渐扭曲恶变为“以秩序使人成为非人”的利器。

在这样的秩序下，孩子不是人，父母可以“或打，或杀，或卖”，残忍者不仅毫无愧色，反而理直气壮。“棍棒出孝子”的格言充分展现了世俗社会的成年人是怎样赤裸裸地互相鼓励，用残忍（以至于空手打不够劲，还要抡起棍棒增加伤害烈度）虐待儿童的方法为自己谋取终身性的巨大利益。什么“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无非是粗糙的原生态现实讲述的最得意的一则笑话。而在整个儒家理论史上竟然找不到对这句格言强有力的批判武器。

没错，儒家学说没有教给过各种弱者作为“个人”反抗侵凌的方法。知识分子最大的反抗也不过是“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在春秋时期尚有可能，大一统之后就无法逃命了。至于农民的反抗，妇女、儿童的反抗，连“逃命法”都没有，鉴于秩序本位，这本身就是不允许的。儒生能作的，无非是苦口婆心地奉劝统治者“仁政”而已——反正没有约束霸权的强制力量。（这当然不能怪到孔夫子头上，诸子百家都没能解决限制王权的问题。墨家完全对立，锄强扶弱，死得最惨；法家干脆帮凶，李斯身死，始皇国灭；只有道家“纵收服了，也不是这里头的货”，反苟存性命于乱世，也能闻达于诸侯——别高兴，那是少数思想觉悟不高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虚无自欺的消极遁世，于统治无大妨碍的。）

在这样的秩序下，女人不是人，只是夫家的劳动工具，丈夫的生育工具和泄欲工具。三从四德，三贞九烈，千年缠足，被这条条令人窒息的软刀子绞杀了的无数无辜的灵魂，甚至没资格在“汗青”上留下一滴真实的血泪。更别提后起之“秀”贞节伦理要求的自虐狂式的、批量化的心理变态，自然也视弱者的生命为“我得不到别人也别想要”的物品了。 “妻子每天必须整齐穿戴，在衣襟上依次序挂上剪刀、镊子、锤子、梭子，在天刚蒙蒙亮的时候跪在公婆面前请安，令起乃起，而后偻身侍立，不准打喷嚏，咳嗽，流鼻涕，打嗝，不准发出任何声音，不准抬眼，非经公婆问话不准说话”（白话文大意，源自《礼记》）这样全天候的、苛刻得让正常人连半个小时都无法忍受的终身性纪律，也算是“文明”古国的“第五大发明”吧。与父母们满溢的道德感一样，男性施虐者甚至也不觉得自己在施虐了。随意殴妻，强迫女儿缠足，她们的眼泪血痕再也不能激起男人的同情心——去他妈的“身体发肤不可毁伤”；纳妾嫖妓，也是该当，任何女人，都不过是玩“物”，不配得到什么尊重。这种施虐特权直到今天不也有很多人羡慕吗？不是还有无数热心的道德家宣讲着“女性天生就应该怎样怎样”地讨好和驯服吗？不是还有无数男人抚摩、赞美、陶醉于“一屋一妻”的“骄傲”吗？以让他人“奴在其心”的方法损人利己，这些慑于法律尚不敢“奴在其身”的当代男人们，离“棍棒出孝子”的残忍崇拜究竟有多远呢？

在这样的秩序下，奴隶不是人，只是牛马不如的物品。白居易够有同情心了，在历史上绝对是个有作为的清官，照样说“十载春啼变莺舌，三嫌老丑换娥眉”，把玩腻了的年轻歌妓用绳子一穿，和老马一起拖到集市贱卖。“同是天涯沦落人，江州司马青衫湿”，恍惚之间，也不过是句顽话罢咧。汉人愤怒于蒙古人杀南人杖八十七，杀牛马杖一百；自己又把同胞看得有多高呢？！似乎只要是“自己人打自己人”就“各家门，另家户”根本不必过问了。如同“女儿嫁到夫家，娘家哪里顾得？碰的不好也是没法儿”。这不是我的事，这真的不是我的事——因此，是否残忍，我也管不着。

当整个社会的人都学会了心安理得地对妻妾，对妓女，对儿子，对女儿，对丫鬟，对小厮施虐，总之，是对最亲近的人施虐，对身边的人施虐，对所有比自己弱小的人反反复复地施虐……这个“礼乐之邦”，还有“爱”可言吗？难道“礼乐”可以脱离于“爱”而存在吗？！女人占总人口的一半，男性儿童占百分之十五强（人均寿命短），奴仆暂无法计算——在这个伟大的文明古国里，总有约百分之七十的人根本就“不是人”。亲亲，尊尊又怎么可能呢？连身边的人都不爱，要怎么去爱乡邻，怎么去爱国人，怎么去爱君主呢？一个书生对身边赤裸裸的残忍都无动于衷，甚至光荣地参与制造，你要他作了官怎么去“仁政”、“爱民”呢？清官、忠臣们的“仁政爱民”又究竟能让“民”得到什么样的“爱”呢？

不过是各按本分作稳奴隶而已。

因此，红楼梦中的丫鬟们，在世俗的眼中，是三重的“不是人”，三重的“人下人”，而“戏子”蒋玉菡、芳官、龄官等，是比这些三重的“人下人”、“不是人”更低下的“下九流”的人，如“猫儿狗儿”的“不是人”。他们只配被利用，被侮辱，被损害，被抛弃，却不配被承认，被尊重，被崇仰，被怀念。

（四）无血的现实，正常的逻辑

有的人打断我说，就算贾宝玉对她们寄予同情和帮助了吧，那又有什么现实意义，全是几百年前的事情了。

那么，有则旧闻，诸君想必不会全忘了：重庆某中学一十五岁女生迟到，师怒斥曰：“你长的不好看，学习又差，以后坐台都没人要！”因为这句话，随后，女孩自杀了。那时候的“强烈反响”，一曰“独生子女|现在的学生心理素质太差，无法承受挫折打击”，二曰“这是偶发事件，也是教育的悲剧”，三曰“歧视差生是应试教育制度之过，老师不该为死亡承担全部责任，但出言实属不当”，四曰……

而今天，无数的网友们仍然大惑不解于“王夫人不过是骂了金钏两句，赶出去，金钏为什么要跳井”。从语法上分析：“下贱的小娼妇”和“坐台都没人要”，性质基本上相同。而对一个十五六岁的清清白白的女孩子，这种侮辱的杀伤力也是不相上下的。但我们仍然疑惑着，疑惑着，无休无止地疑惑着，好像我们从未有过十五六岁，好像那时的我们从未成为蛮横权力践踏下的无辜者，好像我们和我们的后代都摆脱了那个不服从强大苛刻的唯一规则就无路可走的无助处境。

悲剧不断地重演，因为，那在我们眼中那不过是一个“悲剧”，一个应该由“制度”或者“心理素质”负责的，与己无关的“悲剧”。它重演的次数已经多得没了新闻价值，我们也已经懒得计算了。我也只能挑个相对有新闻价值的吴雯雯之死：只因未扎头发而遭到老师拒绝参加期末考试，2006年1月16日，未满十六岁的她（如果按传统算法，虚岁已满十六）跳入了冰冷的九山湖中。她最后的话是：“当我离开这世界时，你们不要担心。就当没有我这个人好了。免得给你们添麻烦，再见了。”而寻找她的父母找到班主任询问她下落时听到的第一句话是：“你们的女儿今天没有参加语文考试，成绩记为零分，我先提醒你们。”吴的双亲将温州市第七中学和班主任邱雪梅（我不得不写下所有当事者的名字，没有名字的遇难者不过是数字：一个，三十万，或者四十五万，模糊到愤怒和悼念都无法清晰）起诉至法院。首次开庭时，被告方有多名教师旁听。他们在己方律师发言后集体持续整齐、热烈鼓掌喝彩。

这正是，掌声响起来，我心更明白。我们居住的非人间，直到今天，究竟遵循着一种什么样的逻辑：

你现在吃饱穿暖或者以后能吃饱穿暖的机会是我给你的，所以，在这里，我就是主人和恩人，我就是真理和正义。你要么等同于二两银子，要么等同于一个分数。“纵省下二两也是有限的”，我家大业大，多你不多，少你不少。你什么都不是。

因为你违反了我定下的规矩（不许和爷们说笑，不许披散头发，不许学习不好等等。这都是道德要求或者可以上纲为道德要求，而且谁也不能说违反了它就完全没有过错），所以我可以任意对待你。我是为了让你遵守规矩，因此我动机是好的。只要不直接用刀捅死你，我就无罪。不同的是，以前的王夫人还得挤出几滴眼泪，说“岂不是我的过错”，发放几件衣服。而今天的强者们已经理所当然地代以狂欢节般的热烈掌声。“面对死亡我放声大笑，高唱凯歌踏倒无辜孩子”，勇气远过于前人。

至于规矩合理与否，你无权过问，你没资格。规矩不是我制订的，因此有多少人为规矩当了祭品，我也没有责任。我不干涉规矩的存在，因为它不约束我。不同的是，规矩更名为“制度”。

你受到强者侮辱之后没有任何维权途径，也没有申辩权利，其他人也认为这侮辱是正当的，或起码是情有可原的，因为那不是见血的伤害，所以就不是伤害。你要么毁灭自尊，甘受侮辱，要么进行唯一的反抗：自杀。不同的是，以前我们认为既然是奴才秧子，就不再有人的身份；现在我们认为，学生学生为学而生。有了“学生”的身份，也就不再有“人”的身份。“学”不好，“生”就没有意义。

你的自杀是不合常理的，绝大多数人是服从和认可这个制度的，包括你的爹娘（金钏娘白嫂子和今天所有的家长）。绝大多数受到摆布的你的同类没有选择死。因此，自杀只能说明你的心理不正常，心理素质太差，或者道德水平太低。你的死只能说明制度的合理和自己的怪异、难以教训、不值得同情。

在现代人看来，被不被赶出去，背不背“小娼妇”的恶名无关紧要，因此，金钏脆弱的心态令人无法理解：这个非独生子女，就不能坚强点吗？在早就毕了业、脱离了学校管束的成年人看来，期末考试得不得零分，被不被人骂“坐台”是无关紧要的，因此孩子脆弱的心态令人无法理解：这些独生子女，就不能坚强点吗？！

你要质疑这种逻辑吗？这说明，你是个有“痴病”的“呆子”。或者写“日记”的“狂人”。

不久，晴雯也被同样的理由逼死了：“你这轻狂样给谁看？！我看不上你这浪样！谁许你这样花红柳绿地妆扮？！”“狐狸精”。晴雯最后的话是：“怎生一口咬定了我是个狐狸精呢？我死了也不伏！”吴雯雯与她很像，名字都是“易散的彩云”，无辜的生命也都永远定格在十六岁。只是，比起吴雯雯的“就当没有我这个人好了，免得给你们添麻烦”来，晴雯的认罪态度实在是太差了，怪不得从重，从快，从严。

贾宝玉却悲愤地说：“我竟不知晴雯究竟犯了何等弥天大罪？！”他流泪了。而且是无数次流下了完全不合逻辑的眼泪。他不合逻辑，所以，他真是个疯子。为命如草芥，于己无关的“不是人”的人受到的伤害而悲伤的人，无一不是疯子。有大爱之心的人，都是疯子。

所以，贾宝玉哪比得上我们正常呢。所以，“过去的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

有一首莫名哀婉的歌是这样开头的：

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

正是：

霁月难逢，彩云易散。从二百年前，直到今天。

那么，我们仍然应该听听雪芹，讲那过去的事情。

（五）爱的意义

在古代，史学被暴力者（皇帝）创造，哲学被立言者（士大夫）创造，只有文学中才能听得到一点普通平民的声音。然而那些琐小而至高的真实爱恨，其创造者多没有名字。儒家文化从来不赞成强权，但从汉以降，就一直剥夺正常秩序下“个人”对强权的反抗能力、权利。只有造反，但造反又是群体。反抗成本极高。在正常秩序下，个人与“独夫”无协商机制，无协商动机。“民”从来作为一个“群体”而不是“个体”存在。独立于政权（暴力）和话语权（文化特权）的个人简直无法在历史上留下任何痕迹，即无法“昭传”。不为歌者苦，但伤知音稀。

但曹公（也或还有程高二公）要为他们昭传。此故，在四大名著当中，只有《红楼梦》做到了让不重要的、命如草芥的奴隶，都有名字。无论是女人，孩子，还是奴仆，甚或是三重的“不是人”，“下九流”的“不是人”。因为，她们可爱，因为，她们曾经那么真实地存在过。在古典文学史上，《红楼梦》不仅塑造了林黛玉、薛宝钗、史湘云等出身高贵的的少女群像，而且史无前例地塑造了同样“昭如日月”的出身微贱的丫鬟群像：鸳鸯，平儿，紫鹃，晴雯，袭人……这些高贵或低贱的“不是人”，相对“太平不易之元”和“兰桂竞芳之月”，简直是毫无价值。既不是“因为漂亮招致祸患”也不是“因不漂亮具有贤淑美德”。在秩序本位的社会里，这些太次要的生命简直毫无意义。既如此，要她们干嘛呢？写作的“意义”何在呢？

爱，便是“意义”。她们美好可爱，仅凭此，就重于泰山。她们受侮辱受损害，没有办法保持生命的美好天真，仅凭此，就值得作者和主人公用全部生命去爱，去同情，去哀伤，去为之毅然抛弃一切世俗功名的诱惑。

在秩序和爱之间，贾宝玉选择了爱而漠视秩序。秩序上，丫鬟不过是仆役。宝玉却“甘为丫鬟们充役”。他也不要奴才们怕他，果然，连最底层的小奴才小丫鬟都不怕他。不为什么，因为他不觉得让别人害怕，让别人屈服有什么必要，也不觉得如何光荣。相反，对一切可爱的人，他都要去维护，去同情，去帮助。龄官画蔷，他不顾自己淋得精湿，只顾着喊龄官躲雨。平儿理妆，贵为主子的他却忙不迭地替贾琏赔不是，安慰照顾，只为了能稍稍排遣平儿的委屈。香菱换裙，他不避嫌疑，色色想的周到，为香菱揭了燃眉之急。藕官烧纸，他还根本不认识她，匆匆跑过去保护，就怕婆子把小丫鬟拉去，打骂处置。这是对一个不认识的人啊！相形之下，笔者前天扶一个乞丐婆婆过马路，就自我感觉良好地到了现在。而宝玉，却连自觉高尚的虚荣都没有。他只是急切着去保护，必须保护，保护一个弱者。屏幕前的你，如果比笔者强，或者和贾宝玉相当，请务必跟帖。因为我终于在非人间找到了一个“人”。

“这些人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病死了挨了打挨了骂被撵出去，都是‘本府旧例’，纯粹该当；贾宝玉无缘无故地怜惜爱护于己无关的她们，又是为什么呢？”当我们发出这个疑问的时候，已经离“大爱”太远了。践行同情，本应是最不需要理由的；正如反对残忍，本应是最不需要理由的。尊重人，把每个人都当做人看，本应是最正当的。但是在这个非人间，这却变成了书中人们、书外人们最无法解释的，“百思不解”的“问题”。所以，浅显的答案是，贾宝玉就喜欢泡妞；他只喜欢年轻漂亮的女孩子（那为什么还要同情刘姥姥呢）；他天天在女人堆里泡变态了（一般红友虽然不是专家，但不能忽略，况且专家又好到哪里去）。深奥的答案是：诸钗分别影射明|清代政坛人物，某个丫鬟象征着什么集团，而另一个丫鬟代表着什么阶级或主义。

在追寻这些五花八门的答案之前，我们可不可以扪心自问：这个问题究竟是用什么逻辑提出来的呢？跟我上面提到的逻辑又究竟差了多远呢？！

莫失其赤子之心，莫失其赤子之心。——请不要丧失同情的能力，不要丧失爱的能力。如果，你真的已经丧失了，那请不要丧失理解他人的同情与爱的能力——那千百年前的呼唤，终究，还是落了空。

以爱为本位的人，却发现世间至贵至高的，是“可爱者”。人世间功名、金钱等等都是要“了”的，都是不足道的。最重要的，是可爱者美好的灵魂。他没有发现救国救民的道路，没有发现封建统治阶级必然没落的历史规律（详情参见拙作《梦碎落花十二辨——细究后四十回·如实叙写与历史规律》），更没有发现治国平天下的法宝和为万世开太平的良方。这也许是他的“历史局限”。但他终于发现，“不是人”是“人”，所有人都是人。爱是那样地重要。相比之下，扼杀爱，囚禁爱的秩序，是那样地可怕，那样地“不应该重要”。

笔者，则在自己成为另一种秩序的零件的时候，不得不佩服《红楼梦》作者的发现。当可爱者们一个接一个地“自杀”，或者见血地，或者不见血地，“合理地”被秩序绞杀，宝玉的眼中，就有了大迷惘和大悲伤。大厦倾覆了，青春幻灭了，美好的夭亡了，幸存的扭曲了——他无法再忍受这个非人间了。虽然那不是加诸他身的痛苦，那真的不是。但是，让他怎么去像父辈一样，心安理得地享受这建筑在弱者鲜血白骨上的“幸福”呢？！最后的出走，是他的“非暴力不合作”。除了他，任何一个男人都会选择留下来。为了列祖列宗，皇上恩典，举人功名，荣华富贵，贤妻美妾，子孙绳绳……诱惑太多了。

哦，你说什么，你说你很容易地鄙视这一切？那我换个说法：十八岁之前，你不准做学习之外的任何事，十八岁之后直到死亡，你必须成为没有任何个人意见，任何梦想的，与父母老师要求完全一样的人；那么，清华文凭，一套房子，漂亮老婆，月薪20000，外企主管的位置，就属于你。而且，是在你已经考上清华大学之后，让你选择：退学，还是不退？这时候，你是否就“鄙视”不起来了呢？是否反而觉得“苦尽甘来”了呢？宝玉受到的诱惑，比你大得多（比如他可以娶一百个而天经地义。你呢）。那个非人间，究竟和现在有多远？多远?！笔者作为一个“正常秩序”中循规蹈矩的零件，只能做到：卖力不卖命，卖身不卖心。我不知道，在两百多年后，这是光荣，还是耻辱。这是进步，还是倒退。

面对荣华富贵，有太多的理由放纵了，但他还是坚守。

面对一次次死亡，有太多的理由麻木了，但他还是清醒。

面对自己的罪责，有太多的理由开脱了，但他还是忏悔。

面对举人的功名，有太多的理由继续舒舒服服地得过且过，但他还是走了。

因为，他没有理由。因为，他不需要理由。（2009.7.26-2009.8.８）

二、红楼梦的真正价值：真

（一）权力本位与真本位

有很多人把儒家思想看作中国落后于世界的元凶和中国近现代苦难的最终责任者，未必。儒家没有创造专制制度的能耐，顶多是个专制制度挑选来的帮凶。因为大一统后，统治者驱使天下总要有个可手的家伙，所谓百家争鸣，焚书之后，其实能选的也就那么几样。法、道、纵横、阴阳、墨、杨、农之类的要么没大用（道、纵横等），要么直接和官府对抗（杨、墨等），要么已经被证明失败（法），也就是儒家文化还“有资于治道”。选择有限，董仲舒不出头也有别人出头，反正能不能手里没有家伙使。

雀屏中选的儒家学说，是一种典型的政治哲学，而绝非古希腊诸学派的“自然哲学”。儒家学关注范畴限于政治和人际，创造的是家本位的人际伦理和等级社会的政治法则；儒家学说关注的是“人与人”，而不是“个人”，更不是“自然”或“人与自然”。它对大自然毫无求知欲，对独立的个人与独立的思想更无兴趣。当然，这种伦理和法则，在初创时期还只是学者的理想，并没有落到现实上来。实际上，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即儒家与君主官僚制社会的皇权成功结合之后，儒家的伦理和法则虽然成了现实，但以期达到的“大同”、“复古”理想也从未实现过。所谓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不过是纸上谈兵（但很多“国学家”或者“爱国者”却总喜欢把纸上的理想当做事实，以为真的发生过呢）。但它的“秩序本位”却被统治者吸收了，在实践中变为了“权力本位”，即由汉至清的大一统超级专制。

因此，我们惊奇的发现，在漫长的古中国，上层建筑的一切领域——史学、文学、哲学都以政治为核心；不仅整个社会学科不分化，一切行为都以政治为终极目的。而且无论是杂技、戏剧、滑稽还是小说、诗歌等文学、艺术都要以政治为终极指向才具有“意义”，才有资格被当作重要的事件记录下来。而纯粹属于自然或者出于本心，不能落实在政治上的一切艺术和科学是毫无意义的，甚至是没有办法在历史上留下任何痕迹，无法让后人得知的。无论是什么文艺形式，都要找到——或者本来就拥有——一个政治上的“意义”或者“作用”，否则就无法获得起码的重视。汉赋、乐府、骈文、唐传奇、宋词等等的兴衰过程都一再说明了这一点。

而且，当社会道德和社会伦理都已经“权力本位”时，君主的专制权力就从被人审视的“事实”变成了不容质疑的“真理”；不仅不再受到是否“一夫”的质疑，反而成了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切真话，一切逻辑，都必须为皇权让路。专制权力自古以来就没有受到过什么制约。权力来到世间，每一个毛孔都沾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当它披上了清洁高贵的道德外衣，真相被如何扭曲，奴隶们能用什么方式思考和言说，也就可想而知了。

“权力本位”家族有很多子孙。其共同点，是不注重真相本身，只注重“应该反映什么”。譬如不问鸡蛋是不是臭的，只问你为什么觉得它臭。你觉得它臭，说明你的思想如何消极，如何不懂得非礼勿嗅，如何看不到光明面，态度如何不端正。它的一个比较晚近的子孙是“厌学情绪”——发明这个词的“专家”们从不考量教学内容是否本身就枯燥无用，让人无法不厌，而只是将“厌学”当做未成年学生自身的“问题”。

而且，古人没有艺术的自觉，创作小说、戏曲等的时候往往还要追究“出处”，是否合乎“事实”，以至于繁琐考据、批判层出不穷（具体请参见明清士人关于唐白居易诗《青梅歌》的后代演绎作品——元杂剧《墙头马上》的评论，以及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对《聊斋志异》的质疑，等等。二者均见于《中国小说史略》，鲁迅著）。今人看来，可谓胶柱鼓瑟。但古人眼中却是天经地义。既然文艺创作关涉现实，就没有完全的自由，还要冒一定风险；文艺创作又不可能等同于正史（古代中国与“正史”一词相对的就是“小说”），总要虚构；文艺创作没有独立于“风化”和“治道”的地位，创作者便免不了主动或被动地以“劝惩”、“教化”为终极正当目的（此与建国后前三十年文艺的“政治挂帅”、今天面对少儿的文艺总要讲究“教育意义”，实一脉相承）。基于这三个原因相互叠加，带着枷锁的文艺创作处于“首创者凭天才和勇气逃逸，后随者因因循和服从跌回”的状态。《三国演义》之后，《水浒传》之后，都没有同类作品可以超越。文艺去除了说教的部分，剩下才是趣味。无趣味，文艺不成为文艺。中国人这么聪明，趣味不至于断种。可一旦“文艺应该以道德、政治为终极指向”成为社会共识，天才即使有，也被天然地压于大石，便不死，亦只得曲折生长了。“应该反映”胜于“现实”本身，则现实主义就不能健康地成长，批判现实就更凤毛麟角了。

也因此，很多鲜活的现实题材，吸收进文艺，变成了劝善书。前文已述，儒家文化的道德教条、社会理想从未也不可能成为现实。“善有恶报，恶有善报”、数不清的道德困局、不能用善恶来评判和解释的人和事，才是现实世界的基本面貌。在复杂多面的现实中依“忠孝节义”的教条行事，恰成呆鸟。谁也不敢犯上，直接揭露统治的丑恶，但统治确实又很丑恶，艺术上怎么反映呢？于是有“大团圆”情结。本是弱者受欺凌迫害甚至于死亡的悲剧，借助神迹，借助偶然，或直接借助强者（比如“青天”），给弱者伸冤，惩罚“恶人”，求得公平、团圆，顺便劝善。但这究竟是“瞒和骗”，久而久之，反而使看客的麻木加深了。甚至促生了“既定秩序”本身好好的，悲剧只是“几个小人从中拨乱”的结果这样的结论。这还不算最糟糕的，起码是作者同情心胜名教心；若反是，则有川剧《李亚仙》、京剧《武家坡》、粤剧《双忠记》等等。那些将弱者无条件的牺牲和死亡的惨状生扭为“美态”和“妙事”，助名教吃人的作者的积极性，使人终夜恶。放在《红楼梦》中，曹公便借“老学究闲征姽婳词”浓墨重彩地沉痛讽刺。又因为现实中不平太深重，戏曲、小说总爱往正面人物上加码，反面人物上也加码，以让善和恶更明显，以强烈打动观众，使为善者不平（加码嗜好的另一个原因是国人喜极端，不中庸，具体根源不详）。但这又生了另一个效应：善人成神，恶人成魔，唯独失去了真实的人性。又因为太夸张而现实中全善全恶的人太少，现实题材的创作反而脱离了现实。以上种种，使人在现实的道德说教和虚构的文艺创作里都看不到眼前的“真实”。上次我讲到同情最本真，却变成最需要理由。这次是真实最直观，却变成最难发现。五千年的文明落得这德行，可谓“聪明反被聪明误”了。

（二）死亡：瞒和骗

于是，“文学永恒的主题”——爱与死——都被严重异化。在相当程度上，不能被真实反映，且毁灭不成为悲剧。本文暂只谈“死”。

在四大名著范围内对比，三国演义，便有一整套美化死亡，使任何死亡都没有分量的“巧妙的逃路”： 三国演义里死亡太多了，而能被记录下来的比例则非常小。士兵战死无数，都是无名无姓，沉默地作了英雄的垫脚石。所剩的挂一漏万的死亡里，也看不见悲悯。“坏人”死了，便“后人有诗讽之曰”，仿佛大快人心，根本不用悲伤。“好人”死了，则是“赞之曰”，仿佛这死亡不但不悲惨，反而成就了忠义等英雄的美名。实在无法确定“好坏”的人死了，就是千篇一律的“叹之曰”，也并不追悼，只是堕进虚无的宿命论里茫然地慨叹一番。就像三国演义结束诗的最后两句：“定数茫茫不可逃，后人凭吊空牢骚”。只是在“壮志难酬”——服从秩序而无法达到秩序既定的目的——的时候，抒发无可奈何的玄乎其玄的慨叹而已。论情节，三国里基本上每一回都有砍人头如切瓜剁菜的场面，作者和读者，也都未见指为残忍的。似乎“上天有好生之德”“仁者爱人”的国度的子民，连这点“恻隐之心”也早就被“坚强”所代替（儒家提倡的“应然”并不等于社会“实然”，此是非常明显的一处）。水浒传也同样对死亡持麻木兼美化的态度。对于“赃官”“恶人”的死亡，还要细细描写怎么剖腹挖内脏，似乎非此不足以解恨、不足以“正义”似的。对于“血溅鸳鸯楼”、李逵板斧下的无辜冤魂，也持忽略态度，或一笔带过，只剩下人数，或反而加以赞美，以陪衬英雄的“正义”。西游记里面，好在没有对死亡的美化，也还谈不上彻底的麻木。但还是执着于“斗”，以弱胜强，除暴安良，因为没有了水浒好汉恃强凌弱的“英雄气”，算是未失童心的侠义了。停驻在死亡上，直面悲伤，却没有过。

以上三本小说的故事主角都是“强者”，中心都是“政治”。

但红楼梦却提供了另一个维度：主角是“弱者”，中心是“情”。贾宝玉不是“强者”，他只能被人摆布而不能摆布他人。他所爱的更不是强者，反而是更弱者。但惟独在红楼梦里，死亡是最令人悲伤，甚至无法直面的。哪怕是一个如“刘安妻”（《三国》）、“潘巧云”、“迎儿”（《水浒传》）身份的，在上三本书中完全可以忽略掉的小生命的死亡，也是那样地打动读者。因为红楼梦在之前描述了她作为“一个人”而不是符号的存在，一种真实的，富有细节的，美好而天真的存在。悲剧把美好的毁灭给人看。正因为读者看到了生者的美好，所以读者不由自主地悲伤于最后的毁灭。无论这个生者多么卑微，无关紧要，她曾经真实地存在过，哭过，笑过，爱过，恨过，于是她在我们眼前成了活生生的，无法重复和取代的生命。死亡有了重量，因为卑微者的生命有了重量。这便是“不瞒不骗的真实”。那种对死亡麻木而赞美的“文学”，太远离“不瞒不骗的真实”。因为如果“人”的生死都没有重量，那么一切“真实”也就无关紧要了。连生命都不能让麻木者睁开眼睛了，那你怎样才能让他面对现实呢？

（三）睁了眼睛看“真”与“罪”

然而贾宝玉只知道用朴质的心来爱，用纯真的眼来看。于是，他被这个华丽而龌龊的世界惊得目瞪口呆：既定秩序无比正常，没有遭到大奸大恶的破坏。可太平盛世，怎么就偏偏容不下最无害、最美好、最纯真的天性呢？除了夏金桂、赵姨娘等极少数龌龊的死亡之外，死亡总量中占绝大多数的青春少女可怜的、可敬的、高贵的死亡那样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真的是大奸大恶造成，读者恐怕反而能接受一些。但恰恰没有。如李公子、张金哥的情死，原因是王熙凤的弄权，家长的贪财背义，官场的黑暗，外人的攘夺，还是静虚的犯舌？每个人都在把二人推入死亡的过程中加了一把力，每个人又都在法律上“无罪”，甚至有些人（比如家长，当时社会，包办婚姻也是“为了孩子好”）在良心上也“无罪”。瑞珠，金钏，尤二姐，尤三姐，鸳鸯，司棋等，无不是自杀，但谁又能说“死”仅因为她们自己？晴雯，黛玉，元春，迎春等，都是“病逝”，但谁又能说那和制度的黑暗、他人的伤害无关？每一场死亡背后，都有“罪人”，又都没有“罪人”。比如黛玉之死，王熙凤、王夫人“有罪”，甚至贾母，宝玉，宝钗，薛姨妈等人，也都“有罪”。但是细细追究，没有一个故意将黛玉害死，甚至有些反是最爱她的、最关心她的人。论起元凶首恶，简直白费力气。但每个人都是罪人。把责任推给制度，作者也同样没有这个心。作者没有把任何人涂抹成恶魔或者圣人，而是将深沉残酷的矛盾现实呈现在读者面前。作者也没有借助偶然成全宝黛，成全司棋潘又安，解救迎春，解救鸳鸯。他偏要将那最真实、最让人无法接受的给人看。人物的区别不在于“好坏”，而在于有些人无罪，却触犯网罗横死（如鸳鸯、晴雯）；有些人有罪，却坚信自己的正确和光荣，继续大义凛然地给他人制造着不幸（如王夫人、贾政）；而最后一些人有罪，而能意识到自己的罪，以对世俗享乐的永远弃绝来表达忏悔（如贾宝玉、柳湘莲、潘又安）。

红楼梦人物“好人不全好，坏人不全坏”，因为现实中确实如此。只是曹公之前没有人能现实得如此彻底。睁了眼睛看，如实叙写，多么简单。但这就要不用曲笔，不理教条，不掩矛盾，不谅己恶，不为尊者亲者贤者讳。——于是，太难了。真的，太难了。

于是，在如实叙写中，我们看到了宝玉的“无罪之罪”：对爱者，金钏的死，他有罪，晴雯的死，他有罪，黛玉的死，他更有罪。对亲者，宝钗的终身守寡，父母实际上的老年丧子，整个家族后继无人，他也都有永远无法赎清的“罪”。但如果他不出走，那么他就要永生背负对爱者的更深的“罪”。但在《三国演义》《水浒传》及其同类作品中，我们只能看到“罪之无罪”——有了貌似“大义”的理由，就可以随便杀人了。

于是，在如实叙写中，比比皆是“左也是罪，右也是罪”的“道德困局”。比如金钏死后宝钗慰王夫人，不慰则“不孝”，安慰则“不仁”。比如探春呼赵姨娘为“姨娘”，不认她做母亲。按宗法制度，庶母只是奴才，探春地位尊贵，不呼“母亲”，是符合规矩的。赵姨娘是个混帐东西，探春铁面严厉、不徇私情，也符合规矩。但那毕竟是自己的亲娘，探春又未免太薄情。诸如此类的困局，作者没有试图开辟一条让读者安心的“逃路”，不为任何一方辩护，只是忠实地将问题呈现出来，把思索留给了读者。在之前的小说、戏曲中，既然问题无法解决，那么，一般不提。免得无法找到让观众松一口气的答案。这也就是“消费品”和“作品”的区别：作品中全是问题，而消费品中全是答案。以今为例，《环珠格格》、《大长今》之类优秀电视剧，以及更多的优秀的好莱坞类型片，虽也是同类中的佼佼者，但只能靠情节曲折吸引观众，看完后却无法给人以更深刻的启迪，更无法促使观众产生审视、拷问现实的愿望，原因同上（“通俗”作品并不都如此，因《红楼梦》是小说，本身也“通俗”）。

而红楼梦的写法，却每让读者感知道德和制度本身的不合情、不合理，乃至残酷。《三国》中，乱是异常，统一是正常，一旦正常了，问题也就解决了。《水浒传》中，“官逼民反”是异常，清官明君是正常，造反是因为制度的正常状态被破坏。但《红楼梦》却是在制度正常、道德也正常的情状下，真实地写出了大大小小无数的悲剧。原来正常的制度之下也有无数的不合理，无数的困局乃至无数的血泪。

儒家道德体系不是一无可取，但那就像一张世界地图，表面上看分毫不爽，绝对正确；但当你靠它周游世界的时候，遇到的实际问题可就不只一点两点了。甚至有时你会发现它毫无用处。问题在于这张地图总在说：“我没有错误，所以必须听我的。只要听我的，什么都能解决。”它说了几千年，甚至一直说到了今天。比如近几年遍地开花的“少儿读经运动”以及各种主流话语对全民呼吁的“弘扬传统道德”。我真觉得二百多年前的人都比他们聪明，知道指望靠道德诫条指导人生，尤其是指导别人的人生，智商很低。而今天，抱着一张世界地图，以为这就是世界的人，比起老曹的同时代来，并不见少。他们以为通晓了地图就理解了世界，于是总试图钦定各种领域的各种“答案”，总作“高屋建瓴”状抢占道德制高点，对各种陷入道德困局的人作道德批判，而且永远不会批到自己。对这样的人，你指望他从《红楼梦》中学点现实主义精神，顺带学点原谅学点人道是没用的，把黛钗之别等同于正邪之分，对人物动不动捧上神坛打下地狱的，恰都是他们。

（四）权力本位社会中的真性情

最后，约略谈谈红楼梦人物的“真性情”。

红楼梦中几乎没有概念化的人物，很多人归功于作者创造力和想象力的丰富。作者的创造力想象力固然丰富，但首要原因是作者对现实社会的认真观察。而红楼梦中最有神采，最富性灵的人物，也同样最富有真性情的。黛玉宝钗都有真性情，但宝钗重秩序，重礼教，因此常不由自主地失去真性情。比如“金兰契互剖金兰语”中，宝钗先是谴责黛玉“好一个不出闺门的女儿，满嘴里说的是什么！”又教导她“元人百种，我们也背着他们看”，紧接着却说“我也没看过”，到底是看过没看过呢？宝钗如此掩饰，自然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名誉。但也因此不免陷入巧伪了。而黛玉的天性却保持的最好，发乎本心，率真自然，天然地和“心机”“谋略”隔绝。她有智慧，但智慧从不用来“作人”。她有能力，但能力从不用来“资于治道”。她活在诗里，活在爱里，仿佛除了真性情，一切都不重要。于是，她虽遭摧折夭亡，其精神却永远定格在清澈自由的云端。

宝玉同样是一个生活在真性情里的孩子，因此他直到成年也弄不明白这个世界精密复杂的规则，本能地拒绝作一颗按照他人安排的轨道，达到他人安排的目标的棋子。他不傻，他不是没能力弄明白，他只是以一双纯净的、含泪的眼睛，平静而坚定地对整个世界表示，他不明白。红楼梦中可爱的少年很多，可爱的老年很少，可爱的中年一个也没有，其原因就在于中年离权力太近，离互相倾轧，离既定规则太近。而少年还没有踏入那永远的黑暗和龌龊。雪芹爱少年，因为少年的纯真还没有遭到黑暗的成人世界致命的戕害；宝玉惜少女，因为少女纯真的天性一旦以婚姻为形式被成人世界收编，就会“失了宝色”，或扭曲，或消失。

我已经听见有人在冷笑了：“这些人都不能适应社会，有个什么用？！”的确，直到今天，仍有很多人的最高信条是“好死不如赖活着”。我承认活着是一种需要，但在他们那里，活着就是真理，就是衡量一切正义与真理的标准。没能幸存的，只配得到嘲笑。在这片早已解决温饱问题土地上，他们仍然自觉自愿地活得自取其辱，仿佛生命只有也只该有跪拜这一种姿态。谁敢不跪，不劳主子动手，奴才我先拿长刀来把你削平。奴才们向权力跪下了，哪怕只能掌控一个人甚至一只柜子；奴才们向金钱跪下了，哪怕只有一个铜子；奴才们向虚荣跪下了，哪怕报纸明天就成为垃圾；奴才们向性欲跪下了，哪怕只是幻想中的yy。但他们决不会向以另一种姿态生活的人下跪。别说是下跪，就算是看一眼，亦是得意的白眼。

但雪芹不是。在他的笔下，拥有真性情的人固然在现实中四处碰壁，甚至横遭摧折，但毕竟“闺阁昭传”，留下了永不可磨灭的纯美形象，留下了仰视才见的精神高度，令一代代读者赞叹心折不已。宝玉也不是。他真诚地崇仰着净水世界女儿国，在“以生存为中心”的胜利者、强者、男人、成年人主宰的世界里，仰望着那些富有真性情的失败者、弱者、女性和孩子。晴雯按照世俗的观点，实在横冲直撞，远不如袭人合乎婚介所标准。但当一个人坚持以最大的轻蔑瞪视着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不得不回报给她一眼。千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宝玉将这个拥有真性情的夭亡少女当作女神来歌颂，真心诚意地写下了《芙蓉诔》。每一场少女的出嫁或死亡都是他的悲剧，因为每一个真性情的灭失和扭曲都是他眼中最大的悲剧。在宝玉眼中，生命的价值不在于力量强大，也不在于“适者生存”，而在于天性的纯真，在于精神的自由。即使这样的生命因为脆弱和“无用”而失败，它的价值仍然至高无上。

本是要说真性情，却没有针对“真性情”下精确定义，缜密地逻辑推理和长篇论证。惭愧。只是因为我感悟到人物的真性情的至美与空灵时，总是丧失语言，发现沉默。真性情，我作为读者只能通过作品本身，在沉默中感悟。

（2009.8.19-2009.8.30）

三、红楼梦的真正价值：美

（一）灭绝“美”的废墟

一个作家如果被公认“超越了时代”，其实多半是反衬出后人的没出息。恰恰是后人走得太慢，而且还不愿意睁了眼睛走，以至于总像蝇子一样绕了一个小圈又转回原地；让作家在死后的盛名之下仍然淹滞于百年乃至千年孤独。司马迁如此，鲁迅如此，曹雪芹亦如是。

尤其是在这个曾经遭受一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堪称世界奇迹的审美观大灭绝的废墟上谈论什么《红楼梦》中的“美”，还没张嘴，我自己都嫌臊得慌。这哪里是班门弄斧，简直是叫花子作龙宫博物馆馆长，煞有介事地撰写《游客指南》呢。更何况这片废墟被反复地浓妆艳抹，艳若桃花，废墟上的奴才们干脆连“废墟”这个事实都不承认了。他们只承认这是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而且，这本身就是一副最新最美的图画！而且，所有的孩子都必须承认，这本身就是一副最新最美的图画！

只能说，我那废墟中曲折生长并数次险遭灭绝的审美能力，在《红楼梦》的启发下，赖以存活至今。中华民族的传统观念自古以来没有对美的终极价值的承认，但毕竟在漫长的古代史中创造了数以万计富有美感的艺术品。当然了，也是现代人的叫法，在古代，包括兵马俑、司母戊鼎在内的各类殡葬用品从未被社会当做艺术品来欣赏。而包括吴道子、顾恺之作品在内的各类书画甚至雕塑，从来没有在文化史上留下与《四书五经》之类的道德训诫稍微具有可比性的“意义”。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五十多年前开始的，全国性的绞杀“美”的运动，真正砸断了这个民族本就不深厚的美学传统，如他们预言的那样， “坚决斗争”、“彻底铲除”了“美” ，也成功地造成了全民审美能力的灭绝。如今这片废墟上，连艺术领域里也只有“吃艺术饭”的，艺术品等同于钱。劫后余生的天才还有。但是，传统的中裂早已根本不能弥补。而世俗领域，连艺术家也不存在。重新建设依靠着一代审美能力被剥夺到已经不觉得还有“美”的必要，天然排斥乃至仇恨着“美”的人。他们的孩子，比如我的同龄人，在竭尽全力扼杀一切“美”的“教育”中长大。虽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但整个青春期我甚至连一盏明灯也难以寻觅。年少时，连维护一点点幼稚的心中的美，也竟然是如此的艰难。直到十九岁，我捧起一本油墨喷香的《红楼梦》。

十八岁之前，“心灵美比外表美更重要”是我经历的“美育”的唯一内容。搪塞而已。说白了，就是用“善”偷换“美”。用对“善” 的要求压倒对“美”的追求。到了现实中，即以道德主义来扼杀（已经不能委婉曰“压抑”了）所有幼小的爱美之心。具体如何扼杀，在我的小说《无色青春》中有详细描述，请各位有兴趣的同仁参阅。因此，我深深地感谢红楼梦，感谢曹公，没有让我在背叛之后无所皈依，没有让我的心灵永远沦为一架粗糙、单薄、俗艳的，全然构不成审美品级的机器。我知道很多人看过《无色青春》之后只会发出不解和麻木的质问：对“美”的剥夺怎么可能也算作剥夺？！他们没有如我一样的锥心之痛。但那是因为没有被剥夺感，而不是没有同情心。只要这种“无被剥夺感”还存在一天，我就一天不得不动笔。为了古往今来那些被理所当然地埋葬的，曾经如此美丽的青春。

但请各位不要以为拙作能给各位以任何美学启蒙。我只是一个被启蒙者，直到今天，对美的了解还浅薄得很。本文只能以这浅陋的见识谈一谈笔者对《红楼梦》的“美”的主观感受。其客观上深厚的美学含义，还远远没有被我认识。

（二）欣赏美，思无邪

《红楼梦》首次实现了对“美”的“思无邪”的欣赏。

在漫长的古代，儒家用道德、制度将各种自然的感情拴住，只允许其在一定范围内活动，以防逃逸（比如父不慈，子不孝，夫妻无礼，朋友无信等等推卸责任的现象）。结果，逃逸避免了，但各种自然的感情却在过度的捆扎下无法自然生长，或被勒杀，或被扭曲。欲望也如是。当正统道德将一切欲望视为罪恶，则正常的欲望“官盐反变了私盐了”，只好破罐破摔自暴自弃。于是，正常的、羞涩的、柔弱的感情被扼杀。强大的、变态的、扭曲的低级欲望变形膨胀。享乐主义是道德主义的代价，道德主义是人道主义的天敌。正统道德没本事把人欲消灭，却足以逼迫正常的人欲从畸形的孔道破坏性地喷涌。除了死样活气的“醇儒”、“节妇”，就是三妻四妾逛窑子狎相公，唯独真情被成功地扼杀了。

同样，“美”也逃脱不了被视为“祸水”的命运。美，本身是最可爱的，在现实中却变成了最可恨的，被“正人君子”视为与淫乱同义的万恶之源。

据我对古典文学、史学作品的了解，在对待女性的美这一方面，古人十分没有平常心。一提到“美女”，就都“见淫”而且只见到“淫”，也不论是否道学家。只不过道学家是避祸水而远之，编造出“红颜祸水论”来和死了的古代美人吊吊膀子，顺便推卸一下男皇帝们的责任；风流才子和平民百姓则喜欢有关美女的风流韵事，虽不能至，也能过过干瘾。久而久之，好像女性的美只能带着下劣的性欲去把玩（如临大敌的诅咒也是变态的赏玩）；或者如高僧一般“看美女如粉骷髅”地欲盖弥彰（好像看美女如美女就悟不了道了似的）；不能怀着纯真自然的心灵去欣赏，更遑论亲近。再多的美，激不起美感，反而只能成为假正经的男权社会合力禁锢、恐吓、把玩的对象，真是明珠暗投了。

幸而《红楼梦》中有一位贾宝玉。十二三岁的时候，他就喜欢抹女孩子唇边的胭脂吃，喜欢和女孩子亲近。在浪漫的青春时代，他更是专一在内纬厮混，比如骑在晴雯身上帮芳官挠痒痒，把湘云裸露的雪白的酥臂放进被子，如此等等，从未想过避嫌疑。但奇怪的是，他却没有成为他父亲所说的“将来酒色之徒耳”。贾政的思想是很正统的：女人只是符号，除了色相外没什么可吸引男人的地方。儿子被女人吸引，不是“色”还是啥？！女人除了“工具”和“玩物”之外，就不可能有第三种价值。他母亲也这么认为。只要宝玉和哪个女孩走近些，她就只往“作了怪”、“狐狸精”上想。除了纯动物性的性欲，再也没别的。还是老太太高明些，说宝玉喜欢亲近丫头们绝不是因为“大了，知道儿女的事了”，却可能因为“是个丫头，投错了胎”。老太太虽半开玩笑，却点中了本质：宝玉就好像和女儿家是同类一样，天生喜欢亲近。没有什么特殊的理由。（宝玉袭人云雨情要多说两句：宝玉当时只有十二岁，而且是虚岁。那时他虽然是“强拉”，但并没有加害、玩弄袭人的故意。两个孩子是在没有预兆，不知所以的情况下发生了这样的关系。在这件事情上我看不出宝玉作为“色鬼”的本质，也看不出俩孩子有什么大了不得的过错。从整体情节上看，宝玉的身心发育符合科学规律。但直到他出家，也确实没有一点他大伯和珍哥哥、侄子蓉儿对女性的那种态度。当然，如果有人认为一个周岁不过十一岁的孩子内心就一定像流氓色鬼一般肮脏，我也只能送他一句道学家见淫了。）

纵观全书，可以看到宝玉对少女的“博而心劳”的泛爱，其不变的本质有二：对少女美丽心灵的钦佩、崇拜；对少女美丽外表的欣赏，喜爱。后者是形而上的，深层次的审美眼光，不复杂，动机（虽然也有“性爱的成分在内”，即“昵而敬之”的“昵”。但这种有性爱成分的欣赏，却因其在审美眼光的统摄之下而正常和健康）也不肮脏。宝玉对美的由衷欣赏、赞叹，说起来很复杂，对审美者本人——贾宝玉来说，却又很自然，似乎天生便如此。为什么如此，大抵是整个世界变态得太厉害，扭曲的太久，语言也随之扭曲。到自然天成的心灵面前，语言都变的笨拙以至于无法诠释。

这个世界上，能理解宝玉如此天性的人，古往今来，都是那么少。如今仍然有很多红学家尽心竭力地替宝玉辩驳他如何不是一个色鬼，很多红学家又尽心竭力地证明宝玉他正是一个色鬼。腾口辩说，越描越黑。其实在一个遍地道学家的社会里，你再怎么辩说也没用。说破大天去，道学家也不会相信这世界上还有另一种心灵——一种连“思无邪”的标签都没想到要给自己贴的，真正“思无邪”的，懂得欣赏“美”的心灵。

宝玉平生喜欢亲近女子，他的感情，用“昵而敬之”“爱博而心劳”这两句老话形容仍然最贴切。都说他“无事忙”，其实“为丫鬟充役”倒是他眼中的“大事”，齐家治国倒是他眼中的“无事”。对于数以百计的可爱的女孩子，他内心都尊敬，同时又不妨碍和她们亲热地打打闹闹。女儿国是他唯一的诗意栖居之所。而他对女子的体贴，从来是如此自然，又如此地“不合逻辑”。如他安慰平儿，是因为“从未在平儿面前尽过心，平儿又是个极聪明极清俊的上等女孩儿，故深为憾事”。他为平儿准备的配了花露蒸叠淘澄的胭脂膏子，簪在发间的并蒂秋蕙，紫茉莉十支玉簪花棒，无不是自然，温暖，凄美不胜收。我每为红楼梦中类似的唯美场景讶异，至于无言。

宝玉是作者的投影，他懂得同情，而同情不需要理由。他懂得欣赏女子的美，而美不需要理由。《红楼梦》中的女子之所以显得如此之美，女儿国中的生活如此富有美感，也都是因为作者有一颗懂得发现美，欣赏美的心灵。

于是，透过宝玉的眼睛，我看到了黛玉葬花，湘云眠芍，宝琴踏雪，晴雯补裘，芦雪庵争联即景诗，迎春在花阴下用针穿茉莉花，种种美不胜收又无以言说的诗意。是《红楼梦》让我知道了世间居然还有如此美丽的一种生存状态。正是大观园中的一草一木，鸟叫虫鸣，以及鲜明得仿佛随时会跳出书来的少年少女们，让我的贫乏干涸的心灵了解到什么是 “美”。正是“高贵的消极”的《红楼梦》中含蓄深沉的“美”，制造了我生命中的亮色，增加了我灵魂的厚度。

（三）参差多态，美之本源

《红楼梦》中首次出现了参差多态而皆美的女性群像。

谈到“传统文化”，总有点像是陈词滥调。现在一般语境中的“弘扬传统”，无非是一些连传统是什么都不知道的人自作聪明地试图将“青少年”培养成奴才。他们的“弘扬”局限在道德领域，而不是上文说到的审美领域。因为他们缺乏想象力，更缺乏审美能力。对这些自作聪明的“教育家”和“道德家”，我无话可说。只能说传统文化当中的《红楼梦》呈现出的博大深刻的美，仍是今人非常需要学习的。

仍然从没有平常心说起吧。红楼梦当时的社会大环境中，人们的审美能力被乏味的道德教条统摄，以至于缺失。世俗观念中对女性的分类简单化到可笑：除了德容言功的样板淑女就是简单粗糙的孙二娘。（美女当中，除了投河上吊的贞烈女，就是红颜祸水的淫毒妇。都是寻死之路，哪里还有功夫审美）作为审美对象的女性，不仅不该有什么特点，反而成了流水线上的粗坯，谁按样板砍削得最标准，谁就最美。《牡丹亭》、《西厢记》是好，但其中也只有一位作者心目中的理想女性（理想配偶）。

但曹雪芹并没有把女性仅仅当做是“某人妻”来看待，也即是认为女性在依附男性（哪怕不是靠礼法而是靠爱情）之外还有独立的价值和意义。可以说，在曹雪芹的眼中，女性不是“第二性”。于是，在曹雪芹懂得发现美的眼光中，有鲜明个性的女性形象数以十计，千姿百态，都有缺点，却都不掩其美，反而使美更独特。（唯一一个基本上没有缺点的薛宝琴，却似乎为了传诗而创，从性格到内心世界，都刻画的非常模糊甚至渺茫，也绝少有读者歌哭痛爱）。而红楼梦中“有缺陷的美”成为常态，成为群像，则是因为曹雪芹懂得欣赏不同的美。罗素曾经曰过，“参差多态是幸福的本源。”在红楼梦里我不妨说，懂得欣赏参差多态是审美能力的本源。作者心中，没有一个主观、武断的“样板”定见，而是站在深入观察生活，体谅、同情女性的角度，去描摹客观（自然还有提炼，但欣赏和描摹是基础）。于是，红楼梦中美与美可以共存（外表、内在层面上，都可以看到钗美，黛同样美），美与缺陷也可以共存（外表层面，如鸳鸯的雀斑，湘云的夹舌。内在层面，如妙玉的傲，晴雯的狠）。而且，一旦去除这些缺陷，不仅不可以使钗黛湘妙等人“更美”，反而导致不像她们本人，失去了“这一个”的特色，美也随之失去。

试想，湘云如果没有“爱哥哥”，还有那么可爱、那么娇憨吗？妙玉如果没有孤傲洁癖，一味地平和淡泊，超凡入圣，那将是多么“正确”又多么无聊，简直不像是活人了。

宝钗若没有了心机，成了湘云；黛玉失掉了小性儿，成了宝钗；晴雯不狠，便失去了“爆炭”的野性，公然又是一个袭人。那是重复，不是“正确”。“大家都是好东西”之后，与不驯服的自由心灵共生的爱情也就永远地埋葬了。

甚至，凤姐不毒，反而没有了“脂粉堆里的英雄”的锋芒气概，甚至没有了获得书中描写的“贾府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地位的可能，到了被全家抛弃，凄惨死亡的时候，也没有如此复杂的悲剧性了。

而宝玉的失去知音，终于无法释怀，只能出家遁世，也在于“美”的唯一。如果美是可以量化的，可以“样板”的，那么美就是可以代替的。问题在于黛玉不是最美貌的，也不是最合乎婚介所标准的，但她是独一无二的，她美好的心灵，独特的性格也都是不可复制的。黛玉溘然长逝，宝玉在人间独一无二的爱情的寄托和美的寄托也就同时落空，“心缺一角再难补”。美之不可复制，之不可代替，即为此。

……

曹雪芹这种眼力，到今天也是绝大多数人甚至搞了一辈子红楼梦研究的红学家所不及的。自古，臭男人们和沾了男人气，比男人更可杀了的女人们续书，每非要让黛玉复活，小性儿、嫉妒、不善理家、弱不禁风……缺陷一概全无，成了比宝钗还样板的“样板媳妇＋管家”。“美满”则已，可爱全无。这笨伯事，现无人做了。但硬并钗黛为一的癖好并未消失，只是换了一种面目出现。听听那些糟老“专家”的想法吧，今儿“钗黛合一”，明儿“钗为妻，黛为妾”，还大言不惭地“宝钗黛玉结合就是最完美的女性！”浮生胃浅，还是忍不住吐了两口。照这种“女人是且仅是为男人存在”的“审美”观，这种把红茶绿茶兑在一起就以为是世界上最好的茶的水平——省省吧，别再累着您。浮生一晕顿首。那枯燥乏味地将道德教条视为审美金科玉律的癖好，无时不刻不提醒着我，这确实是一片几乎令人绝望的废墟。今天，与所有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种民间节庆、婚丧嫁娶，“土艳俗乱吵”从来占据绝对的主流，而难觅“美”的踪影。因为“美”从来不是进攻性的，而是内敛，深沉，宁静的。而丑总是成群结伙的，声势浩大的，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正如你所见。

在这片废墟上，我更是由衷地感谢曹公，为我开辟了一条“千姿百态，各有其美”，“爱而知其恶，恨而知其美”的，欣赏美的道路。我唯一的心愿就是能有越来越多的读者，走到这条海纳百川，博大宽容的道路上来。而正如浮生开首所言，本文并没有对美下定义，说概念，归纳演绎。也没有红楼梦中的“美”作深刻分析，更没能给各位以任何美学启蒙。

“美”在我的世界里，不体现为语言。而体现为“春花一夜绽放。我丧失了语言，发现了沉默”。美只拥有爱美者无可言说的爱。

结语：

浮生读红六年，红龄不长。大言“红楼梦的真正价值”，正恐为人所笑矣。本欲改为《我品到的红楼真味：真、爱、美》，复思也应无人将我的一家之言作学界定见，“我品到的”又成赘语，复归原题。

红楼梦的“价值”，即所谓的“意义”，从来就很难确定。大才不器。这个民族的异端们从来都在被后代归类又总是归不了类，想贴个不拘什么“意义”的定论，好扔神坛上晾着，又总盖不了棺。又岂止是《红楼梦》。而古往今来被大多数国人有意无意地遵从的、用来探究“意义”的权力本位的价值体系，只在乎“应该反映”什么。不注重真相是什么。作品又恰恰只有忏悔，没有教诲；只有真相，没有瞒骗；只有问题，没有答案。你让它切合什么“意义”呢？怎不气煞人也么哥。

说破大天，《红楼梦》也就是一部小说。但我从未认为文学作品在文学上的价值意义总归较低，头等不压众，比不上权力本位的价值观中的“经邦济世”、“为往世继绝学”等政治意义。但一些口称爱重红楼梦者，却每如此想。二百年来他们坚持不懈地摇铃打鼓混折腾，硬将之拖上“史学”“政治学”的“庙堂”，非要赋予“更崇高”的意义（反清复明，阶级斗争）；或以“伟人也是人”为辞，追究作者不够崇高的动机（骂皇帝，泄私愤，报家仇，抢情人），呶呶然以为得计。他们忘记了，越追求卑鄙 的“动机”和伟大“意义”，越离于大道。不知何时是个了局的“意义”之争中，唯一没被怀疑的就是权力本位的价值体系，就是“王朝政治”唯一的、终极的意义。但难道王朝政治才有终极意义？作者就不能为了美，为了真情，为了所爱的可爱的人，去写什么吗？

我在红楼梦中看到最可宝贵的，却是至今仍能令灵魂栖居的真，爱，美。虽然在“流言家见宫闱秘事”的特种“讲坛”中，我看不到求真；在“红楼梦是阶级斗争”的“学术”辩难中，我看不到大爱；在“钗黛之争”中，我看不到审美。这真是一幕幕永远没尽头的讽刺剧，不断反衬着《红楼梦》这个充满了杰出高贵品质的民族异端。文学而偏不能被文学研究者承认为文学，真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反认他乡是故乡”。

《红楼梦》不是完美的。

它讴歌青春，但青春的力量是有限的，本身不能成为信仰。它痛恨自由生命的被设置，宝玉决绝出家，却在青春梦醒后无路可以走，而道路只能等待后人开创。它对极具审美价值的生活细节的描写，在用“美”熏陶感染读者的同时，也为读者了解历史和文化，打开了一扇明亮的窗子，但这不是锦绣堆中信手拈来的明珠，却是废墟上硕果仅存的孑遗。仅靠一本《红楼梦》是绝不能滋养出另一本《红楼梦》的。

《红楼梦》不是万能的。

甚至只要权力本位的价值评价体系存在一天，它就一天真正地“无用”。曾经，为了让它“有用”，蔡孑民将它拉入排满革-命。但双十节纪念中，有否礼赞红楼梦一项呢？曾经，为了让它“有用”，无数的人把它往阶-级-斗-争上拉，但《阶-级-斗争-史》可能铭记红楼梦的“反封建功绩”吗？“红楼梦是-阶-级-斗-争”的论断在红学界内影响极大，但下论断者绝对是“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军事理论家”，而不可能是“久经考验的老一辈无-产-阶-级红学家”，如此等等，折射出的又岂止是文学。这不是曹高二公的悲哀，是我们的悲哀。

《红楼梦》是可爱的。

因为它拥有真，爱，美。它理应得到我对它无可言说的爱。

（浮生何所寄，２００９.９.８完稿）

晴雯在全书中占的篇幅不及袭人的二分之一。但《红楼梦》作者对于凤姐、宝钗、探春、平儿、袭人是采取政治史的写法，而对于黛玉、晴雯、司琪、芳官、尤三姐，确实几首极哀艳的诗篇。一个作者对自己所偏爱的人物， 往往禁抑不住主观情感之汹涌，不期然而流入吟咏式的抒写，使得读者也跟着他歌唱，跟着他悲哭，不能冷静旁观。贾元春从一般高门闺秀地位上再上升成为贵妃， 作了贵族家庭献给皇室的『祭祀的羔羊』，青年守寡的大奶奶李纨，只能『古井无波』地作成一个『完整』的礼教牺牲品。她们岂不可怜？可是对她们除了描写内心 痛苦，并没有什么激烈斗争可以歌颂。然而对于丫鬟晴雯优美的性格，强烈的反抗，惨痛的牺牲，作者的笔端，就随时充满了欣赏、抚爱、忿怒和痛惜之情。从前的批注者说：『晴雯者，情文也。』

过去有的读者说：平儿使人爱，鸳鸯使人敬，袭人使人怜。对于晴雯呢，这些观念都用不上。然而她的性格偏能在很久以来就唤起多少读者衷心的共鸣。你认为这 丫鬟太娇纵了吗？但你心里本不把她看成一个奴才，而且你正憎厌着那些奴仆群中的卑鄙、下流。当她在讽刺人或骂人的时候，你也正想发泄几句吧？你也许惋惜这 丫鬟太不计较成败得失了，然而仔细想想，袭人那样『温柔和顺』是有她自己十分明确的目的的；你觉得若叫晴雯也得到一个宝玉侍妾的地位就算是胜利吗？你一边 读着她的传记，一边被她的坦白无私的爽朗情怀所吸引，被她的热情勇敢所震惊，总愿意多看到她又真诚、又美丽、喜笑怒骂的姿容，多听到她正直响亮的声音。只 有在和晴雯姑娘相处的时候，才能扫开贾府那种阴湿腐朽的气氛吧！

黛玉之死是一步一步走向枯萎，晴雯之死是骤然遭遇到残暴的摧折；所以黛玉之死的标题是『苦绛珠魂归离恨天』，而晴雯之死却大书特书『俏丫鬟抱屈夭风 流』。读者对于黛玉之死在心理上是具有预期状态的，而晴雯之死却给读者情绪上以外的打击，激起人们中气如雷的忿怒。聪明的读者一看到王夫人对于晴雯之深恶 痛绝，片刻不许停留地把她赶出去，就会叫一声『大事休矣』。岂有那样憎恨晴雯而能容纳黛玉之理？宝玉是那样痛心，那样忿恨，却又无法挽救。既不能战胜，又 不肯屈服，除了逃亡，他将来还有什么道路可走？

读者认为：我们何不幸而不能看到原作者曹雪芹亲笔写出黛玉之死？可是，也认为：又何幸而还能看见作者亲笔写出晴雯之死啊！ （二）

晴雯是一个无家世可考的女孩子。她只是一个『醉泥鳅』姑表哥哥和色情狂的表嫂。在她十岁那年，被贾府大管家赖大买了做丫头，是『奴才的奴才』。赖大妈妈常 带她到贾府中来；因为贾母看见了喜欢，赖大妈妈就把她『孝敬』了老太太，于是升格为『主子的奴才』了。后来贾母把袭人给了宝玉，晴雯也是由于贾母的欣赏而 赏给了宝玉。在怡红院中，她随和宝玉很接近，却没有被内定为宝玉将来的侍妾，她的身份始终是一个丫鬟，这是和袭人大不相同之处。

宝玉房中八个大丫鬟，晴雯的地位仅次于袭人。真正粗杂事情如喂鸟、浇花、管茶炉以及扫地、端饭等等，无须她来做，但真正宝玉『贴身』的事，袭人自是第一个 负责者和当权者。袭人以外还有麝月，再以下还有秋纹、碧痕等，譬如补床叠被，拿衣服用具，弄薰笼，放镜套等等，晴雯也不经常担任；所以她在怡红院中竟是一 个『富贵闲人』。人人都知道她『脾气傲慢』，小丫头老婆子们不敢得罪她，袭人、麝月等也不和她计较。

王熙凤曾说过：『若论这些丫头，总共比起来，都没有晴雯生得好。』这样看来，恐怕晴雯竟是大观园中第一个美丽的丫鬟了。可是，王熙凤虽然长得美，她偏要说 自己是『贴糊了的卷子』。刑夫人眼中的鸳鸯却态度谨严敦厚。袭人是有地位的大丫鬟，长得也不会太差，但她偏能做的谦逊平庸。唯有我们这位『俏丫鬟』晴雯姑 娘，却显得锋芒毕露，既美又娇。她不学袭人那样控制宝玉，顺应环境、内收羽翼、外结奥援。有不屑于像小红那样奔竞钻营，不遗余力。她对别人干的一些什么鬼 祟勾当，一看就穿，而且常脱口而出地揭露。有一次在院子里遇到正在为钻凤姐门路而兴奋的小红，晴雯就迎头一顿抢白—-

『怪道呢！原来爬上高枝儿去了，就不服我们说了。不知说了一句话半句话，名儿姓儿知道了没有，就把他兴头的这个样！……有本事从今儿出了这园子，长长远远的在高枝儿上才算好的呢！』（见第二十七回）

秋纹偶然得到王夫人赏赐了两件旧衣服，正在扬扬得益，晴雯却想起王夫人曾把好衣服赏赐过袭人的事，她说—-

『呸！好没见识面的小蹄子！那是把好的给了人，挑剩下的才给你，你还冲有脸呢！』……『……一样屋里的人，难道谁又比谁高贵些？把好的给他，剩的才给我，我宁可不要，冲撞了太太，我也不受这口气！』（见第三十七回）

同是丫鬟，偏又被分出『谁比谁高』的等级，晴雯感到不服。得到一点剩下的东西就那样兴奋，更觉得可耻。她的确有『饥不食嗟来之食』的骨气。至于得罪袭人、 冒犯了王夫人，全部在意。在病中，晴雯听说偷盗平儿手镯的是怡红院中的小丫头坠儿，她就怒火上冲，把坠儿叫来床前痛骂；不听人劝阻，假称宝玉的意思，立即 把坠儿撵了出去。晴雯为什么如此暴躁？为什么如此容不得一个小丫头？她说：『眼皮子又浅，瓜子又轻，打嘴现世的！』这就是说坠儿是一个品质恶劣的小偷，见 了财货就为穷人丢脸的败类，不受污染、嫉恶如仇的晴雯决不能容忍。至于对芳官的干妈经常克扣芳官的月费，又压制芳官，以及小丫头春燕的娘那种唯利是图，晴 雯当然是不加犹豫地大喊着『撵出去！』

作者写袭人有自己的意图，可是晴雯的意识中心是什么？她自始至终表现着被压迫在封建统治下反抗者的本质—-骨气。在小姐们中林黛玉有骨气。但晴雯是贫 民，是孤儿，是丫鬟，因此晴雯的性格中最明显最突出的特征是身居奴才的地位却坚决反对奴才们掐媚主子、出卖自己的卑劣品质，简单地说，就是反奴性！

作者把晴雯写成与袭人对立的典型。晴雯自始至终鄙视袭人，和袭人对抗。和袭人对抗不就是和王夫人对抗吗？她常常大胆而尖锐地指摘、讥讽袭人、麝月、秋纹、 碧痕及小红等人的各种各样的奴性。她反对别人的奴性、反对别人奴视自己，自己不肯以奴才自居。一直到最后，对无理的搜查、凭空的诬陷，这倔强的少女始终是 坚决不屈服。 （四）

我们可以再从宝玉温书、晴雯得病和晴雯补裘这些生活故事中，来观察晴雯与宝玉的相处关系。有一天夜晚，怡红院中到了将睡未睡的时候，忽然有一个小丫头跑 来报信，叫宝玉小心明早贾政要盘考他的书，宝玉听了『便如孙大圣听见了「紧箍咒儿」的一般，等时四肢五内，一齐皆不自在起来。想来想去，别无他法，且理熟 了书，预备明儿盘考』。于是怡红院里立即紧张起来。大丫鬟们为宝玉担心，忙着『剪烛斟茶』；小丫环们坐夜伺候，，一个个困眼朦胧，前仰后合。而宝玉呢，他 的心偏又不安不到书上，又怕熬坏了她们，又怕哪一个穿少了衣服受冻；袭人、麝月更急得无可如何，只求『小祖宗』少管闲事，好好读书吧。这时候—-

……只听春燕秋纹从后房门跑进来，口内喊说：『不好了！一个人打墙上跳下来了！』……晴雯因见宝玉读书苦恼，劳费一夜神思，明日也未必妥当，心下正要替 宝玉想个主意，好脱此难。忽然碰着这一惊，，便生计向宝玉道：『趁这个机会，快装病，只说吓着了。』这话正中宝玉心怀。因叫起上夜的来，打着灯笼，各处搜 寻……。（见第七十三回）

这样不闹得大张晓喻起来了吗？请问就趁此强调宝玉已吓得『脸色都变了，满身发热』，并到王夫人处要药，最后传到贾母耳中，宝玉就此过了一关。一个小小故 事足以叫人看到晴雯的关心宝玉与袭人麝月不同，她既了解宝玉，又善于抓住机会，想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晴雯与宝玉的平时相处，也是一任自然，毫无心机的。作 者曾写过一段极其美丽动人的怡红院灯前月下的小景—-

……宝玉看着晴雯麝月二人打点妥当。送去之后，晴雯麝月皆卸罢惨妆，脱换过裙袄。晴雯只在薰笼上围坐，麝月笑道：『你今儿别装小姐了，我劝你也动一动 儿。』晴雯道：『等你们都去净了，我再动不迟。有你们一日，我且受用一日。』……麝月早已放下廉幔，，移灯炷香，服侍宝玉卧下，二人方睡。晴雯自在薰笼 上，麝月便在暖阁外边。……麝月笑道：『你们俩个别睡，说着话儿，我出去走走回来。』晴雯笑道：『外头有个鬼等着呢。』宝玉道：『外头自然有大月亮 的。』……晴雯等他出去，便欲唬他玩耍，仗着素日比别人气壮，不畏寒冷，也不披衣，只穿着小袄，便蹑手蹑脚的下了薰笼，随后出来，……只见月光如水。忽听 一阵微风，只觉浸肌透骨，不禁毛骨悚然。……一面正要唬他，只听宝玉在内高声说道：『晴雯出来了！』晴雯忙回身进来，笑道：『那里就唬死了他了？偏惯会这 么蝎蝎蛰蛰，老婆子的样儿！』宝玉笑道：『倒不是怕唬坏了他，头一件，你冻着也不好；……你来把我这边的被掖掖罢。』晴雯听说，就上来掖了一掖，伸手进 去，就渥一渥。宝玉笑道：『好冷手！我说看冻着！』一面又见晴雯两腮如胭脂一般，用手摸一摸，也觉冰冷。宝玉道：『快进被来渥渥罢。』……晴雯因方才一 冷，如今又一暖，不觉打了两个嚏喷。……（见第五十一回）

果然晴雯姑娘的病了。一天宝玉出去晚上回来，一进门就唉声顿足，原来他不小心把贾母所赐一件俄罗斯来的孔雀裘烧了一个洞，明早见不得老祖母，而外边匠人又不会织补，使大家束手无策，于是正在发着高烧病势沉重的晴雯只的奋勇『挣命』—-

……一面说，一面做起来，挽了一挽头发，披了衣裳，只觉头重身轻，满眼金星乱进，实实掌不住。待不做，又怕宝玉着急，少不得狠命咬牙捱着。……晴雯先将 里子拆开，……后依本纹来回织补。补两针，又看看：织补不上三五针，便伏在枕上歇一会。宝玉在傍，一时又问：『吃些滚水不吃？』一时又命：『歇一歇。』一 时又拿一件灰鼠斗篷替他披在背上，一时又拿个枕头给他*着：……一时只听自呜钟已敲了四下，刚刚补完；……晴雯已咳了几阵，好容易补完了，说了一声：『补 虽补了，到底不象，——我也再不能了！』『嗳呦』了一声，就身不由主睡下了。（见第五十二回）

晴雯一方面容不得别人的卑污，一方面也见不得别人的急难。若说袭人『心中目中只有一个宝玉』，难道晴雯心中目中就不是只有一个宝玉吗？其所不同之处，只 在与袭人是为了他自己的地位、前途，而晴雯却是为了宝玉的利益。读了『补裘』故事的人只为这姑娘鼓勇服劳的一片忠诚所感动，晴雯对宝玉难道和那些为自己爬 高枝，向主子献殷勤的奴才们有共同之处吗？

（五）

置身于战场之中，游心于刹伐之外，并不是晴雯的耳聪目明不足以见闻到炮火的凶危，却由于她自幼孤零，身居微*，入得贾府之后，初得贾母赏识，后得宝玉重视，于是她严重的不平，胸中的反抗，随时禁不住地向外爆发。宝玉神游太虚境时，首先看到作者对于晴雯的介绍—-

霁月难逢，彩云易散。心比天高，身为下*。风流灵巧……（见第五回）

的确，像晴雯之蔑视邪恶，拒绝熏染， 既美丽，又有才能，必然为统治者所难容的。

试看王善宝家的—-那贾府最猖狂蛮横的狗腿子鼓动王夫人搜检大观园时是怎样说的，就可以知道晴雯在那些人眼中有多么可怕了—-

『别的都还罢了，太太不知道，一个宝玉屋里的晴雯，那丫头仗着他生的模样儿比别人标致些。又生了一张巧嘴，天天打扮的象个西施的样子，在人跟前能说惯道，掐尖要强。一句话不投机，他就立起两个骚眼睛来骂人，妖妖调调，大不成个体统！』（见第七十四回）

傻大姐在大观园中拾得绣春囊，不过是作者在写作方法上故意安排的一个小枢纽。行将没落的统治者要巩固，被压迫的后一代要成长、要自由，在这样矛盾形式 中，贾府统治者终不会允许大观园中的花长好、月长圆，甚至不允许这些敢于反抗的青年们长寿。作者兴高采烈地写了大观园的繁盛，也不免痛心疾首地写道大观园 的零落摔折。贾府的黑暗、淫污，并不会从那些男性身上唤起警惕来。贾瑞死去吧！贾珍、贾琏、贾蓉等任意荒唐去吧！有谁在赶到制的戒惧呢？可是一旦绣春囊出 现在大观园里，王夫人就非常惊慌了。连那从来天不怕地不怕的王熙凤都吓得双膝下跪，含泪表白一番。王夫人对于住在大观园里那么多的小姐并不重视；最要紧的 是怕有人勾引坏了她那命根子宝玉。这时候一听王善宝家的说话，就『猛然触动』，『对了坎儿』，想起曾经见过『有一个水蛇腰，削肩膀儿眉眼又有些像你林妹妹 的…… 这丫头必就是她了』。王夫人心中既已获得了『假想犯』，她就立即把病中的晴雯叫了来—-

王夫人道：『……好好的宝玉，倘或叫这蹄子勾引坏了，那还了得。』……素日这些丫鬟皆知王夫人最嫌妆艳饰语薄言轻者，故晴雯不敢出头。今因连日不自在， 并没十分妆饰，自为无碍。……王夫人一见他钗鬓松，衫垂带褪，有春睡捧心之遗风，而且形容面貌恰是上月的那人，不觉勾起方才的火来。王夫人原是天真烂漫之 [...]]]> （一）晴雯之死是《红楼梦》全书中的一件大事。晴雯之死和宝玉挨打是《红楼梦》故事发展过程中两个高峰，两个转折点。宝玉挨父亲贾政的毒打，是父亲贾政的同志思想和儿子宝玉的叛逆思想多年冲突的大爆 发。可是这一场血战的结局怎么样？由贾政和儿子宝玉的冲突，一边而为贾政于他的母亲贾母、他的妻子王夫人的冲突。既引起了统治者内部矛盾的爆发，贾政想一 顿大板把一个叛逆种子及早消灭的意图，就不能实现了。而且适得其反，宝玉在祖母的掩护下，不但保存了性命，还更得到发展他的性格—-在大观园里女儿队中逍遥自在的空隙。然而，敌对双方的矛盾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贾宝玉和那些女孩儿所获得的只是燕处危堂的安乐，寒云晴雾笼罩下小绿洲上的自由。要扑灭叛逆和要争取自由的 对峙与矛盾问题并没有解决，因而无可幸免地会再发展出来另一个突然的事变，这就是作为母亲王夫人继父亲之后，又给了儿子宝玉以更残酷的打击—-逼死晴 雯和扫荡贾府青年乐园的大观园。晴雯是这一战役中最主要的牺牲者。晴雯之死就是预言了宝、黛恋爱之必归失败，宝玉之必出于逃亡。

晴雯在全书中占的篇幅不及袭人的二分之一。但《红楼梦》作者对于凤姐、宝钗、探春、平儿、袭人是采取政治史的写法，而对于黛玉、晴雯、司琪、芳官、尤三姐，确实几首极哀艳的诗篇。一个作者对自己所偏爱的人物， 往往禁抑不住主观情感之汹涌，不期然而流入吟咏式的抒写，使得读者也跟着他歌唱，跟着他悲哭，不能冷静旁观。贾元春从一般高门闺秀地位上再上升成为贵妃， 作了贵族家庭献给皇室的『祭祀的羔羊』，青年守寡的大奶奶李纨，只能『古井无波』地作成一个『完整』的礼教牺牲品。她们岂不可怜？可是对她们除了描写内心 痛苦，并没有什么激烈斗争可以歌颂。然而对于丫鬟晴雯优美的性格，强烈的反抗，惨痛的牺牲，作者的笔端，就随时充满了欣赏、抚爱、忿怒和痛惜之情。从前的批注者说：『晴雯者，情文也。』

过去有的读者说：平儿使人爱，鸳鸯使人敬，袭人使人怜。对于晴雯呢，这些观念都用不上。然而她的性格偏能在很久以来就唤起多少读者衷心的共鸣。你认为这 丫鬟太娇纵了吗？但你心里本不把她看成一个奴才，而且你正憎厌着那些奴仆群中的卑鄙、下流。当她在讽刺人或骂人的时候，你也正想发泄几句吧？你也许惋惜这 丫鬟太不计较成败得失了，然而仔细想想，袭人那样『温柔和顺』是有她自己十分明确的目的的；你觉得若叫晴雯也得到一个宝玉侍妾的地位就算是胜利吗？你一边 读着她的传记，一边被她的坦白无私的爽朗情怀所吸引，被她的热情勇敢所震惊，总愿意多看到她又真诚、又美丽、喜笑怒骂的姿容，多听到她正直响亮的声音。只 有在和晴雯姑娘相处的时候，才能扫开贾府那种阴湿腐朽的气氛吧！

黛玉之死是一步一步走向枯萎，晴雯之死是骤然遭遇到残暴的摧折；所以黛玉之死的标题是『苦绛珠魂归离恨天』，而晴雯之死却大书特书『俏丫鬟抱屈夭风 流』。读者对于黛玉之死在心理上是具有预期状态的，而晴雯之死却给读者情绪上以外的打击，激起人们中气如雷的忿怒。聪明的读者一看到王夫人对于晴雯之深恶 痛绝，片刻不许停留地把她赶出去，就会叫一声『大事休矣』。岂有那样憎恨晴雯而能容纳黛玉之理？宝玉是那样痛心，那样忿恨，却又无法挽救。既不能战胜，又 不肯屈服，除了逃亡，他将来还有什么道路可走？

读者认为：我们何不幸而不能看到原作者曹雪芹亲笔写出黛玉之死？可是，也认为：又何幸而还能看见作者亲笔写出晴雯之死啊！
（二）

晴雯是一个无家世可考的女孩子。她只是一个『醉泥鳅』姑表哥哥和色情狂的表嫂。在她十岁那年，被贾府大管家赖大买了做丫头，是『奴才的奴才』。赖大妈妈常 带她到贾府中来；因为贾母看见了喜欢，赖大妈妈就把她『孝敬』了老太太，于是升格为『主子的奴才』了。后来贾母把袭人给了宝玉，晴雯也是由于贾母的欣赏而 赏给了宝玉。在怡红院中，她随和宝玉很接近，却没有被内定为宝玉将来的侍妾，她的身份始终是一个丫鬟，这是和袭人大不相同之处。

宝玉房中八个大丫鬟，晴雯的地位仅次于袭人。真正粗杂事情如喂鸟、浇花、管茶炉以及扫地、端饭等等，无须她来做，但真正宝玉『贴身』的事，袭人自是第一个 负责者和当权者。袭人以外还有麝月，再以下还有秋纹、碧痕等，譬如补床叠被，拿衣服用具，弄薰笼，放镜套等等，晴雯也不经常担任；所以她在怡红院中竟是一 个『富贵闲人』。人人都知道她『脾气傲慢』，小丫头老婆子们不敢得罪她，袭人、麝月等也不和她计较。

王熙凤曾说过：『若论这些丫头，总共比起来，都没有晴雯生得好。』这样看来，恐怕晴雯竟是大观园中第一个美丽的丫鬟了。可是，王熙凤虽然长得美，她偏要说 自己是『贴糊了的卷子』。刑夫人眼中的鸳鸯却态度谨严敦厚。袭人是有地位的大丫鬟，长得也不会太差，但她偏能做的谦逊平庸。唯有我们这位『俏丫鬟』晴雯姑 娘，却显得锋芒毕露，既美又娇。她不学袭人那样控制宝玉，顺应环境、内收羽翼、外结奥援。有不屑于像小红那样奔竞钻营，不遗余力。她对别人干的一些什么鬼 祟勾当，一看就穿，而且常脱口而出地揭露。有一次在院子里遇到正在为钻凤姐门路而兴奋的小红，晴雯就迎头一顿抢白—-

『怪道呢！原来爬上高枝儿去了，就不服我们说了。不知说了一句话半句话，名儿姓儿知道了没有，就把他兴头的这个样！……有本事从今儿出了这园子，长长远远的在高枝儿上才算好的呢！』（见第二十七回）

秋纹偶然得到王夫人赏赐了两件旧衣服，正在扬扬得益，晴雯却想起王夫人曾把好衣服赏赐过袭人的事，她说—-

『呸！好没见识面的小蹄子！那是把好的给了人，挑剩下的才给你，你还冲有脸呢！』……『……一样屋里的人，难道谁又比谁高贵些？把好的给他，剩的才给我，我宁可不要，冲撞了太太，我也不受这口气！』（见第三十七回）

同是丫鬟，偏又被分出『谁比谁高』的等级，晴雯感到不服。得到一点剩下的东西就那样兴奋，更觉得可耻。她的确有『饥不食嗟来之食』的骨气。至于得罪袭人、 冒犯了王夫人，全部在意。在病中，晴雯听说偷盗平儿手镯的是怡红院中的小丫头坠儿，她就怒火上冲，把坠儿叫来床前痛骂；不听人劝阻，假称宝玉的意思，立即 把坠儿撵了出去。晴雯为什么如此暴躁？为什么如此容不得一个小丫头？她说：『眼皮子又浅，瓜子又轻，打嘴现世的！』这就是说坠儿是一个品质恶劣的小偷，见 了财货就为穷人丢脸的败类，不受污染、嫉恶如仇的晴雯决不能容忍。至于对芳官的干妈经常克扣芳官的月费，又压制芳官，以及小丫头春燕的娘那种唯利是图，晴 雯当然是不加犹豫地大喊着『撵出去！』

作者写袭人有自己的意图，可是晴雯的意识中心是什么？她自始至终表现着被压迫在封建统治下反抗者的本质—-骨气。在小姐们中林黛玉有骨气。但晴雯是贫 民，是孤儿，是丫鬟，因此晴雯的性格中最明显最突出的特征是身居奴才的地位却坚决反对奴才们掐媚主子、出卖自己的卑劣品质，简单地说，就是反奴性！

作者把晴雯写成与袭人对立的典型。晴雯自始至终鄙视袭人，和袭人对抗。和袭人对抗不就是和王夫人对抗吗？她常常大胆而尖锐地指摘、讥讽袭人、麝月、秋纹、 碧痕及小红等人的各种各样的奴性。她反对别人的奴性、反对别人奴视自己，自己不肯以奴才自居。一直到最后，对无理的搜查、凭空的诬陷，这倔强的少女始终是 坚决不屈服。
（四）

我们可以再从宝玉温书、晴雯得病和晴雯补裘这些生活故事中，来观察晴雯与宝玉的相处关系。有一天夜晚，怡红院中到了将睡未睡的时候，忽然有一个小丫头跑 来报信，叫宝玉小心明早贾政要盘考他的书，宝玉听了『便如孙大圣听见了「紧箍咒儿」的一般，等时四肢五内，一齐皆不自在起来。想来想去，别无他法，且理熟 了书，预备明儿盘考』。于是怡红院里立即紧张起来。大丫鬟们为宝玉担心，忙着『剪烛斟茶』；小丫环们坐夜伺候，，一个个困眼朦胧，前仰后合。而宝玉呢，他 的心偏又不安不到书上，又怕熬坏了她们，又怕哪一个穿少了衣服受冻；袭人、麝月更急得无可如何，只求『小祖宗』少管闲事，好好读书吧。这时候—-

……只听春燕秋纹从后房门跑进来，口内喊说：『不好了！一个人打墙上跳下来了！』……晴雯因见宝玉读书苦恼，劳费一夜神思，明日也未必妥当，心下正要替 宝玉想个主意，好脱此难。忽然碰着这一惊，，便生计向宝玉道：『趁这个机会，快装病，只说吓着了。』这话正中宝玉心怀。因叫起上夜的来，打着灯笼，各处搜 寻……。（见第七十三回）

这样不闹得大张晓喻起来了吗？请问就趁此强调宝玉已吓得『脸色都变了，满身发热』，并到王夫人处要药，最后传到贾母耳中，宝玉就此过了一关。一个小小故 事足以叫人看到晴雯的关心宝玉与袭人麝月不同，她既了解宝玉，又善于抓住机会，想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晴雯与宝玉的平时相处，也是一任自然，毫无心机的。作 者曾写过一段极其美丽动人的怡红院灯前月下的小景—-

……宝玉看着晴雯麝月二人打点妥当。送去之后，晴雯麝月皆卸罢惨妆，脱换过裙袄。晴雯只在薰笼上围坐，麝月笑道：『你今儿别装小姐了，我劝你也动一动 儿。』晴雯道：『等你们都去净了，我再动不迟。有你们一日，我且受用一日。』……麝月早已放下廉幔，，移灯炷香，服侍宝玉卧下，二人方睡。晴雯自在薰笼 上，麝月便在暖阁外边。……麝月笑道：『你们俩个别睡，说着话儿，我出去走走回来。』晴雯笑道：『外头有个鬼等着呢。』宝玉道：『外头自然有大月亮 的。』……晴雯等他出去，便欲唬他玩耍，仗着素日比别人气壮，不畏寒冷，也不披衣，只穿着小袄，便蹑手蹑脚的下了薰笼，随后出来，……只见月光如水。忽听 一阵微风，只觉浸肌透骨，不禁毛骨悚然。……一面正要唬他，只听宝玉在内高声说道：『晴雯出来了！』晴雯忙回身进来，笑道：『那里就唬死了他了？偏惯会这 么蝎蝎蛰蛰，老婆子的样儿！』宝玉笑道：『倒不是怕唬坏了他，头一件，你冻着也不好；……你来把我这边的被掖掖罢。』晴雯听说，就上来掖了一掖，伸手进 去，就渥一渥。宝玉笑道：『好冷手！我说看冻着！』一面又见晴雯两腮如胭脂一般，用手摸一摸，也觉冰冷。宝玉道：『快进被来渥渥罢。』……晴雯因方才一 冷，如今又一暖，不觉打了两个嚏喷。……（见第五十一回）

果然晴雯姑娘的病了。一天宝玉出去晚上回来，一进门就唉声顿足，原来他不小心把贾母所赐一件俄罗斯来的孔雀裘烧了一个洞，明早见不得老祖母，而外边匠人又不会织补，使大家束手无策，于是正在发着高烧病势沉重的晴雯只的奋勇『挣命』—-

……一面说，一面做起来，挽了一挽头发，披了衣裳，只觉头重身轻，满眼金星乱进，实实掌不住。待不做，又怕宝玉着急，少不得狠命咬牙捱着。……晴雯先将 里子拆开，……后依本纹来回织补。补两针，又看看：织补不上三五针，便伏在枕上歇一会。宝玉在傍，一时又问：『吃些滚水不吃？』一时又命：『歇一歇。』一 时又拿一件灰鼠斗篷替他披在背上，一时又拿个枕头给他*着：……一时只听自呜钟已敲了四下，刚刚补完；……晴雯已咳了几阵，好容易补完了，说了一声：『补 虽补了，到底不象，——我也再不能了！』『嗳呦』了一声，就身不由主睡下了。（见第五十二回）

晴雯一方面容不得别人的卑污，一方面也见不得别人的急难。若说袭人『心中目中只有一个宝玉』，难道晴雯心中目中就不是只有一个宝玉吗？其所不同之处，只 在与袭人是为了他自己的地位、前途，而晴雯却是为了宝玉的利益。读了『补裘』故事的人只为这姑娘鼓勇服劳的一片忠诚所感动，晴雯对宝玉难道和那些为自己爬 高枝，向主子献殷勤的奴才们有共同之处吗？

（五）

置身于战场之中，游心于刹伐之外，并不是晴雯的耳聪目明不足以见闻到炮火的凶危，却由于她自幼孤零，身居微*，入得贾府之后，初得贾母赏识，后得宝玉重视，于是她严重的不平，胸中的反抗，随时禁不住地向外爆发。宝玉神游太虚境时，首先看到作者对于晴雯的介绍—-

霁月难逢，彩云易散。心比天高，身为下*。风流灵巧……（见第五回）

的确，像晴雯之蔑视邪恶，拒绝熏染， 既美丽，又有才能，必然为统治者所难容的。

试看王善宝家的—-那贾府最猖狂蛮横的狗腿子鼓动王夫人搜检大观园时是怎样说的，就可以知道晴雯在那些人眼中有多么可怕了—-

『别的都还罢了，太太不知道，一个宝玉屋里的晴雯，那丫头仗着他生的模样儿比别人标致些。又生了一张巧嘴，天天打扮的象个西施的样子，在人跟前能说惯道，掐尖要强。一句话不投机，他就立起两个骚眼睛来骂人，妖妖调调，大不成个体统！』（见第七十四回）

傻大姐在大观园中拾得绣春囊，不过是作者在写作方法上故意安排的一个小枢纽。行将没落的统治者要巩固，被压迫的后一代要成长、要自由，在这样矛盾形式 中，贾府统治者终不会允许大观园中的花长好、月长圆，甚至不允许这些敢于反抗的青年们长寿。作者兴高采烈地写了大观园的繁盛，也不免痛心疾首地写道大观园 的零落摔折。贾府的黑暗、淫污，并不会从那些男性身上唤起警惕来。贾瑞死去吧！贾珍、贾琏、贾蓉等任意荒唐去吧！有谁在赶到制的戒惧呢？可是一旦绣春囊出 现在大观园里，王夫人就非常惊慌了。连那从来天不怕地不怕的王熙凤都吓得双膝下跪，含泪表白一番。王夫人对于住在大观园里那么多的小姐并不重视；最要紧的 是怕有人勾引坏了她那命根子宝玉。这时候一听王善宝家的说话，就『猛然触动』，『对了坎儿』，想起曾经见过『有一个水蛇腰，削肩膀儿眉眼又有些像你林妹妹 的…… 这丫头必就是她了』。王夫人心中既已获得了『假想犯』，她就立即把病中的晴雯叫了来—-

王夫人道：『……好好的宝玉，倘或叫这蹄子勾引坏了，那还了得。』……素日这些丫鬟皆知王夫人最嫌妆艳饰语薄言轻者，故晴雯不敢出头。今因连日不自在， 并没十分妆饰，自为无碍。……王夫人一见他钗鬓松，衫垂带褪，有春睡捧心之遗风，而且形容面貌恰是上月的那人，不觉勾起方才的火来。王夫人原是天真烂漫之 人，喜怒出于心臆，不比那些饰词掩意之人，今既真怒攻心，又勾起往事，便冷笑道：『好个美人！真象个病西施了。你天天作这轻狂样儿给谁看？你干的事，打量 我不知道呢！我且放着你，自然明儿揭你的皮！……』……因向王善保家的道：『你们进去，好生防他几日，不许他在宝玉房里睡觉．等我回过老太太，再处治 他。』喝声：『去！站在这里，我看不上这浪样儿！谁许你这样花红柳绿的妆扮！』
…… （见第七十四回）

据说是『忠厚宽和』、『吃斋念佛』，又向来『不多管家务』的王夫人，原来是这样态度凶狠、说话粗野的。在王夫人的决策下，以王善宝家的为急先锋的大扫荡开始了，晴雯成为第一个目标。请看晴雯是怎样地反抗—-

王宝善家的……于是先就到怡红院中，喝命关门。……王善保家的等搜了一回，……到晴雯的箱子，因问『是谁的？怎么不打开叫搜？』袭人方欲替晴雯开时，只 见晴雯挽着头发闯进来，『豁啷』一声，将箱子掀开，两手提着底子，往地下一倒，将所有之物尽都倒出来。王善宝家的也觉没趣儿，便紫胀了脸，说道：『姑娘， 你别生气。我们并非私自就来的，原是奉太太的命来搜查；你们叫翻呢，我们就翻一翻，我们还许回太太去呢。那用急得这个样子！』晴雯听了这话，越发火上浇 油，便指着他的脸说道：『你说你是太太大发来的，我还是老太太打法来的呢！太太那边的人我也都见过，就只没看见你这么个有头有脸大管事的奶奶！』（见第七 十四回）

晴雯显然是陷身于危境了。有先见之明的袭人早在金钏投井宝玉挨打之后就向王夫人身边上了密告，站稳了自己的脚步，而别人就不知不觉地做了她的垫脚石。王 夫人说她一生最嫌厌晴雯这样的人，她亲自到怡红院中去处理晴雯、芳官、四儿这批『妖精』，非常果断，毫不容情，竟像是怀着『狭路相逢』『你死我活』的仇 恨。她叫人把四日水米不曾沾唇、身染重病的晴雯从炕上拉下来，架了出去，接着又把四儿、芳官也一起撵走。

晴雯之无辜遭难，公子宝玉虽然心下恨不得也拼了一死，可是在母亲雷电震怒泰山压顶的威势之下，使他连话都不敢说一句。后来宝玉偷到晴雯家中去谈看晴雯，那被认识所抛弃了的少女已经是独自睡在一领芦席上等待最后呼吸的停止。晴雯对宝玉最后的语言是—-

『……只是一件，我死也不甘心：我虽生得比别人好些，并没有私情勾引你，怎么一口死咬定了我是个「狐狸精」！我今儿既担了虚名，况且没了远限，不是我说一句后悔的话：早知如此，我当日……』（见第七十七回）

她的声音就此噎住了。贫苦出身无文化教养的晴雯不懂得才子佳人的恋爱，高洁自尊的晴雯更不屑于干那些鬼祟下流的勾当。但在她心里却深藏着炙热的感情，不 是惨遭迫害，命在垂危，自己也不会意识及此。到了死别吞声的一霎那，她才猛然痛切地感觉到了。极度强烈的悲忿与留恋，使他咬下自己的指甲，脱下贴身的小袄 遗留给心爱的人。除此之外，她还能有什么？他还能作什么？

我把晴雯断作贾宝玉的第二个知己。

（六）

宝玉生命途中志同道合的伴侣自然是黛玉。除她之外，宝玉最可信赖的人就是晴雯了。在《红楼梦》书中屡次表示出宝玉与宝钗的人生观之抵触。宝玉又总想挣脱 袭人的束缚。因此宝玉尽可重视宝钗之才，羡慕宝钗之貌，享受袭人的服侍，承认袭人的尽心，可是他的心之深处，对宝钗是疏远，对袭人更是憎厌与疑忌。麝月、 秋纹、碧痕都是宝玉所说『袭人陶冶教育出来的』，那么除了晴雯，谁是真能和宝玉内心共鸣的呢？当宝玉挨打之后，急需有人去与黛玉一通消息，而这一使者，只 有晴雯，也就足见宝玉心上晴雯的地位了。

晴雯死了，宝玉在怡红院中完全陷于举目无亲之苦。宝玉眼睁睁看着晴雯孤立无援，含冤就死，使他更深刻地认识到这个家庭、这个世界是多么残忍、阴险、可怕、 可恨；万般无奈的宝玉把自己的痛忿与幻想写进他祭祀晴雯的《芙蓉》中去。『既怀幽沉于不尽，复含往屈于无穷。高标见嫉，闺阁恨比长沙；贞烈遭危，巾帼惨于 燕塞……』『固鬼蜮之为炎，岂神灵之有妒？毁波奴之口，对岂从宽？剖悍妇之心，忿犹未释！』把晴雯比作被朝廷排斥的贾谊，比作貌美遭忌的昭君，他要对那些 重伤陷害的奴才闷伸张讨伐，『毁口』『剖心』，为晴雯复仇。可是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林黛玉以外谁能理解宝玉，同情晴雯呢？现实的世界掌握在正和宝玉敌对势力 的手里，他自己不也几乎被父亲打死吗？连生身的父母对自己都是如此的狠毒啊！看起来这个世界不是能容许晴雯和自己这样的人生活下的了。他的心只能向着超出 现实的幻想飞去。象晴雯这样心胸高洁、爱憎分明的姑娘只好让她到另一个世界去生活吧！晴雯是被挤出这个世界以外了，宝玉自己还有多少牵连呢？于是等黛玉一 死，他在这个人间就真是快到了『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时候了。你们是善于控制现实的。好吧，这个家，这个世界就都让给你们吧！他逃到茫茫大士渺渺真人身边 逍遥无累去了。王夫人、王善宝家的和袭人之流。对于排挤、铲除一个晴雯，犹能为之；然而万万没有想到，到了最后，换得了贾宝玉另一种坚决冷酷的还击！

晴雯已经成为读者长期以来心爱的人物。晴雯之死也是作者心上无可补偿的痛苦。不知他费了多少心机，留了多少眼泪，又发抒了多少幻想，才写出这样使人忿怒、 使人悲痛的杰出文字！更使人悲悼的是我们伟大的作者曹雪芹，可能就是在把『晴雯之死』写完不久，他自己也就丢下笔来，『泪尽而亡』了！

永恒的晴雯 [...]]]> 张曼菱评点红楼梦 – 《芙蓉诔》——青春祭 (红楼梦中文网)

永恒的晴雯 永恒的青春

　　当年，不过七八岁光景，我读完了《红楼梦》，成天“晴雯长”“袭人短”，凭着童心无忌，口无遮拦，纵谈于父亲的满座高朋中。

　　少年之我，最不爱看的恰恰是宝黛故事。一翻到那里就跳开。

　　记得大人曾问我：最喜欢谁？答曰：最喜欢晴雯。问：睛雯好在哪儿？答曰：她吵架吵得好。尤其是骂“吧儿狗”一段，最过瘾。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的口角也是极其锋利的。也是将人一路地得罪过去。我似乎不害怕由此造成的孤独。有晴雯与我为伴。青年时代，为了我那些晴雯似的言行，我是付出过代价的。激于意气的挥洒生活，往往被人一点小小心计便置之于死地。还不要说什么大的政治风云，即使是在同类中，也日夜有群小之危。

　　上大学时，因《红楼》之书缘，交了一个研究《红学》的男友，他赠了我一个号“世难容”。因为我见不惯的东西很多，常常一见面就向他挥斥方遒。
　　阅世多了，渐悟到：中国还是《红楼梦》的中国，晴雯的命运，人皆惋惜之，只在书中；但每到身边，众又皆言“杀”之。为一舒块垒，白云清风，瞬间快意，而导致陷阱环生，含恨而死。晴雯的命运，正是：“霁月难逢，彩云易散。”

　　父亲曾叹道：“册子上，晴雯的命是‘风流灵巧招人厌’。本来，风流灵巧应该是‘招人爱’嘛。为什么招人厌呢？反而是笨的不美的好？可见曹雪芹阅世之深，洞察人情之恶，历来平庸世界都是讨厌佼佼者的。晴雯是有点恃才自傲的风度，大观园内是小人得志。慧眼明智如贾母者，尚能爱其才，而袭人与王夫人等却恨入骨，历来奴才比人才得势。生的太好反而不好了。正是她生的太好却害了她。这不是宝玉的呆话，是大实话。”

　　江山难改，我依旧是一个“内心的晴雯”。这种犀利至今也没有离开我。在我的心中，始终保持着对人对事最透彻的判断，掺不了一粒沙子。我是只能凭真切的判断，来为自己作决定的。而这些判断，人生日久，也基本不爽。内心中我从没有妥协过。亦不想与众多人为伍。这是我精神力量的一个源泉。

　　然而，年事渐累，责任在肩，常常觉得没有权利去选择生存的方式。夭折岂能遂人愿？即使不为自己遗憾，但亦忍受善意指责。将“晴雯”遂留于深心中。虽仍免不了将自己总逼在“天尽头”，但要做成长远的事情，懂得了“余地”一词。

　　在中国凡举事者，不免处违心之境。所谓“自在不成人，成人不自在”。每每想某事一完，立即离开桎梏。然蹉跎岁月，却难解名缰利锁。又“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自哂“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终因处世与生性相逆，心情渐抑，何时得潇洒，一啸仰长空？

　　然而，父亲的执著，却并非俗世可以中道而改。他反复对我提及，《红楼梦》中的“芙蓉女儿诔”有一句话：“直烈遭危”。他慨叹道：“中国自古，从家庭到朝庭都是这样的，直烈遭危。晴雯只是一个丫环，但因人才相貌手艺都极其出众，所以，为荣国府不容，首先袭人就不能容。而世间出色者，一般性格皆与晴雯相类，以为自己光明正大，有真才实貌，不屑于干那些下流勾当，也没必要蓄意奉迎。所以反受小人暗害。这一点，其实宝玉在悼词里已经指出来了，也怀疑了袭人。 ”

　　我想，这也就是父亲对自己一生遭遇不平，被小人手法陷害的感受。在某种程度上，他犯了“直烈遭危”这千古之忌。

　　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那种志士不遇，直烈遭危，飘泊孤独，与天地同歌的悲壮精神，那一种神圣不可犯的人格，凛然以自卫，“以人格捍卫人格”的道路。所以父亲尤喜其中“巾帼惨于羽野”一句，而不喜后来版本中的“巾帼惨于雁塞”。他说，羽野为禹之父受刑地。雁塞指昭君和番。虽然《红楼》只是家庭闺中事，但其气节之不屈，含冤之烈，为曹雪芹所敬重。故将晴雯比之于禹的父亲鲧。

　　父亲说，鲧的长相是一个怪物，治水失败而被杀于羽野。晴雯是妙龄少女，而气质却类同于斯。可见，同样的人物气质，受到历史舞台的限制。这就是曹雪芹的平等思想。世人不懂此深意。以昭君比之，以为女人事以女人喻之。取之于红颜之美，可谓俗论。父亲说，晴雯的傲骨与冤屈，也是和那些正史中的名臣将相，大人大业一样的，平等的。他这一点，打破了我思维的局限，气节在上，无有地位高低，人物大小之分也。也令我对父亲和雪芹肃然起敬。自己对人物的评估仍属于功利与世俗。

　　昔日有红学家说过“晴雯是丫环群中的黛玉”，这是气质相通。人物由气质而决定的观点，在《红楼》一开场就由冷子兴口中说出来了，即：所谓“正邪”二气，捕击掀发，生出各种气质禀赋的人。

　　这种观点，虽然飘渺，却胜似后来将红楼人物划分两大阵容的庸俗社会理论。气质韵味是中国文化的精髓，《红楼梦》中的气质观点，起码在美学上是站得往的。
　　父亲读《红楼》，见其仁智，附其魂魄。他自己亦始终保持着那种虽“居人篱下”，却不愿受人摆布的个性。宁愿“霁月难逢，彩云易散”，而不愿意将自己置于“常戚戚”和惶惶的日子中。父亲在晚年反复书写“芙蓉女儿诔”。敬之如世之贤圣者。他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文化的氛围中，并以自己的生命殉之。

　　晴雯与混沌世道的矛盾，这是一种精神的较量。精神较量的价值是否已经被忽略？我们仿佛进入了一个误区，即认为：只有物质的较量才是一种实力。我时常怀疑：所谓的“成熟”，是否不过是为功利牺牲个性的悲剧？我至今仍在怀疑，我是否剥夺了自己去做一个晴雯的权利？

　　这个世界是需要那么多的功利还是更需要真纯率性？或者说，我们是否要把自己的一生都铺成一条供人践踏之路，社会的车轮才能滚滚而过？还是独立特行，做自己的一棵绛珠草？

　　每次看到《红与黑》的不同版本，我都会为表现于其间的那种精神高度上的张力所感动。平民与贵族都在这里进行着有意识的精神较量。这种高层次上的较量，是法国大革命的一个重要的精神文化的产物。可是现在，我们的文学却只有无数的物化的故事与人生。人们只关注“发财与否”与“结婚与否”，关注“什么东西到了手”。诗的张扬，个性的狂飚，情操的独舞，日渐远去。只留下怀旧绝响。悲哉晴雯与黛玉！

　　而父亲依然在捍卫着这精神的乐章，将它视为丰功伟绩。如果我们还承认这一面精神的旗帜，那我们就能欣赏黛玉的“孤标傲世偕谁隐”这面个性的旗帜。读出《红楼梦》韵味来，亦读出人生的韵味来。就不会再说什么“谁喜欢这样的儿媳妇？”说黛玉是“小性儿”。这是俗化《红楼梦》，而这一股糟蹋《红楼》的庸俗社会学，庸俗文学，正扑面涌来。

晴雯身上具有最强烈的青春自信力，魅力和单纯。

　　不为环境改变自己最本质的美，蔑视媚俗的清纯之美。
　　青春的才具，多才多艺，灵巧颖慧，
　　青春的无忌，
　　青春的清白自爱，扎墜儿，
　　青春的忘我，勇晴雯夜补孔雀裘，
　　青春的纯洁，临终交换内衣为念物。
　　所有古往今来的年青人的脾性，不屑于世故。
　　杀不灭的青春，扑不灭的火焰。芙蓉女儿，永远的青春样榜。
　　见晴雯而怜惜自己，见晴雯而知世道，见晴雯而贵直道，见晴雯而薄小人。
　　青春的瞬间，青春的消逝：霁月难逢，彩云易散。

　　晴雯的青春带有稚嫩的童心，天真态和明月般的纯洁，所以用霁月来形容她。她是真正的女儿，含苞之芙蓉。芳官亦有此意，却过早地为戏剧人生所染，不及晴雯的霁月风光。
　　不是所有的年青人都有这样的青春，如袭人那样的天生奴才，西洋点子哈巴狗，婢性，及早地投靠炎势来帮忙来扑灭这青春之火焰的。袭人最早的狐媚，勾引宝玉失童贞者首为可卿，次则袭人。那晴雯倒全无干系。

　　少女的素心爽性与利口，在晴雯身上体现无余。如二十回，宝玉正在为麝月篦头，晴雯忙忙地进来取钱，挖苦了他们几句，摔帘而去。忽闻二人在背后议论她，一声帘子响，又跑进来质问，“等我捞回本儿来再说话。”说着，便一径出去了。数百字描写，把她那种活泼干净，透明透亮的性格现于纸上。数百年仍然焕发着青春的风采。

　　晴雯的平素的观察与挖苦，在怡红院中最为敏锐，也最切中要害。但是她从不以此作为中伤别人的武器，更无心计于权谋。所以她不会设防。她为宝玉可以挣命病补雀金裘，最后的死因便于此有关。但她从不以自己纯洁的感情和出色的技艺去要挟宝玉，也从不以此排斥其他姐妹。她只是一片浑厚地与自己的同辈人相处。开玩笑的尖刻并不代表一个人的心眼也尖刻。反而是一种坦荡天真的态度。

　　晴雯发脾气最厉害的一次，是她在病中听说小丫头坠儿偷了凤姐的虾须镯。平儿说她“是块爆炭”，故不告诉她。可见晴雯那种嫉恶如仇，好强要洁的心性，深为人知。这正是她身为女奴最后的自尊防线。所以她痛扎坠儿，是怒其不争之故。并非是虐待小丫头。正因为她平日视墜儿为同类，所以特别地气与恨。

　　早起晚睡间，她是怡红院中最警醒最操心的人，只是袭人充了“大头”，她便给人一种懒散闲情的印象。但凡诸事有遗漏，其实都是她在提醒。如此笔法，可谓深解此种人的心底淳厚，忠厚如日，并才干敏捷。贾母把她派给宝玉，是非常有慧眼的。

　　《芙蓉女儿诔》对于宝玉，正如《葬花诗》之对于黛玉，是他们灵魂的主旋律。但我以为，“剖悍妇之心”，实际已经是曹雪芹的语言，宝玉作为封建时代的公子，对母亲不敢用此等语言。如果说此辞赋中所指，为王善保之类的老妈子们，又份量太重了。此骂所指，必不是帮凶，而是元凶。骂袭人之语，也是雪芹之骂，宝玉回来又怕袭人生气，其实还是没有看透。是作者意气与人物情绪的矛盾。

　　作者胸中块垒，只借篇首和尚道士的几句道情，是大不够抒发的。曹雪芹在写书时，常常突破了书中人物的格局，情不自禁发出呐喊悲吟与痛哭。
　　而《红楼梦》中最出色的诗词文字，恰恰也是这些突破了摹拟人物语气，凭作者真性投入流出的诗情文字。在这里作者已经与人物合为一体，呼为一气了。所以，写出了如《葬花诗》和《芙蓉女儿诔》这般可以独立成章，独立欣赏与流传的千古奇文。

　　明末秦淮河名妓柳如是有一句震动文坛之诗句：“桃花得气美人中”。她虽沦落风尘，却心高志傲。那么这清新的芙蓉，也是从美人这里获得了元气精神的。

　　《红楼梦》的作者深谙“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之哲理。总是把人的命运和个性比喻为草木，那种繁美与凄凉的更迭，显示出中国人的世界观。书中咏柳絮，咏桃花，咏白海棠，咏菊等等应时诗会，人物诗作，无不体现出他的这一思想。酒令花诗，皆缠绵人意。更不必说《葬花诗》与《芙蓉女儿诔》这样的力作了。

　　一直有这样的看法，即：晴雯屈死后，贾宝玉为悼晴雯写出倾心之作《芙蓉女儿诔》，这篇分量极重的文章其实是悼黛玉的。
　　笔者以为，此说可以成立。

　　作者惟恐人读不出来，安排在第七十八回“痴公子杜撰芙蓉诔”中，宝玉于芙蓉花前恭敬致辞后，花影中忽然一闪，几疑为鬼魂仙踪降临，却是林黛玉出神入化地走将出来，并且指点他修改诔文。

　　而宝玉竟至将“红绡帐内，公子多情”修改成林黛玉所住的“茜纱窗下，公子情深。黄土垅中，卿何薄命”。这两句一改，这文章的内容分明就成了怡红公子提前悼念他与黛玉的种种情分。

　　警幻仙境中唱的：“演出这悲金悼玉的《红楼梦》”，此就是一重头的悼念戏。
　　宝玉与晴雯相处，只是生活上的亲密，日夜同居于一个怡红院中。而与黛玉之处，则无论时间，深度，投入的感情，都是一个丫环不可能比拟的，可以说是此书中的任何人不可能比拟的。

　　宝玉可能为黛玉疯狂，为黛玉病好。喊出那句至情至性的，令古今中外情人叹之不如的话：“除了林妹妹，不许别人再姓林！”
　　试想，这样深重的毕生力作，只能是在如此深重的情感召唤下才可能写出，是献给林妹妹的。晴雯只是引子，她先去了，为黛玉引路，为宝玉敲警钟。
　　在“寿怡红群芳开夜宴”一回中，黛玉掣出的又是一只芙蓉花签。众人还说，只有她配作芙蓉。这样，晴雯不过是她的替身。
　　故芙蓉女儿亦是黛玉。宝玉所撰诔文，亦是祭奠黛玉的。
　　芙蓉女儿影一双，雪芹一笔悼二美。

我手里的《红楼梦》无法和玫瑰梦乡的那套红楼相比。它是1957年北京第一版，1959年北京第二版，1964年北京第三版，1981年第三印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以“程乙本”为底本整理出版的；一套四册，定价：3.45元。它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人们完全可以凭想象便知它的模样。并且，它已被我翻弄得不成样子，几近于面目全非；所以，照片就不必了。

一座沉浸在灰尘中的二层小楼，门的上方支立着“新华书店”四个字，字上面的红色油漆已经剥落，显得干枯而苍白。在一楼的一排柜台前，一个十几岁的少年时而蹲下时而躬着身子，隔着玻璃看着里面的书籍。过了一会，他站直了身子，踮起脚，对柜台里面的一位中年女营业员说：“阿姨，我买这套《红楼梦》”。他的手里攥着一张叠了又叠的五无钱。看着营业员将那套崭新的《红楼梦》用一张纸包好，少年的眼里闪动着兴奋。当他接过那书时，女营业员笑着对他说：“你能看懂么？”这话马上引来了周围其他成年人的目光。他的脸马上涨红了，低着头，一声不语地匆匆走出了书店——这就是二十六年前的我，时间为1981年的初秋。

我之所以能在那时开始阅读红楼，说起来真得感谢我的父亲。他老人家虽然没上过学，但当听我说要去买《红楼梦》时，却毫不犹豫地掏出五元钱递给我，要知道那时的五元钱可不是一个小数呀。还有后来，当我说有些看不懂时，他总是笑笑说：“别着急，多看几遍就懂了。”最让我感动的是那一年的期末考试，由于对红楼的接触和阅读，我的学习受到很大影响。当老师公布我的成绩跌出年组前十名时，我至今还记得全班同学一起投到我身上的惊讶的目光，还有随之而来的班主任老师的批评；那无地自容的感觉真是让人刻骨铭心呢！回到家，出乎我意料的是，当我吞吞吐吐地将考试成绩告诉父亲时，他没有一句责怪，只是说：“是不是看红楼梦看的？以后自己安排一下，别影响学习。别为了看红楼啥都不顾了。”

那时的我真是这样。每天放学回来，匆匆忙忙地写完作业，既不复习也不预习便爬在床上看红楼，直到家人说“别看了，睡吧，明天还得上学呢”为止。那时的我真是痴心到了什么程度？我真的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一口气看了五遍。遇到看不懂的词语和诗句咋办？就又去买来《红楼梦》词语诗句解释方面的书对照着看。幸亏那时的书便宜，一本三十几万字的书还不到一元钱。这样，我便开始自觉不自觉地在小朋友和同学面前，甚至有时还在大人面前炫耀起我的“红楼知识”。其实，那其中相当的部分是我想不起来时的瞎编，反正他们也不看，唬呗。看着他们那钦佩的眼神，我心里的那份得意就别提了。可是，当我一个人静下来时，内心里的某种不满足感却又隐隐地鼓励，那情形就象一个人尝到了美味佳肴后，既没吃够也没吃饱一样。在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我随着邻居家的一位工农兵大学生聆听一位教授讲红楼，那时我就想有一天我也要去读一下红楼，亲身感受一下它的伟大和了不起。可当我一连读了几遍以后，对此却没有丝毫的感觉。虽然我也在说，但那就是鹦鹉学舌而已，自己并没有产生发自内心的感受和共鸣。于是，我搁开红楼本身，又一头扎进了研究红楼的书堆中。

说到这里，我真的要在朋友们面前炫耀一下。去年年末的一天，我又和孩子去书店，进去之后我对孩子说：“你自己上楼找一本你爱看的书，然后下来，我在前面的 ‘读者之家’等你”。孩子说：“你今天不看红楼了？”“不看了”。我在“读者之家”的椅子上坐了一会，孩子抱着五六本书走了过来。“拿那么多干什么，我们待一会就走了”。孩子没有说话，却把两本书送到我的眼前，“爸，你看这是什么？这两本书咱家有”。我接过来一看，一本是已故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蒋和森撰写的《红楼梦论稿》，另一本是老作家舒芜的《说梦录》。两本书的封面图案一致，呈红色，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新近再版的。最让我怦然心动的是书的左下方印着“《红楼梦》研究经典丛书”的字样。“你……这书在哪呢”？“就楼上，你常去的地方”。我马上来到二楼。“在这呢”。孩子指给我看。在一处过道的一旁，约有五六十本书被摆成了长方体的形状。我走过去看，那是四种书，除了我手里拿着的两种而外，另外两种是俞平伯和冯其庸研究红楼版本的书。我叫住服务员问：“这套丛书就这四种么？” “对，就这四种，您要吗”？“哦不，谢谢！”我低头看着那“长方体”，心里很是激动。因为蒋和森的《红楼梦论稿》和舒芜的《说梦录》，就是我在二十五年前在众多研究《红楼梦》的书籍中选中的两本，也是我在这方面仅有的两本书；今天，它们竟被人民文学出版社作为“经典”而且是“经典” 中的一半再版！要知道，那时初读红楼的我身边没有“明白人”，更没有“高人”，就连我的语文老师都不知我在读红楼；要知道，研究红楼的书当时就多矣，二十五年后就更其多矣了。这两本书对于我的启蒙作用和在我心里引起的震荡是终生难忘的！尤其是《红楼梦论稿》中的《贾宝玉论》，其开头部分我至今仍然可以背诵。“爸，这书不会就这四种吧”？“就算是十四种又怎样？二十五前的两次‘选择’不是都‘中’了么？走吧。”

时间进入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中期，书店里开始出现一种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的以“庚辰本”为底本整理出版的《红楼梦》。据说，那是最接近曹雪芹原著的《红楼梦》；可以想见，我当时捧着那本书时内心里的兴奋和对那些专家学者的景仰。那以后的我，每次去书店都要把这“最接近曹雪芹原稿的珍贵本子”拿过来，翻了又翻，看了又看。然而，一种内心里隐隐存在的无论当时还是这以后相当时间内的我都不敢正视或有意回避的东西，使我始终没有将这套 “珍贵的新红楼”买下——那就是我的怀疑。这怀疑首先来自于我最直接的阅读感受；我始终不能相信，这个“艺院本”所呈现上来的文字水平会是一个世界级的文学名著（关于这一点，请参看拙文“一部被有意篡改的伪劣之作 ”）。不过，当时的我确实不敢正视这怀疑，并且在心里有意地回避，故意地淡化，直到自己说服自己。真的是不敢，想想看，一个普普通通的小读者，怎敢去怀疑那些“响当当的大专家大学者”呢？怎敢去否定那权威得不能再权威的“国家机构”呢？那真是不可思议呀！因此，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面对着红楼，我整个的人陷入了深深的迷茫之中——那开初的“程乙本”和这后来的“艺院本”究竟哪个是真？哪个更有价值？直到有一天——那是1997年的一天，之所以记得这样清楚，是因为那是一个回归年。

那天接近傍晚的时候我在一家超市里游荡，竟发现这家常来的超市里还代卖图书。我很自然地走了过去。在古典文学的书架下站着一老一小。老的六十多岁，小的约有十七八岁。他们好象在为买一本书争执着。老的说买这本，小的说买那本。我探头一看，巧了，是《红楼梦》。“你手里的那本不规范”。我看着那小的说。爷俩被这突然其来的声音惊了一下，一起回头愣愣地看着我。我又对那老的说：“您手里的那本（艺院本）有问题”。“问题…… [...]]]> 作者：xzwmryg [ryg118@sohu]

我手里的《红楼梦》无法和玫瑰梦乡的那套红楼相比。它是1957年北京第一版，1959年北京第二版，1964年北京第三版，1981年第三印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以“程乙本”为底本整理出版的；一套四册，定价：3.45元。它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人们完全可以凭想象便知它的模样。并且，它已被我翻弄得不成样子，几近于面目全非；所以，照片就不必了。

一座沉浸在灰尘中的二层小楼，门的上方支立着“新华书店”四个字，字上面的红色油漆已经剥落，显得干枯而苍白。在一楼的一排柜台前，一个十几岁的少年时而蹲下时而躬着身子，隔着玻璃看着里面的书籍。过了一会，他站直了身子，踮起脚，对柜台里面的一位中年女营业员说：“阿姨，我买这套《红楼梦》”。他的手里攥着一张叠了又叠的五无钱。看着营业员将那套崭新的《红楼梦》用一张纸包好，少年的眼里闪动着兴奋。当他接过那书时，女营业员笑着对他说：“你能看懂么？”这话马上引来了周围其他成年人的目光。他的脸马上涨红了，低着头，一声不语地匆匆走出了书店——这就是二十六年前的我，时间为1981年的初秋。

我之所以能在那时开始阅读红楼，说起来真得感谢我的父亲。他老人家虽然没上过学，但当听我说要去买《红楼梦》时，却毫不犹豫地掏出五元钱递给我，要知道那时的五元钱可不是一个小数呀。还有后来，当我说有些看不懂时，他总是笑笑说：“别着急，多看几遍就懂了。”最让我感动的是那一年的期末考试，由于对红楼的接触和阅读，我的学习受到很大影响。当老师公布我的成绩跌出年组前十名时，我至今还记得全班同学一起投到我身上的惊讶的目光，还有随之而来的班主任老师的批评；那无地自容的感觉真是让人刻骨铭心呢！回到家，出乎我意料的是，当我吞吞吐吐地将考试成绩告诉父亲时，他没有一句责怪，只是说：“是不是看红楼梦看的？以后自己安排一下，别影响学习。别为了看红楼啥都不顾了。”

那时的我真是这样。每天放学回来，匆匆忙忙地写完作业，既不复习也不预习便爬在床上看红楼，直到家人说“别看了，睡吧，明天还得上学呢”为止。那时的我真是痴心到了什么程度？我真的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一口气看了五遍。遇到看不懂的词语和诗句咋办？就又去买来《红楼梦》词语诗句解释方面的书对照着看。幸亏那时的书便宜，一本三十几万字的书还不到一元钱。这样，我便开始自觉不自觉地在小朋友和同学面前，甚至有时还在大人面前炫耀起我的“红楼知识”。其实，那其中相当的部分是我想不起来时的瞎编，反正他们也不看，唬呗。看着他们那钦佩的眼神，我心里的那份得意就别提了。可是，当我一个人静下来时，内心里的某种不满足感却又隐隐地鼓励，那情形就象一个人尝到了美味佳肴后，既没吃够也没吃饱一样。在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我随着邻居家的一位工农兵大学生聆听一位教授讲红楼，那时我就想有一天我也要去读一下红楼，亲身感受一下它的伟大和了不起。可当我一连读了几遍以后，对此却没有丝毫的感觉。虽然我也在说，但那就是鹦鹉学舌而已，自己并没有产生发自内心的感受和共鸣。于是，我搁开红楼本身，又一头扎进了研究红楼的书堆中。

说到这里，我真的要在朋友们面前炫耀一下。去年年末的一天，我又和孩子去书店，进去之后我对孩子说：“你自己上楼找一本你爱看的书，然后下来，我在前面的 ‘读者之家’等你”。孩子说：“你今天不看红楼了？”“不看了”。我在“读者之家”的椅子上坐了一会，孩子抱着五六本书走了过来。“拿那么多干什么，我们待一会就走了”。孩子没有说话，却把两本书送到我的眼前，“爸，你看这是什么？这两本书咱家有”。我接过来一看，一本是已故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蒋和森撰写的《红楼梦论稿》，另一本是老作家舒芜的《说梦录》。两本书的封面图案一致，呈红色，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新近再版的。最让我怦然心动的是书的左下方印着“《红楼梦》研究经典丛书”的字样。“你……这书在哪呢”？“就楼上，你常去的地方”。我马上来到二楼。“在这呢”。孩子指给我看。在一处过道的一旁，约有五六十本书被摆成了长方体的形状。我走过去看，那是四种书，除了我手里拿着的两种而外，另外两种是俞平伯和冯其庸研究红楼版本的书。我叫住服务员问：“这套丛书就这四种么？” “对，就这四种，您要吗”？“哦不，谢谢！”我低头看着那“长方体”，心里很是激动。因为蒋和森的《红楼梦论稿》和舒芜的《说梦录》，就是我在二十五年前在众多研究《红楼梦》的书籍中选中的两本，也是我在这方面仅有的两本书；今天，它们竟被人民文学出版社作为“经典”而且是“经典” 中的一半再版！要知道，那时初读红楼的我身边没有“明白人”，更没有“高人”，就连我的语文老师都不知我在读红楼；要知道，研究红楼的书当时就多矣，二十五年后就更其多矣了。这两本书对于我的启蒙作用和在我心里引起的震荡是终生难忘的！尤其是《红楼梦论稿》中的《贾宝玉论》，其开头部分我至今仍然可以背诵。“爸，这书不会就这四种吧”？“就算是十四种又怎样？二十五前的两次‘选择’不是都‘中’了么？走吧。”

时间进入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中期，书店里开始出现一种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的以“庚辰本”为底本整理出版的《红楼梦》。据说，那是最接近曹雪芹原著的《红楼梦》；可以想见，我当时捧着那本书时内心里的兴奋和对那些专家学者的景仰。那以后的我，每次去书店都要把这“最接近曹雪芹原稿的珍贵本子”拿过来，翻了又翻，看了又看。然而，一种内心里隐隐存在的无论当时还是这以后相当时间内的我都不敢正视或有意回避的东西，使我始终没有将这套 “珍贵的新红楼”买下——那就是我的怀疑。这怀疑首先来自于我最直接的阅读感受；我始终不能相信，这个“艺院本”所呈现上来的文字水平会是一个世界级的文学名著（关于这一点，请参看拙文“一部被有意篡改的伪劣之作 ”）。不过，当时的我确实不敢正视这怀疑，并且在心里有意地回避，故意地淡化，直到自己说服自己。真的是不敢，想想看，一个普普通通的小读者，怎敢去怀疑那些“响当当的大专家大学者”呢？怎敢去否定那权威得不能再权威的“国家机构”呢？那真是不可思议呀！因此，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面对着红楼，我整个的人陷入了深深的迷茫之中——那开初的“程乙本”和这后来的“艺院本”究竟哪个是真？哪个更有价值？直到有一天——那是1997年的一天，之所以记得这样清楚，是因为那是一个回归年。

那天接近傍晚的时候我在一家超市里游荡，竟发现这家常来的超市里还代卖图书。我很自然地走了过去。在古典文学的书架下站着一老一小。老的六十多岁，小的约有十七八岁。他们好象在为买一本书争执着。老的说买这本，小的说买那本。我探头一看，巧了，是《红楼梦》。“你手里的那本不规范”。我看着那小的说。爷俩被这突然其来的声音惊了一下，一起回头愣愣地看着我。我又对那老的说：“您手里的那本（艺院本）有问题”。“问题…… 啥问题？”老人对我这个陌生人的反应冷冷的，但又禁不住小声问道。“您老以前一定看过红楼吧？”“我爷以前是红楼迷；这些年眼睛不好了，不怎么看了”。小的倒很热情。“您看一下您手里的那本，是不是和以前的不一样？”“是不一样，我爷刚才还说呢”。小的抢着说。我随手从书架上拽了一本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您看看，您以前看的是不是和这本一样”……那天我们谈了约有半个小时。最后我对他们说，自从这个“艺院本”出来以后，整个《红楼梦》的出版就被搞乱套了，再加之商家的见利忘义就更是乱上加乱，有的干脆连个出版说明都没有，弄得普通读者无所适从。所以我建议您暂时不要买了，还是回去看您手里以前的那本红楼吧……其实，找来找去可能还是原有的最好。

爷俩个走了。我却站在那呆了一会儿，我刚才的言行完全是无意识的，完全是情不自禁的脱口而出；这使我感到我心里的那份怀疑并没有随着时光的流逝淡化、消失。是一天天地成长起来，今后的我必须正视于它。

二十六年过去了。

三十五岁以前的我是从不信命的；不过，近十年来我渐渐地信了。准确地说，是二十六年来的红楼经历使我最终相信了——那是我在深不可测，漫无际涯的冥冥之中找到的属于我自己的一份缘。

“……其实，找来找去可能还是原有的最好。”
十年前，面对着那一老一小，我无意地说出了我关于《红楼梦》版本的所思所想。的确如此，在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之后，我发现自己最初所读的“程乙本”是最好的红楼版本——这正应合了某种人生经验——总以为下一个好；可看一圈之后才发觉，哪一个也不如第一个更好。

2006 年的5月，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一套“程乙本”《红楼梦》。校注者裴效维先生在“校注说明”中说，“我可以向读者负责地保证：如果您是出于欣赏的目的阅读《红楼梦》，那么选择‘程乙本’将是最明智的……‘程乙本’是《红楼梦》的最佳版本。”在此，我愿意同样负责地加上一句，“程乙本”才是最接近曹雪芹原稿的基本上保持了红楼原貌的读本。

哦，也许这样的说法并不新鲜，也许它必然要引来争议；但我还是要说，“程乙本”《红楼梦》是我心中永远的典藏！

什么是红楼梦的原典? 换句话说, 我们要欣赏, 要评论的红楼梦, 应该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 是从古至今流传下来的一百二十回刊行本呢? 还是八十回的残缺不全的手抄本? 这是欣赏和评论红楼梦首先要确定下来的问题.

有趣的是, 原典的界定, 很长一段时间内根本就不是问题. 真正在社会上流行起来, 深受众人喜爱的红楼梦, 就是程小泉和高鄂编辑出版的一百二十回刊行本. 虽然也有一些人提出只有八十回, 后四十回不是原作等等, 但那些声音实在是太过稀缺, 根本无法影响到大众观点的一丝一毫. 直到胡适提出所谓的”红学考证”, 一批拥趸一拥而上, 各种手抄本脂评本也跟着层出不穷, 后四十回才成了一个问题.

如果说只是作者不明的话, 红楼梦的欣赏和评论, 尤其是系统评论, 还是可以进行的. 而 后四十回一旦成了问题, 关于红楼梦的系统评论, 就不得不被冻结了.

随即产生的一切红楼梦研究, 不可避免地转移到了文本和作者这两个问题上. 而文本问题, 又逐渐演变为手抄本的版本问题, 从而彻底排除了后四十回的原典地位.

要知道根怎么样, 可以看看它的果实. 这种框架下的红楼梦研究, 最大的特点就是傻. 傻气四溢, 愚不可及. 这种”红学”特有的傻气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不讲逻辑, 本质上全是臆测, 是典型的伪科学. 表面上, 胡适周汝昌等人打出”科学”和”考证”的旗号, 实际上, 却根本不知道”科学”和”考证”的基本含义. 什么是”科学”和”考证”的基本含义呢? 说出来, 简单得令人发笑. 那就是研究对象的确定. 换句话说, 就是在可以应用”科学”的地方应用科学, 对可以”考证”的事情进行”考证”. 对特定的研究对象, [...]]]> 注：本文为詹光荣任原红楼梦苑论坛“后四十回赏析与评论”版主时所发。

什么是红楼梦的原典? 换句话说, 我们要欣赏, 要评论的红楼梦, 应该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 是从古至今流传下来的一百二十回刊行本呢? 还是八十回的残缺不全的手抄本? 这是欣赏和评论红楼梦首先要确定下来的问题.

有趣的是, 原典的界定, 很长一段时间内根本就不是问题. 真正在社会上流行起来, 深受众人喜爱的红楼梦, 就是程小泉和高鄂编辑出版的一百二十回刊行本. 虽然也有一些人提出只有八十回, 后四十回不是原作等等, 但那些声音实在是太过稀缺, 根本无法影响到大众观点的一丝一毫. 直到胡适提出所谓的”红学考证”, 一批拥趸一拥而上, 各种手抄本脂评本也跟着层出不穷, 后四十回才成了一个问题.

如果说只是作者不明的话, 红楼梦的欣赏和评论, 尤其是系统评论, 还是可以进行的. 而 后四十回一旦成了问题, 关于红楼梦的系统评论, 就不得不被冻结了.

随即产生的一切红楼梦研究, 不可避免地转移到了文本和作者这两个问题上. 而文本问题, 又逐渐演变为手抄本的版本问题, 从而彻底排除了后四十回的原典地位.

要知道根怎么样, 可以看看它的果实. 这种框架下的红楼梦研究, 最大的特点就是傻. 傻气四溢, 愚不可及. 这种”红学”特有的傻气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不讲逻辑, 本质上全是臆测, 是典型的伪科学.
表面上, 胡适周汝昌等人打出”科学”和”考证”的旗号, 实际上, 却根本不知道”科学”和”考证”的基本含义. 什么是”科学”和”考证”的基本含义呢? 说出来, 简单得令人发笑. 那就是研究对象的确定. 换句话说, 就是在可以应用”科学”的地方应用科学, 对可以”考证”的事情进行”考证”. 对特定的研究对象, 施以相应的研究方法, 而不能张冠李戴,

具体来说, 作者根本就是知名不具, 你考证什么? 清理一下胡适周汝昌等人的”曹雪芹”假说的思路, 大家就可以明白他们基本上就是在臆测!

首先, 胡周认为作者亲身经历了书中的故事, 否则他写不出来这样一部书. 进而推论, 此书是作者自传. 我只能说, 有这种可能. 但绝对不能肯定, 因为这充其量也就是常识性的推断，根本就不是可以应用科学和考证的命题．虽然有”作者自云”, 但那一段话里, 哪些为真? 哪些为假? 或是全真或者全假? 这完全是个主观性的问题, 根本不能做为一个科学的研究对象, 但胡周就这么”科学”地确定了”自传说”, 实在是很不严肃的, 毫无半点儿”科学”和”考证”的味道. 依我看, 也就是胡适顶着个”学者”和”教授”的头衔. 若是换个大学生来提这个观点, 恐怕要被讥笑一番, 扔到垃圾堆里去了.

其次, 书中开篇的几个人名中, “曹雪芹”最象作者. 这个更是臆测. 正常人恐怕都会问一句, 为什么不是”空空道人”或者”孔梅溪”? 仅仅是因为”曹雪芹”做了更多的工作吗? 作者这么随手一写, 让”曹雪芹”做了更多的工作, 就真的可以当成作者自露身份的证据吗? 开什么玩笑! 作者到底是要具名, 还是要匿名? 难道是又想具又想匿? 作者会有这样一种不三不四的想法吗?

看到了吧，如果仔细研究胡周这些人的观点和思路, 很快就能体会到那股子”红学”特有的傻气了. 这是怎样的不严谨, 不科学啊!

2. 主要研究资料的可信度极低.
任何一部古籍, 都存在两种可能的误差. 一种是作者很真诚, 但水平和见识有限, 所以发生了偏差和错误. 另一种是作者本身就在造讹或者传讹(出于某种目的, 比如”为尊者讳”) 你怎么查证资料本身的可信度? 一个常见的规则叫做”孤证不立”, 我倒要问一句: 两证三证就立了吗? 不要说古代, 就是今天, 随便找一个冤假错案, 它的证据都不止两条三条!

当然, 也不能说古代历史就绝对的”不可知”了. 关键是要看它的权威性. 比如说, “史记”比”清史”就要可信些, 但也不能全信. 县志比国史要可信些, 但同样不能全信. 考古发掘的文物是最可信的, 但对文物的解释也有偏差和错误的时候. 所以, 这就需要综合各方面的信息, 进行审慎的推断. 但终究也是推断而已, 仍然会留下许多的不解之谜. 精确度差, 不确定性强, 是史学和考古学天生而来的缺陷, 这是无法弥补的.

来看看”红学”的研究资料都是些什么东东吧. 四个字: 惨不忍睹! 某某的文集, 某某的几首诗, 某某听说的某某事. 稍有”科学”态度的人, 怎么可能从这些东东里推出任何结论呢? 只有想象力超丰富, 胆子超大, 不具备真正科学精神的人, 才敢于从这些东东里推结论! 史学和考古学无法办到的事情, “红学”就可以办到! 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所以, 当你认真阅读”红学”研究成果的时候, 就不得不忍受那逼人的傻气. 注意, 那不是枯燥, 而是不折不扣的傻, 迂, 笨, 呆. 没有逻辑, 没有道理, 全是”我猜, 我猜, 我猜猜猜”!

关于作者问题, 真正科学的态度是, 承认在目前的资料占有水平下, 作者无法考证, 然后接着找资料去.

关于文本问题, 真正科学的态度是, 承认传世名著<红楼梦>是以一百二十回的刊行本面世, 并受到推崇和流传的. 是真正意义上的原典. 前八十回的手抄本, 全是孤本, 只在几个人手中流传, 并不是大众所接受, 所感动, 并议论纷纷的<红楼梦>, 所以, 不是原典, 也不应该成为研究和评论的对象.

这不是什么”接受美学”或者”存在就是合理’. 这是在<红楼梦>的领域里唯一一个可以用科学方法来确定的事实.

本人希望诸位爱好<红楼梦>的朋友们能够好好地用自己的脑子想一想这个问题.

本人尤其欢迎阅读过并喜爱后四十回的朋友们来这里畅所欲言, 发掘后四十回的精妙之处. 尤其是在新版电视剧以一百二十回为基础的情况下, 我们更应该让更多的朋友们认识, 了解, 欣赏后四十回, 让我们的顶级国宝<红楼梦>, 尤其是”龙睛”之笔的后四十回, 更广泛地传播到大众, 传播到世界.

作者： 弓一

我喜欢《红楼梦》，但我不喜欢什么“红学”。因此这篇文章与所谓的“红学”无关。

之前读蔡义江的《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近日又读了刘心武的什么“秦学”文章，以及周汝昌的《红楼真梦》之类，觉得老是疑惑：“红学”家为什么要这样对待 《红楼梦》呢？难道《红楼梦》一定要像“红学”家那样“腰斩”了才会见得真切吗？“红学”家们说的就一定是真的吗？等等。

为之又认真的去读了一遍《红楼梦》，尤其留意于后四十回内容，觉得一些“红学”大家实在也有些激言事功、大谬不然者在。于是对“红学”中存在着的“残缺”审美观和维耐斯情结，如骨鲠在喉，也摭拾起这个话题，不吐不快。

一

《红楼梦》是伟大的，但它的一个最大的遗憾处，似乎就是作品产生过程中曾经有过八十回本和一百二十回本之分。由于这个原因，出于对《红楼梦》的推崇和爱护， “红学家” 们经过披肌析理的探究，锱铢毫厘的考证，多在“据说”当中，得出了《红楼梦》后四十回非曹雪芹所作的结论。于是出现了高鹗续书说。于是在热火朝天的研究 《红楼梦》当中，谴责《红楼梦》后四十回成了“红学”中最有意义的事情之一。有人在把《红楼梦》前八十回赞誉得字字玑珠的同时，却把后四十回贬斥得简直与 粪土无异，这产生在同一部举世称颂的著作中，不免有些让人惊讶。

我认为《红楼梦》一百二十回内容，是完整统一的，后四十回壁合于前八十回，作者非曹雪芹莫属。关于这一点，我们从《红楼梦》整部小说的情节发展上来看，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的高度统一，是任何一个补续者都不可能达到这样天衣无缝地步的。

《红楼梦》原名《石头记》，又名《情僧录》，《风月宝鉴》等等。按作者的说法，它是一部有关“无才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的“石头”的闻世传 奇。确实，在《红楼梦》中，贯穿始终的主线是小说主人翁贾宝玉的“身前身后事”，而不是什么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或者一场什么“政治革命”。根据这一 条情节主线，曹雪芹在《红楼梦》前八十回中着重写了贾府豪华鼎盛时期琉璃世界，锦绣丛中“饫甘餍肥”，“背父兄养育之恩，负师友规劝之德”的贾宝玉。但好 景不长，在《红楼梦》前八十回，贾宝玉的生活环境就已经开始发生了变化——由于家庭内外各种矛盾的不断加剧，贾府正在日趋衰落，不时呈现出悲凉的色彩。 《红楼梦》后四十回正是紧紧衔住了这一点，写出了贾宝玉在“大故叠起”的生活变化中思想性格的进一步发展。他被生活的波涛冲击得困惑不堪了，他对生活已经 厌倦了，他寻求到了一条超脱自己的路——循入空门，而这正是作者在写作计划中早已裁定了的。试想，在《红楼梦》前八十回中，贾宝玉处处见情，但除了平时偶 尔有些佛家思想体现之外，何曾见“僧”？而我们可以在《红楼梦》第一回作者的表述中看到，“当初”就有人题之曰“情僧录”，这当然不可能是曹雪芹创作当中 的一种笔误，而是有其切实可信的依据的。这印证就在纵横捭阖、洋洋百万言的巨制宏篇的结尾部分，贾宝玉终于出家当了和尚，由“情”入“僧”，遂成“情 僧”。至于有人执着于《红楼梦》前八十回的一鳞半爪，经过一番捕风捉影，说曹雪芹要的贾宝玉出家当和尚不是这个样子，或问到底是怎么个样子，则子虚乌有， 终归虚妄。

有人评论《红楼梦》现在这样的结局，是不懂曹雪芹的创作本旨。“灵石”在“红尘”中历劫之后，放归青埂峰下，也只是些敷衍中的泛泛之谈，甚至作结的 四句偈 语，“原来都是错误的”，因为它取消了《红楼梦》“抨击封建主义腐朽意识形态的深刻的政治思想意义”，不能起到“更进一竿”的作用。

这种议论神则神矣，然而总难令人信服。我们知道，《红楼梦》开篇就不同凡响，贾宝玉天上人间，神人合一，这就已经定下了他“身前身后”事尽管神采奕 奕，本属空蒙无着的基调。也正因如此，才更显得曹雪芹“狡猾之笔”的苦心孤诣。很清楚，在《红楼梦》情节结构安排中，后四十回云雨无常，但万变不离其宗， 贾宝玉的最后放归青埂峰下，完全呼应了开篇第一回的“到温柔富贵乡那里去走一遭”的含义。既然是走一遭，就决无久留之理。试问，这怎么会是敷衍塞责的泛泛 之笔呢？就是《红楼梦》结尾的四句偈语吧，也完全吻合开篇的气氛，而这种气氛本非一般人认为的可凭信口开河随便胡诌得出来的，因为它确实起到了“为作者缘 起之言更进一竿”的作用，使读者在这洋洋洒洒百万言的嘎然而止中，把这之前所感受到的辛酸、荒唐、可悲，统统放到“梦”“幻”之中去消释。我们说，难道这 就不足为贾宝玉入“红尘”“梦幻般走一遭”的总结吗？难道这还不足以体现曹雪芹对自己“无才可去补苍天”的无限感慨惆怅之情吗？如果曹雪芹在《红楼梦》的 结尾，需要 “更进一竿”的是我们对他所需要的“抨击封建主义腐朽意识形态的深刻的政治思想”，那倒会真正令人愕然的。这样时髦的“红学”未免让人啼笑皆非。二百多年 前的曹雪芹能写出一部《红楼梦》，固然伟大绝伦，他反映在《红楼梦》中的社会现实，也只能是二百年前的社会现实，他当然不会知道二百多年后在自己生活过的 这片土地上会出现的许多事情，要知道曹雪芹是人，他不是两番历“册”的贾宝玉，我们今天怎么能对他苛求许多呢！

如若用《红楼梦》结尾不合前八十回故事情节这样的理论，来否定《红楼梦》后四十回非曹雪芹所作，那是十分讲不通的。

也有人认为《红楼梦》后四十回中关于贾府兴衰的情节，与前八十回有大相径庭处，尤其是“家道复振”、“兰桂齐芳”这一层，直接与上面的“白茫茫大地 真干净” 相矛盾，因此之下，后四十回非曹雪芹所作的证据似乎是十分确凿的。但推知管推知，我相信，《红楼梦》终其一百二十回，贾府这个容贾宝玉“历劫”、“走一 遭”的场所，其由兴到衰，再有所复振，都是自然成章的事情。不是吗？它有皇帝的荫庇，有官场中的官官相护，有“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社会根基，家道重创 后又复振，完全有可能的事，为什么一定要去怀疑呢？而不难看出的是，作者在对贾府兴衰的感慨幽深之中，他对自己刻画出来的在贾府这个生活环境中起着主导作 用的贾母、贾政、王夫人等人物形象身上，具有明显的褒大于贬的同情心理。作者并没有把贾府衰败的罪责过多地推到这些人物身 上，因为他们也不失为当时社会现实中庄严形象的化身。贾府到了最后，由于贾政承受皇恩浩荡，死而复生，因此合家欢喜，四宾相贺，之后兰桂也将齐放，这些在 封建社会现实当中多有例子可寻的事情，曹雪芹怎么会不愿意去写呢？至于《红楼梦》的结局中，贾府的遭遇并没有符合有人认为的《红楼梦》故事情节“总纲”中 提到的“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之意，因为它们又“复初”了，其实还是不难解释的。何则？曹雪芹写《红楼梦》主要刻画的对象是贾宝玉，写贾府也是为了写 贾宝玉，显然，“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也只能从贾宝玉身上来理解。而如此一来，小说结尾体现出来的意思是最明白不过的，贾宝玉“放归”青埂峰之际特来 告别他的父亲贾政时，不就是在一个乍寒大雪天么？贾政追赶宝玉，“还欲前走，只见白茫茫一片旷野，并无一人”。你看，还不够透彻吗？“总纲”总以“白茫茫 大地真干净”，贾宝玉的故事完了，也是那么不折不扣的体现了。试问，《红楼梦十二支曲》中提到的都是那些仙胎仙种们的事情，怎么会适合贾府中的红尘凡俗 呢？更有贾宝玉出家后为什么穿大红猩猩毡的斗篷之类的质议，大抵与对贾宝玉为什么要衔玉而生之类而作的详究一样没有多少意思。可见，以贾府“家道复振”为 依据，其实也不能否定《红楼梦》后四十回为曹雪芹所作。

现在大家都知道《红楼梦》中有悲金悼玉的宝黛“掉包”封建婚姻悲剧，因而为贾宝玉和林黛玉的不幸遭际悯恻之，感慨之，从而更推崇《红楼梦》的伟大， 赞叹它的情节合理生动为其它小说所难以企及。而不幸的是，《红楼梦》的这一精华所在，恰恰是有些人认为的《红楼梦》情节发展处理中“乱了套”，曹雪芹绝不 会如此的地方。他们以为，让曹雪芹来作的话，就会是另一番更妙的景象。但何以见得呢？又是“脂评”种种的隐约其辞。但那都是作为寻找《红楼梦》后四十回非 曹雪芹所作方面的一种系风捕影罢了。如果真如这种立说者认为的那样，贾宝玉在贾府被抄没之后去掩留“狱神庙”不归，林黛玉哭损愁肠，泪竭而逝，那才怪呢。 贾府被抄了，照当时的情况分析，无论如何，贾宝玉是勾是上去“狱神庙”掩留不归的条件的，因为贾府毕竟不是村舍茅棚，贾宝玉也远非芦衣之辈。不然的话，那 情节才矛盾，才背谬可笑了。退一步说，就算有贾宝玉去“狱神庙”，林黛玉哭断愁肠事吧，与现在情节相比，其艺术高下之分也是赫然可见的。那样的话，《红楼 梦》得到的将只能是一种贬低，而不会有所增益，曹雪芹绝不会如此。这是可以肯定的。

我们说，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悲剧，出现在《红楼梦》中，作为小说故事情节的高潮， 它是在逐步发展中形成的，不可能是偶然的凑合，这点除了曹雪芹之外，量每一个高明的续者也都将无能为力。就算负责第一次全一百二十回《红楼梦》排印工作的 高鹗、程伟元功底非凡，也决不可能。因此许多“红学”者必得先将《红楼 梦》后四十回痛贬一番才能成立自己的观点。事实上，许多评说者把“续书”看得太为轻松了些，尤其是对于《红楼梦》这样伟大的著作。

在封建根底深厚的旧中国， 堂皇的婚姻制度下面，多少人在流泪泣血，而像《红楼梦》中宝黛“掉包计”这样的事情，更是屡见不鲜。贾府的社会地位，贾母们的社会意识，是绝是会给贾宝玉 选择像林黛玉这样寄人篱下又性情有些乖张的人作为配偶的，尽管林黛玉表面上因贾母的关系也被大家宠着。这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之下，并不会是哪个人的什么个别 意志。林黛玉和贾宝玉爱情悲剧的基调是早就定下了的，这连书中的林黛玉自己也似乎早已明白了。自然，有人认为把贾宝玉的身份降低到掩留“狱神庙”的地步， 林黛玉的泪尽之说就可能实现了，但那只能属于穿凿附会，却不可能会是出现在贾府中的事。

或者说，曹雪芹在写作《红楼梦》当中，原先计划的小说情节与最后定稿时出现了一些出入，那也是十分可能的事情。作家随时掌握着他写的小说的故事情节 发展情况，该改则改，该移则移，而原就不该让事先划定的写作框框条条将自己创作主观能动性套死扣死，更何况对于一个天才的作家。人们总还记得，鲁迅写《阿 Q正传》的计划中，原是不让阿Q最后去画圈问斩的，但随着小说情节的发展，后来阿Q却不得不这样了。到这时，照作者的说法，是必须服从和尊重阿Q的需要 了。托尔斯泰写《安娜•卡列尼娜》，歌德写《少年维特之烦恼》等都发生过类似的情况。小说情节的发展，在创作处理上，本非数学解题上的公式演化或数字推理 [...]]]>

http://www.zj108.com/virtual/rsrg/rzlt/rsrg/page/27208.asp?ID=27208

作者： 弓一

我喜欢《红楼梦》，但我不喜欢什么“红学”。因此这篇文章与所谓的“红学”无关。

之前读蔡义江的《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近日又读了刘心武的什么“秦学”文章，以及周汝昌的《红楼真梦》之类，觉得老是疑惑：“红学”家为什么要这样对待 《红楼梦》呢？难道《红楼梦》一定要像“红学”家那样“腰斩”了才会见得真切吗？“红学”家们说的就一定是真的吗？等等。

为之又认真的去读了一遍《红楼梦》，尤其留意于后四十回内容，觉得一些“红学”大家实在也有些激言事功、大谬不然者在。于是对“红学”中存在着的“残缺”审美观和维耐斯情结，如骨鲠在喉，也摭拾起这个话题，不吐不快。

一

《红楼梦》是伟大的，但它的一个最大的遗憾处，似乎就是作品产生过程中曾经有过八十回本和一百二十回本之分。由于这个原因，出于对《红楼梦》的推崇和爱护， “红学家” 们经过披肌析理的探究，锱铢毫厘的考证，多在“据说”当中，得出了《红楼梦》后四十回非曹雪芹所作的结论。于是出现了高鹗续书说。于是在热火朝天的研究 《红楼梦》当中，谴责《红楼梦》后四十回成了“红学”中最有意义的事情之一。有人在把《红楼梦》前八十回赞誉得字字玑珠的同时，却把后四十回贬斥得简直与 粪土无异，这产生在同一部举世称颂的著作中，不免有些让人惊讶。

我认为《红楼梦》一百二十回内容，是完整统一的，后四十回壁合于前八十回，作者非曹雪芹莫属。关于这一点，我们从《红楼梦》整部小说的情节发展上来看，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的高度统一，是任何一个补续者都不可能达到这样天衣无缝地步的。

《红楼梦》原名《石头记》，又名《情僧录》，《风月宝鉴》等等。按作者的说法，它是一部有关“无才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的“石头”的闻世传 奇。确实，在《红楼梦》中，贯穿始终的主线是小说主人翁贾宝玉的“身前身后事”，而不是什么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或者一场什么“政治革命”。根据这一 条情节主线，曹雪芹在《红楼梦》前八十回中着重写了贾府豪华鼎盛时期琉璃世界，锦绣丛中“饫甘餍肥”，“背父兄养育之恩，负师友规劝之德”的贾宝玉。但好 景不长，在《红楼梦》前八十回，贾宝玉的生活环境就已经开始发生了变化——由于家庭内外各种矛盾的不断加剧，贾府正在日趋衰落，不时呈现出悲凉的色彩。 《红楼梦》后四十回正是紧紧衔住了这一点，写出了贾宝玉在“大故叠起”的生活变化中思想性格的进一步发展。他被生活的波涛冲击得困惑不堪了，他对生活已经 厌倦了，他寻求到了一条超脱自己的路——循入空门，而这正是作者在写作计划中早已裁定了的。试想，在《红楼梦》前八十回中，贾宝玉处处见情，但除了平时偶 尔有些佛家思想体现之外，何曾见“僧”？而我们可以在《红楼梦》第一回作者的表述中看到，“当初”就有人题之曰“情僧录”，这当然不可能是曹雪芹创作当中 的一种笔误，而是有其切实可信的依据的。这印证就在纵横捭阖、洋洋百万言的巨制宏篇的结尾部分，贾宝玉终于出家当了和尚，由“情”入“僧”，遂成“情 僧”。至于有人执着于《红楼梦》前八十回的一鳞半爪，经过一番捕风捉影，说曹雪芹要的贾宝玉出家当和尚不是这个样子，或问到底是怎么个样子，则子虚乌有， 终归虚妄。

有人评论《红楼梦》现在这样的结局，是不懂曹雪芹的创作本旨。“灵石”在“红尘”中历劫之后，放归青埂峰下，也只是些敷衍中的泛泛之谈，甚至作结的 四句偈 语，“原来都是错误的”，因为它取消了《红楼梦》“抨击封建主义腐朽意识形态的深刻的政治思想意义”，不能起到“更进一竿”的作用。

这种议论神则神矣，然而总难令人信服。我们知道，《红楼梦》开篇就不同凡响，贾宝玉天上人间，神人合一，这就已经定下了他“身前身后”事尽管神采奕 奕，本属空蒙无着的基调。也正因如此，才更显得曹雪芹“狡猾之笔”的苦心孤诣。很清楚，在《红楼梦》情节结构安排中，后四十回云雨无常，但万变不离其宗， 贾宝玉的最后放归青埂峰下，完全呼应了开篇第一回的“到温柔富贵乡那里去走一遭”的含义。既然是走一遭，就决无久留之理。试问，这怎么会是敷衍塞责的泛泛 之笔呢？就是《红楼梦》结尾的四句偈语吧，也完全吻合开篇的气氛，而这种气氛本非一般人认为的可凭信口开河随便胡诌得出来的，因为它确实起到了“为作者缘 起之言更进一竿”的作用，使读者在这洋洋洒洒百万言的嘎然而止中，把这之前所感受到的辛酸、荒唐、可悲，统统放到“梦”“幻”之中去消释。我们说，难道这 就不足为贾宝玉入“红尘”“梦幻般走一遭”的总结吗？难道这还不足以体现曹雪芹对自己“无才可去补苍天”的无限感慨惆怅之情吗？如果曹雪芹在《红楼梦》的 结尾，需要 “更进一竿”的是我们对他所需要的“抨击封建主义腐朽意识形态的深刻的政治思想”，那倒会真正令人愕然的。这样时髦的“红学”未免让人啼笑皆非。二百多年 前的曹雪芹能写出一部《红楼梦》，固然伟大绝伦，他反映在《红楼梦》中的社会现实，也只能是二百年前的社会现实，他当然不会知道二百多年后在自己生活过的 这片土地上会出现的许多事情，要知道曹雪芹是人，他不是两番历“册”的贾宝玉，我们今天怎么能对他苛求许多呢！

如若用《红楼梦》结尾不合前八十回故事情节这样的理论，来否定《红楼梦》后四十回非曹雪芹所作，那是十分讲不通的。

也有人认为《红楼梦》后四十回中关于贾府兴衰的情节，与前八十回有大相径庭处，尤其是“家道复振”、“兰桂齐芳”这一层，直接与上面的“白茫茫大地 真干净” 相矛盾，因此之下，后四十回非曹雪芹所作的证据似乎是十分确凿的。但推知管推知，我相信，《红楼梦》终其一百二十回，贾府这个容贾宝玉“历劫”、“走一 遭”的场所，其由兴到衰，再有所复振，都是自然成章的事情。不是吗？它有皇帝的荫庇，有官场中的官官相护，有“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社会根基，家道重创 后又复振，完全有可能的事，为什么一定要去怀疑呢？而不难看出的是，作者在对贾府兴衰的感慨幽深之中，他对自己刻画出来的在贾府这个生活环境中起着主导作 用的贾母、贾政、王夫人等人物形象身上，具有明显的褒大于贬的同情心理。作者并没有把贾府衰败的罪责过多地推到这些人物身 上，因为他们也不失为当时社会现实中庄严形象的化身。贾府到了最后，由于贾政承受皇恩浩荡，死而复生，因此合家欢喜，四宾相贺，之后兰桂也将齐放，这些在 封建社会现实当中多有例子可寻的事情，曹雪芹怎么会不愿意去写呢？至于《红楼梦》的结局中，贾府的遭遇并没有符合有人认为的《红楼梦》故事情节“总纲”中 提到的“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之意，因为它们又“复初”了，其实还是不难解释的。何则？曹雪芹写《红楼梦》主要刻画的对象是贾宝玉，写贾府也是为了写 贾宝玉，显然，“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也只能从贾宝玉身上来理解。而如此一来，小说结尾体现出来的意思是最明白不过的，贾宝玉“放归”青埂峰之际特来 告别他的父亲贾政时，不就是在一个乍寒大雪天么？贾政追赶宝玉，“还欲前走，只见白茫茫一片旷野，并无一人”。你看，还不够透彻吗？“总纲”总以“白茫茫 大地真干净”，贾宝玉的故事完了，也是那么不折不扣的体现了。试问，《红楼梦十二支曲》中提到的都是那些仙胎仙种们的事情，怎么会适合贾府中的红尘凡俗 呢？更有贾宝玉出家后为什么穿大红猩猩毡的斗篷之类的质议，大抵与对贾宝玉为什么要衔玉而生之类而作的详究一样没有多少意思。可见，以贾府“家道复振”为 依据，其实也不能否定《红楼梦》后四十回为曹雪芹所作。

现在大家都知道《红楼梦》中有悲金悼玉的宝黛“掉包”封建婚姻悲剧，因而为贾宝玉和林黛玉的不幸遭际悯恻之，感慨之，从而更推崇《红楼梦》的伟大， 赞叹它的情节合理生动为其它小说所难以企及。而不幸的是，《红楼梦》的这一精华所在，恰恰是有些人认为的《红楼梦》情节发展处理中“乱了套”，曹雪芹绝不 会如此的地方。他们以为，让曹雪芹来作的话，就会是另一番更妙的景象。但何以见得呢？又是“脂评”种种的隐约其辞。但那都是作为寻找《红楼梦》后四十回非 曹雪芹所作方面的一种系风捕影罢了。如果真如这种立说者认为的那样，贾宝玉在贾府被抄没之后去掩留“狱神庙”不归，林黛玉哭损愁肠，泪竭而逝，那才怪呢。 贾府被抄了，照当时的情况分析，无论如何，贾宝玉是勾是上去“狱神庙”掩留不归的条件的，因为贾府毕竟不是村舍茅棚，贾宝玉也远非芦衣之辈。不然的话，那 情节才矛盾，才背谬可笑了。退一步说，就算有贾宝玉去“狱神庙”，林黛玉哭断愁肠事吧，与现在情节相比，其艺术高下之分也是赫然可见的。那样的话，《红楼 梦》得到的将只能是一种贬低，而不会有所增益，曹雪芹绝不会如此。这是可以肯定的。

我们说，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悲剧，出现在《红楼梦》中，作为小说故事情节的高潮， 它是在逐步发展中形成的，不可能是偶然的凑合，这点除了曹雪芹之外，量每一个高明的续者也都将无能为力。就算负责第一次全一百二十回《红楼梦》排印工作的 高鹗、程伟元功底非凡，也决不可能。因此许多“红学”者必得先将《红楼 梦》后四十回痛贬一番才能成立自己的观点。事实上，许多评说者把“续书”看得太为轻松了些，尤其是对于《红楼梦》这样伟大的著作。

在封建根底深厚的旧中国， 堂皇的婚姻制度下面，多少人在流泪泣血，而像《红楼梦》中宝黛“掉包计”这样的事情，更是屡见不鲜。贾府的社会地位，贾母们的社会意识，是绝是会给贾宝玉 选择像林黛玉这样寄人篱下又性情有些乖张的人作为配偶的，尽管林黛玉表面上因贾母的关系也被大家宠着。这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之下，并不会是哪个人的什么个别 意志。林黛玉和贾宝玉爱情悲剧的基调是早就定下了的，这连书中的林黛玉自己也似乎早已明白了。自然，有人认为把贾宝玉的身份降低到掩留“狱神庙”的地步， 林黛玉的泪尽之说就可能实现了，但那只能属于穿凿附会，却不可能会是出现在贾府中的事。

或者说，曹雪芹在写作《红楼梦》当中，原先计划的小说情节与最后定稿时出现了一些出入，那也是十分可能的事情。作家随时掌握着他写的小说的故事情节 发展情况，该改则改，该移则移，而原就不该让事先划定的写作框框条条将自己创作主观能动性套死扣死，更何况对于一个天才的作家。人们总还记得，鲁迅写《阿 Q正传》的计划中，原是不让阿Q最后去画圈问斩的，但随着小说情节的发展，后来阿Q却不得不这样了。到这时，照作者的说法，是必须服从和尊重阿Q的需要 了。托尔斯泰写《安娜•卡列尼娜》，歌德写《少年维特之烦恼》等都发生过类似的情况。小说情节的发展，在创作处理上，本非数学解题上的公式演化或数字推理 一般，变化是完全可能的，应该的，曹雪芹为什么不可能，《红楼梦》为什么不应该呢？

一般而论，长篇巨制的小说，大起大落的故事情节发展之中，后半部分往往会给读者一种不很如意甚至难以接受的感觉，这有读者感情上的因素，更有作品艺 术上的因素。艺术作品上的“这一个”与读者审美心理上的“这一个”许多时候是不一样的，而艺术的生命力却往往因此更为突出。吴承恩的《西游记》，施耐庵的 《水浒传》，它们固然不可多得，但《西游记》后半部同样是孙悟空降魔伏妖，就没有先前那么具有诱人的魅力了；《水浒传》前半部“官逼民反”，气概豪迈，异 峰突起，而一百零八将聚会梁山泊并排定名次以后，诸事种种，就只能差强人意了。就是《三国演义》吧，人皆知有“五虎将”，人皆能谈刘备、曹操、诸葛亮，如 同耳闻目睹。然而，就是同一部《三国演义》，人们对它后三十回的故事情节，诸葛亮身后的蜀国事业落花流水，反应就不期而然了。但这些都并不是吴承恩、施耐 庵、罗贯中们的不是。小说情节发展中也自有它的不得不如此处。读者有读者的各种现实观，小说也有小说各自的现实观，我们不能将自己的现实观强加到一些作品 中去，否则，许多无谓的牵连也太难休绝了。

其实，《红楼梦》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在故事情节发展上并没存在多少什么矛盾处，后四十回也并不比前八十回逊色，有人决意要将《红楼梦》分成两半，出 现作者问题上的曹、高之论，其最大的依据自然是版本体系了。《红楼梦》面世过程中有八十回本和一百二十回本这些事，但就算按照有些人的说法，八十回本的作 者属于曹雪芹当然无疑，而将后四十回的著作权归到高鹗的名下，就无奈有些乱点鸳鸯谱了。在这个格局下还不能说明问题，又穷源竟委于两个版本之间的故事情 节，于是在烦琐的“考证”之下，物为我用，强者为王。但这在我看来，有些像丢斧子的人干的事，不是吹毛求疵，就是无事生非了。

《红楼梦》之后，有续书种种，但它们都没有可能“活”下来。它们也必然不能附骥于《红楼梦》。狗尾续貂，其泯没之速是可想而知的。而我们看到的《红 楼梦》后四十回，除了一些考究癖们的功夫之外，恐怕是不会有人怀疑它的生命力的。高鹗纵然会续《红楼梦》，但可以肯定，他努力的价值也不会超过《后水 浒》、《后西游记》之类多少。这一点现在似乎应该是清楚的，在研究了《红楼梦》 200多年之后的今天，人们尚且多的是望洋兴叹，迷雾深谷，而区区一身为出版商的高鹗，在当初就能一拍即合，岂非咄咄怪事！简直不可思议。今天，纵然也有 人积200多年“红学”研核之好，也“十年辛苦不寻常”，易稿数四，去从故事情节上“验证”《红楼梦》的后四十回，出现一个个不同的《红楼梦》故事结尾。 但据本人拜读后的感受，恕直言了，结果仍然不外是狗尾续貂，甚至大倒胃口。不顾事实，一厢情愿，去殚思竭虑，班门弄斧，真正令人费解！

当然，出于对《红楼梦》的喜爱和推崇，高鹗也如其他人一样，会在当时的情况下，去对《红楼梦》作尽可能的修整补缀方面的工作，毫无疑问，他对《红楼梦》是有很大贡献的，但如上所述，《红楼梦》的著作权只能属于曹雪芹。

二

有许多人否认《红楼梦》后四十回非曹雪芹所作，其主要根据之一，就是认为《红楼梦》后四十回在人物造型方面，与前八十回有不少龃龉之处。如贾宝玉思 想发展的不合“情理”，林黛玉“还泪”过程的不自然，王熙凤“返金陵”中的阴差阳错，等等，不一而足，真所谓前后“判若两人”。而我们对这些苦心孤诣的仔 细品尝之下，泛泛之论，大凡也是些信其者有，不信其者无的事情，有点靠玄虚服人。以想象中的“真”去套猜度中的“真”，我们说，这本就没有多少价值，而欲 以此来否定《红楼梦》后四十回为曹雪芹所作，自然亦谓之不合情理了。

事实上，《红楼梦》一书中的人物数以百计，栩栩如生者不下几十个，如贾宝玉，林黛玉，王熙凤等等，我们究其始终行止，还是完全一致的。

贾宝玉在《红楼梦》前八十回中，除了苦于应对父亲勒逼他的读书为文、明经作诗之外，几乎就是锦绣纨绔，优哉游哉，女儿国中谈笑风生的第一人。然而， 作者安排下的这一些，正是他乐极生悲的前奏曲。在当时的情况下，贾宝玉的喜怒哀乐中，多的未免是些女儿之情。他在黛玉等姊妹面前玩的诅咒“将来去当和 尚”，也只不过是少年天真罢了。可以设想，在阅了“金陵十二钗”正副诸册之后尚不能醒悟的贾宝玉，此时正追粉逐色，红尘游戏，是绝无弃家为僧之理的。但现 实正在一步步逼着他非去验证自己的谶语不可。《红楼梦》后四十回中的贾宝玉，正是这样一步步走完了作者安排给他的这条现实之路的。

给贾宝玉打击最大，并促使他的思想急剧变化的，是爱情在他身上发生的巨大悲剧。在这之前，他谈禅总不外带有“妄”的成份。他精诚独到的写了一篇《芙 蓉女儿诔》来悲悼晴雯的不幸，不想在严酷的现实生活中，如今不幸竟然无情地降临到了他自己的头上，这是他始料所不及的，他因此痛不欲生。他尽力地反抗了， 但是，他反得了像贾府这样深沟高垒的封建城堡吗？自然不能。他是个失败者。他改变不了现实，而现实却不折不扣地改变着他，他于是绝望了。经过这场折磨，往 昔总为 “无事忙”的贾宝玉，而今自然风光不再了。他对现实已经失去了信心，他变得对一切都不感兴趣了，因此，这时他在思想上实实在在的迈出了循入空门的第一步。 而像贾宝玉这样经受的婚姻悲剧，发生在200多年前的中国封建社会中，本是十分平常的事情，贾宝玉能在这样的生活遭际中表示什么，这从他的品性禀赋来看， 还是十分清楚的事情。凡现实的都是合理的，我们又有什么理由能从中怀疑《红楼梦》后四十回非曹雪芹所作呢！

出现在《红楼梦》中，贾宝玉确实有些怪。但这是《红楼梦》开篇的基调已经定下了的。有人怀疑贾宝玉进入《红楼梦》后四十回之后，为何如此“死气沉 沉”，好像失去了前八十回中所拥有的“通灵”之感，因此有些对不上码，似乎曹雪芹不至于会这样令人失望。至如“通灵宝玉”的丢失，贾宝玉第二次幻历太虚 境，最后被一僧一道前后夹持而去，等等，简直一派胡言，或至多不过聊以塞责之文，因为曹雪芹原来要写的不是这样。这有“脂评”的微言以及有人对它的“考 据”可以作证。

但是，我们又何尝真正了解曹雪芹“十年辛苦不寻常”的真谛了呢？“脂评”诚然难能可贵，但它既已看过了曹雪芹《红楼梦》八十回以后的文稿，何为多的 是需要人们不断猜度的隐约其辞呢？再说，如同今天的许多评论者一般，“脂评”的过失或人们对“脂评”理解上的误会，又都是十分可能出现的事，为什么我们要 对它执着之下，去走火入魔呢？就贾宝玉在后四十回中的“沉默”而言，假如我们把他这个人物放到当时的环境中去理解，又有什么值得非议的呢！他有这般的人生 不幸，还要他去讽咏《芙蓉女儿诔》那样神思飞扬的什么文章，那才怪呢！再说他的“护身符”——“通灵宝玉”已经丢失“避难”去了，他已经被现实折磨得只存 一个躯壳了，自然让他再怎么天真也无济于事了。书中的贾母、薛宝钗们不是也作过这方面的努力吗？事实已经不能阻止贾宝玉走向“历劫”后“超生”的道路了，他的考试中举，本是这种消极思想支配下的反常表现。

贾宝玉的第二次幻历太虚境，可以说是曹雪芹对小说情节的一种精心安排。在《红楼梦》前八十回，贾宝玉于入红尘未深之时，第一次幻历了太虚境，尽管他 看了 “金陵十二钗”正册又副册，听了警幻仙姑特意为他演奏的《红楼梦十二支曲》，然而他那时正热衷于红尘游戏，况且阅世未深，因此对这一切仍然只是迷惘懵懂一 片。他执迷不悟之下，才有这以后的“家庭琐事，闺阁闲情，诗词谜语”种种。而到了《红楼梦》后四十回，贾宝玉在经历了一系列的现实生活中的不幸，特别是爱 情上的悲剧之后，他才对现实有所更深的理解，他才有能较清楚地认识自己的可能。因此，作者在这个时候才让他带着现实生活和感受去进行第二次“阅册”。这时 的贾宝玉，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了。小说至此，才可以说完成了贾宝玉从锦衣玉食到弃家为僧整个形象的塑造过程。不难想象，这样的小说人物造型上发展处理，没 有曹雪芹这样匠心独具、运斤成风的大家手笔的惨淡经营，绝非可能。

至于贾宝玉最后为何要被一僧一道前后夹持而去，这本是不成问题的问题，只要看看在《红楼梦》的开头他是怎么来的，他后来也可能会这么去就会是很清楚 的。还有贾宝玉最后为什么也会去说些恭维话迎合贾母等，又为什么要用功名对父母作报答等等之类的质议，恐怕是求全责备，不无过甚了。人非草木，孰能无情， 贾宝玉在贾府中长到这么大，作为一个人，他就算最痴最傻，难道就连一句情理之中的称道长辈的客套话也不会说；就算他最无情，怎会连鸟兽都有的对于亲情的依 恋也没有呢？无稽之谈！

《红楼梦》中，林黛玉父母双亡，她虽然也在贾府中养尊处优，然而生活对她来说，并不是称心如意的。她在贾府“不敢多走一步路，不敢多说一句话”，始 终逃脱 不了 “寄人篱下”这种感觉。她平日多愁善感，生活在紧风密雨之中，如一只漂泊在海上的孤舟。她希望能够赢得她与贾宝玉的爱情，她几乎将她生命的所有热情，都孤 注在这一掷上了。她为之对贾宝玉旁敲侧击，对薛宝钗等察颜观色，对贾府诸人处处防范。然而在贾府这样高深的封建邸宅中生活，她的这点争取自己命运的努力， 看来也是渺小得可怜的。确实，像袭人这样的丫环，对林黛玉都不存一点好感，多次在背后议论她的不是，在害怕贾宝玉一旦娶上了她就可能出现多少不快，而中心 惶惶。那么贾母们摆弄林黛玉就更像摆弄一棵弱草一样，是完全可想而知的事。可以肯定，大观园中 林妹妹的生活起居似乎也差不到那里去，但贾府是绝对不会真的让林黛玉这棵蔓草向贾宝玉的婚姻这块土地上攀附的。因此，林黛玉估摸着平日人们偶尔戏谑的“木 石前盟”之类，这更成了折损她这片弱柳的一种心病。而《红楼梦》的后四十回中，林黛玉正是这样凄凄惨惨走尽她的人生之路的。

如果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林黛玉是因为替“掩留狱神”的贾宝玉才哭损残年的，那除了贾宝玉不能会是那样之外，与林黛玉的性格也会是极其矛盾的。因 为，林黛玉对贾宝玉有真情，她不会因为贾宝玉生活上的天上人间而产生绝望，而不负责任的去“泪尽而逝”的。我们不难设想，林黛玉要到那般地步，就必须是在 她已经得到了贾宝玉的那颗“心”之后。而既已得到了贾宝玉的那颗“心”，她就不会真正绝望，因为她心中存有贾宝玉。从另一方面说，贾府真的破败到了连贾宝 玉也颠沛流离，不能归家，只有靠乞讨过日子，然后不得已去做和尚的地步，那对《红楼梦》前八十回有关评述中叙及贾宝玉以后“弃宝钗之妇，麝月之婢”那样的 “美满家庭”而为僧，又该怎样理解呢？

林黛玉不可能那样死去。而到了宝黛“掉包计”的出现，当她心目中爱情的偶像已经粉碎，一直来支撑她生命的精神支柱已经被折断，在“掉包计”致命的一 击之下，她承受不住了，她已经输得一塌糊涂了，她的生命也将结束了。更还有连一直来她心中唯一留恋的贾宝玉都“狠毒”到不顾一切地要抛弃她，去与薛宝钗成 亲，而这是她最无可容忍的屈辱。她确是万无生理了。因此，她泪也到此尽了，债也到此还了，她自己也就完结了自己。

但是，像林黛玉这样一个栩栩动人，又叫人伤心落泪的小说人物形象，仍然有人认为她最终不像是曹雪芹的，甚至对大家一致称道的林黛玉死时说的“宝玉， 宝玉，你好……”这样的回味无穷处，也被指责为“语焉不详”，更还有什么林黛玉死时的“死相”也有伤大雅，认为曹雪芹写的话，必非如此，云云。真是莫名其 妙。但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去怀疑呢？这种怀疑到底又有什么价值呢？《红楼梦》前八十回写秦可卿之 死只是一笔带出；写尤三姐之死，只那么刚烈的用剑一抹脖子完事了；写金钏之死也是纵身往井里一跳，干净利索。当然，与这些死相比，林黛玉确实婆婆妈妈，死 态可厌了。这样的评说实际上是十分可笑的，人各不同，怎连死法也要相强呢？再说，像林黛玉那样的身份和品格，到了这般哀惋的境地，那又有什么不可能呢。自 然，照那样质疑下去，《红楼梦》后四十回中，麝月在贾宝玉的“通灵宝玉”失而复得时打算寻死的描写，贾母逝世得也文雅干净，鸳鸯的悬梁而尽也简捷不啰嗦 等，必属曹雪芹所写无疑了。我们可以想见，若大一部《红楼梦》，脉络纵横，天地勾连，人事纷纭，能完美无缺，雅俗共赏，自然难能可贵之至，但事实上，总并 不太可能。不是吗？《红楼梦》中的“朝代纪年”的亡佚，固然同作者曹雪芹的“狡猾之笔”有关，而那贾府中的纪事历年，大概并不需要这样的吧，在《红楼梦》 中，这一点却是含糊不清的。也许这本无关宏旨，然而在认真至微者看来，也会是足以将《红楼梦》因此唾弃的。我们不能如此般研究《红楼梦》，对待《红楼 梦》。

联系今天“红学”界对待《红楼梦》后四十回的态度，就有这种情况出现。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曹雪芹对《红楼梦》的“十年辛苦”，“增删五次”，并非虚 言。有 “增删”就必然会有断续之间的衔接处，更还有高鹗、程伟元们斧凿《红楼梦》的痕迹，这样之下，安能没有差异？再说，从历史角度看，《红楼梦》前八十回与后 四十回有“脂评”诸种言说其中人事文采笔墨等的有无之分——实际上，照这种方式去看，前八十回的“脂评”也并非完整——这在怀疑论者看来，更觉后四十回的 生分了。可惜的是，许多人就只会在“脂评”中寻找蛛丝马迹，妄加断语，而不愿去相信后四十回的真实自然。例如对王熙凤这位贾府中的管家婆来说吧，她当初的 炙手可热也罢，机关算尽也罢，末日必将是可哀的。而《红楼梦》后四十回则让她一步步往下坡路上走， “机关算 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不是很自然可信的吗？她对贾府被抄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她后来在治办贾母的丧事中，再也无力重振过去治秦可卿丧事时的雄风了 ——这是明显的对比，小说结构安排的精妙处——她在对贾宝玉婚姻上进行“掉包计”的时候，献计献策，还不失精明强干，不失大胆泼辣，但时到后来，她自己也 觉得山穷不尽，无能为力了，必定要在众人面前瘫下去了。因此，她会在当日曾经嘲笑取乐的刘姥姥面前，顾不得面子的托付起女儿来，而这种事在以前她身上是绝 对不可能发生的。她这时还能作什么呢？她失尽了人心，就必定会被人所厌弃，不过她还不失自知之明。而照有人论说的那样，根据“脂评”的四处微言，断定王熙 凤以后必定该是“坐牢”、“执帚扫雪”、“被丈夫休弃”、“回首惨痛，短命而死”。这其实并不可能，其它姑且不说，光就贾府后来一败涂地到要她去 “扫雪”的地步而言，此论就值得商榷，要知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反过来说，如果再联系那认为在《红楼梦》后四十回中，贾宝玉须“掩留狱神庙”不归的 论说，那么，贾宝玉尚且如此，王熙凤安得有那般清闲？王熙凤在贾府有贾母、王夫人作后盾，才有她逞强显威的可能。后来贾母去世，背景有所损伤，但王夫人还 在。贾琏本也对王夫人惟命是从，就是贾府衰落到不可收拾，王熙凤也不会落泊到“执帚扫雪”境地，否则，贾府这“百足之虫”，其“僵”也速得不自然了。王熙 凤的那颗行权逞能的“聪明”之心的摧折，何许那样村舍农妇般的遭遇？当然“脂评”的话也应该自有它的出处，但既然是在前八十回，又何必相强到后四十回中去 呢？况且“脂评”本身评语庞杂，不少地方，连“红学”家也承认，已经歪曲了《红楼梦》作者的原意。

我不十分清楚“红学”中“索隐”的确切含义为怎样，但我相信，如果用如同以上指出的一些评论者的观念方式去研究《红楼梦》，去否定《红楼梦》后四十回为曹雪芹所作，那么，它的证据是吹毛求疵、牵强附会之下，要多少可有多少的。

三

现在看到一些评论《红楼梦》后四十回的文章，往往用“据说为高鹗所续”，“一般认为高鹗所补”等来说明他们对《红楼梦》后四十回作者问题的不肯定 的、附同的看法。但又往往在这几句话之后，就毫不犹豫地议论起高鹗与《红楼梦》后四十回的关系来，是那样的不容置疑，这不太矛盾了吗？“据说”、“一般认 为”怎么能与绝对的肯定划上等号呢？

《辞海•文学分册》在“高鹗”这个词条里说：“据张问陶《船山诗草•赠高兰墅同年》诗自注：‘传奇《红楼梦》八十回以后俱兰墅所补。’现代研究者一 般认为小说《红楼梦》后四十回即高鹗所续，并对前八十回亦颇多更动。一说是程伟元与高鹗共同续作。或据萃文书屋本《红楼梦》序及引言，认为高鹗之前已有人 续写《红楼梦》后四十回，程高只是加以修补。”而同书中在“程伟元”词条里说：程伟元“在京师时与高鹗相识。自述曾以数年时间，广泛收集曹雪芹《石头记》原著前八十回抄本，并陆续购得后四十回续稿的残抄本，与高鹗共同修补，成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

显然，《辞海》的态度是审慎的，它就《红楼梦》后四十回的作者的归属问题，就“高鹗”“程伟元”等关系，也只较客观地介绍了几种有关的情况，提供了一些可靠的依据，而没有进行擅自作伐。

但从《辞海》的这两个词条中，我们看到，高鹗续写《红楼梦》后四十回的说法，仅仅是几种“据说”中的一个选择而已。我们还可以看到，《红楼梦》后四 十回为 高鹗所续补的说法，推本溯源，最有力的依据之一，是在张问陶的诗作自注中。张问陶是干隆年间进士，生活在十八世纪末叶至十九世纪初期（1764—— 1814）。他出生的时候，也许曹雪芹刚去世不久，但他对程高体系的百二十回《红楼梦》应该是了解不少的，因此，他的“自注”根据这点来看是难能可贵的。 但我们还有理由怀疑张问陶“自注”所说的《红楼梦》“八十回后俱兰墅所补”的正确性。第一，张问陶自注的这首诗是赠答诗，而高又比张大二十四岁，可以说是 张文学上的长辈，高也确为《红楼梦》的完整统一工作作出了不凡的努力，张作为一个文学晚辈在赠答诗中夸张式地褒奖高是完全可能的事。第二，张问陶“自注” 的价值，在后代人看来，贵在它是属于程高在世时所说的话，而我们今天如果信奉的也是这一点，那么，程伟元自述他与高鹗一起用数年时间“广泛收集曹雪芹《石 头记》原著前八十回抄本，并陆续购得后四十回续稿的残抄本，共同修补成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这样的话不是更可信吗？如果我们信的只是张问陶“自注” 的真实，而把程伟元说的话漠视为撒谎，那并不是一件十分明智的事情。因为假如《红楼梦》后四十回确为高鹗续补，对程伟元来说，根本没有这“虚晃一枪”的必 要，更没必要在高鹗面前，把自己也恬不知耻的拉扯进去。而既然连与高鹗同事《红楼梦》“修补”出版工作的程伟元都一直没有承认《红楼梦》后四十回为高鹗所 续，那张问陶“自注”的可靠性也就可想而知了。

一般说来，续书并非易事，尤其是对《红楼梦》这样伟大的作品。续书者不仅要揣摩原著者的意图，还要熟悉原著者的语言，遣词，艺术构思，艺术手法等等。胡适考证高鹗补作《红楼梦》后四十回是在干隆五十六年（1792）至五十七年（1793）。曹雪芹十年辛苦方写成八十回，而高鹗仅用一两年时间竟续成后四十回，这是难以令人置信的。

与此同时，我们认为，程伟元的“自述”是比较可信的。程伟元在程甲本卷首序中说，他积数年之功获得曹雪芹后四十回原稿后，“欣然翻阅，见其前后起 伏，尚属接榫。然漶漫不可收拾。乃同友人细加厘剔，截长补短，钞成全书，复为镌刻，以公同好，《石头记》全书至是始告成矣”。程伟元序中所说的友人即指他 在京师时结识的高鹗。程伟元与高鹗确实为曹雪芹的《红楼梦》作出了不寻常的努力，但《红楼梦》后四十回的创作权决不能属于他们。事实上，他们两也都是这么 认为的，而后人却在他们身上出了个“莫须有”。至于《红楼梦》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前后情节上出现一些差忤，应该说是很正常的事。若大一部小说，只有在研究 了数百年之后的今天才能求全责备如此了。想当初程高刊印《红楼梦》全书时，连早已流行数十年的前八十回的故事内容都要“广泛收集”数年，后四十回稿本又是 陆续购得的，再两者作一番“细加厘剔，截长补短”的统一修缮工作，如此之下，安有“足赤”“完人”之可能？

《红楼梦》的故事情节，终其一百二十回看，与人们研究中的曹雪芹的家史生平经历是可以吻合的。而从这一点来看，作为高鹗，恰恰是大不相类的事情。要 写出像《红楼梦》中描绘的贾府这样庞大纷纭的家族生活场面，刻画出像贾府诸人间日常生活中细腻入微的生活琐事、言笑行止、勾心斗角，恐远非高鹗的想象能力 所能解决问题，更何况还要去按前八十回规定的路子走！

《红楼梦》前八十回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于世，最早是一七五四年的事情，这年离曹雪芹逝世还有整整十年的时间。可能这段时间曹雪芹的家庭生活并不如他 以前那样可以将就了，但我相信，对于《红楼梦》后四十回的创作任务，他还是完全有可能、有勇气、有信心把它完成的，理由是，《红楼梦》前八十回既然问世栽 誉了，以后的十年中，曹雪芹就怎么忽然会自暴自弃到连再创作四十回的勇气和决心都没有呢？这不可能。曹雪芹确实是已经创作了《红楼梦》后四十回的，这点在 《红楼梦》的开卷第一回说的 “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又题早曰《金陵十二钗》，并题一绝”云云中可以得到印证的。看来，敦诚兄弟、脂砚斋诸人已在曹雪芹生前阅读过 《红楼梦》全稿，也是完全可信的。那么，照此推理，既然有《红楼梦》全稿，余下的就剩一个“迷失”与寻找的问题了，而真正“迷失”得不知所终似乎也不太可 能，因为《红楼梦》在当时已是夺人耳目了。即使曹雪芹属于猝死，他的朋友、家人以至邻居也都不会不懂得《红楼梦》稿本存在的价值，而让它飘零星散，或付诸 烛光，或轻易货郎的，更不见得他那“十年辛苦不寻常”会无人知晓，而错将《红楼梦》稿本当作废纸去抛掷。畸笏叟在《红楼梦》第二十二回批的“此回未补成而 芹逝矣”之语，自然可以作为曹雪芹精心修改《红楼梦》全稿时的一种写照。又可据此推论，曹雪芹在认真整理编述《红楼梦》过程中的这些细节，“脂评”诸人都 知道得这么清楚，那《红楼梦》的全稿就不可能真正的迷失。而在曹雪芹死后，大概鉴于对这么大部作品抄写工作的艰巨，在无人主持的情况下，更有人惧于其中可 能有的唐突朝廷处，数易人手，或化整为零，以致渐成杳然，是十分可能的事。程伟元、高鹗既有心于《红楼梦》的修改与再版，当然须刻意搜求这“迷失”的原稿 了，又因为出版商对作品质量本身的要求，在作者已逝的情况下，对《红楼梦》全稿从情节到文字作一些爬罗剔抉的完善工作，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从这点上说，程
伟元、高鹗在“程甲”“程乙”本《红楼梦》序言中的有关述说，应当是比较可信的。不然的话，要续《红楼梦》，似乎以敦诚兄弟、脂砚斋诸人凭借他们对曹雪芹的了解和对原稿的熟悉，以及他们所具有的一定的才华更恰当些。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关于《红楼梦》的续书种种，二百年来，也可谓成盛事。就是到了今天，也还有人在续写《红楼梦》。他们都执意于他们的事业，希望通 过自己的努力，能够附骥尾于《红楼梦》。可也确实荒唐，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固然可叹，而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经历，要去给像《红楼梦》这样的作品，从 旁边拼制出一个“好”来，何其可笑！除非他们有超凡的巧夺天工的文学素养。

显然，程伟元、高鹗对此还是明智的，为了防止这种可能出现的难以休止的牵连，他们已在排印一百二十回《红楼梦》时不止一次地开诚布公，现在看来，结果还是“树欲静而风不止”的事情。

就续《红楼梦》这件事来看，其它各种续书都苦立名目，什么“续红楼梦”、“补红楼梦”、“红楼圆梦”、“红楼梦新补”等等，不胜枚举，而高鹗他们竟 能在众续书者之前，置这些于不顾，大胆地把自己的作品与《红楼梦》合二为一，而且是如此的胶合，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岂不奇哉！——想想维耐斯的那两条断臂 吧！退一步讲，假如若然，又何非议之可加？程甲本《红楼梦》的出版是在曹雪芹逝世二十多年后的事情，光就这个本子的出版，高鹗、程伟元确实已对《红楼梦》 贡献非小了，程、高当时也因此有所自得，苦劳、功劳自叙一番不免。这就是“程甲本”中的首程伟元“序”，次高鹗“序”。这以后，他们俩又一鼓足气，“乘胜 追击”，通过一番艰巨的修删工作，不过二个多月的时间里，重版了百二十回《红楼梦》。这就是“程乙本”。大概这次是高鹗更比程伟元“尽心焉尔”，因此， “程乙本” 中出现了首高鹗“序”、次程伟元高鹗“引言”这样的更动。但我们不难看出，他们在这已获得《红楼梦》第一次出版成功的时候，仍然没有忘记《红楼梦》的作者 是曹雪芹这一点。否则，在“程甲”中假如有续书方面必要的试探性语言的话，经过事实证明他们是续得成功的，为世人所能接受的，他们在再版的“程乙本”中， 应言归正传，没必要再去演那种假戏。试想，当时他们再去如“程甲”般“口是心非”，又有什么意义呢？连张问陶这样的人都认为《红楼梦》的后四十回创作权可 以为他们拥有了，而他们自己竟还有必要那样天真吗？

有人认为《红楼梦》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在文学语言上也有许多差别，也有高下优劣之分。但是，即使比现在更明显些，我们又怎么可以将它作为划分《红楼 梦》后四十回是否为曹雪芹所作的截然分界线呢？除了故事情节前半部轻松，后半部沉郁，本身语言上也会轻松、沉郁之外，作者在创作《红楼梦》的十多年时间 里，自己的生活遭遇，生活感受，以及思想变化等等，也不会不在《红楼梦》的语言中有所显示。而更重要的，还有如同程伟元、高鹗之辈的“后人”的加以“修 整”。我们知道，光是“程甲本”与“程乙本”相比较，在两个多月的时间中，《红楼梦》在文字更动上就达二万一千五百零六字，还不包括移动位置的文字呢！试 想，如同现在这般细致研究《红楼梦》，它在语言上怎会没有“差别”处？

综上所述，《红楼梦》的出世经历不同寻常，为它本身又增添了一层“奇妙”的色彩，它使后来的朝拜者因此感到困惑不解，因为在他们怯生生的眼中，《红 楼梦》本来就处在一圈迷离的光晕之中。许多“红学”上的研究评论工作，外观看来都很仔细，其实仔细的多是《红楼梦》这层“奇妙”色彩中的几缕光色，如说第 八十九回贾宝玉祭晴雯的《望江南》的考虑欠周，其中“孰与话轻柔”的肉麻；八十九回黛玉照镜题诗为“从明代风流故事中抄来的”，“滥竽充数”；九十八回叹 黛玉之死的诗为“旧小说中的俗套”。还有用科学方法考证《红楼梦》中说及的什么“夜宴图”情景；还有惊呼“宝黛悲剧原来为元春所拆”的“新发现”等等。如 此这般之中，得出《红楼梦》后四十回为高鹗所作，实在不免令人惊讶。我们相信《红楼梦》的作者只能是曹雪芹。

四

曹雪芹的创作态度是十分严肃的，但也不至于拘泥到画地为牢不知变通的地步，更何况评论者们对《红楼梦》又加上的种种要求了。我们认为《红楼梦》是一 部完整的、统一的伟大作品，它不是断臂的维耐斯女神。可是，从高鹗“续书”说盛行以来，这部伟大的作品就被人生生的肢解了，它的身上出现了巨大的裂痕，而 后四十回正是这当中的不幸者。《红楼梦》因此给人以断臂折股之感。

首先，由于续书说，现在“红学”研究中，许多人往往免不了在这个烙印之下，从事主观片面性支配之下的探讨工作，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之间出现了一条鸿 沟，前泾后渭，似乎毫不含糊。而那些“忠实”于曹雪芹原作的小心翼翼的研究者，对《红楼梦》后四十回更是讳莫如深，不敢越八十回这个“雷池”一步，似乎就 《红楼梦》来说，只讲前八十回就差不多了，或者以为那样说更保险些，因为那才是算得纯真的曹雪芹的《红楼梦》。然而，殊不知如此抱残守缺，本就没有《红楼 梦》。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史》，对《红楼梦》的分析和评价比较中肯，但于后四十回却仍持疑而不决的态度。确实，自程伟元、高鹗出版曹雪芹的一 百二十回的小说全稿，并将《石头记》更名《红楼梦》以来，“开谈不说《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也罢，“遂相龃龉，几挥老拳”也罢，没有人会将《红楼 梦》后四十回排除出《红楼梦》之外的。我们不难相信，《红楼梦》真正悲天动地，使人“感叹欷歔，声泪俱下”处，还是在后四十回呢。不信，你看看那《红楼 梦》刊印后的众多续书以及它们努力试图去“团圆”才子佳人的故事情节吧。可以肯定，这些续书作者，也都研究过曹雪芹和《红楼梦》，他们相信一百二十回《红 楼梦》的统一性，他们要续的是《红楼梦》一百二十回之后的故事。再不信，你看看当前《红楼梦》影视片给人感受最悲壮的去处到底在何处吧。

我们不禁还要问，为什么有人认为只能把《红楼梦》分析到八十回就行呢？不可理解。这样做又有什么好处呢？没有。难道后四十回定非曹雪芹所作吗这一 层，我们在前面已经阐述过，这里就姑且不论，但如果分析《红楼梦》只到前八十回，或者对下面四十回进行变相挞伐，或者对后四十回充耳不闻，熟视无睹，进行 自然性质的淘汰，这样就定然公正合理吗？

其实，《红楼梦》前八十回，就我们的分析，它在一百二十回《红楼梦》当中，无论从宝黛爱情悲剧上来讲，还是从贾宝玉的思想上的叛逆性格的形成与发展 方面来讲，仅仅是为故事的高潮和结局作了大量的铺垫工作。也就是说，在《红楼梦》的故事情节展现之中，前八十回并没有达到高潮阶段，而只是发展阶段。我们 现在评论《红楼梦》如何伟大，艺术上如何高超，怎么能连它故事情节中的高潮和结局都不提呢？相反，一篇没有故事情节中的高潮和结局的小说，又如何能体现出 它的真正伟大和艺术高超呢？“维耐斯”的失去的双臂，尽管人们对它们作了种种研究和不辞劳苦的补救尝试，然而结果还不外让维耐斯抱憾于世。但《红楼梦》后 四十回却经受住了二百多年的历史的考验。从这一点上来说，《红楼梦》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是容不了他人的轻易撮合的，要知道它们经历了多少人们对它们“研 究”中的 无情风雨啊！《红楼梦》是完整统一的，后四十回永远淘汰不了，人们往往对它产生冷漠，给它缺少理智的不公正的待遇，原因就在“续书”说。

其次，由于续书说，许多研究者们对《红楼梦》这部故事情节完整统一的伟大杰作，把必欲钩沉出其中的许多不是，造成对它的生分作为自己的功劳，结果， 形成了见风成雨，捉影为怪的追究理论。但是，我们说，如若真的必欲如此才行，那恐怕《红楼梦》确会是另外一番景象，因为从一七五四年流传《红楼梦》前八十 回到一七九二年的“程乙”本的出现，其间曹雪芹生前的不断修改剪裁，程高们的不断修改剪裁，或一字之换，或一行之移，或一章之删，本是终其一百二十回而随 处都可能有的事，如果我们今天连这些都要责怪到底，那就只有抱残守缺，或因陋守旧罢了。但即使这样，为什么我们就一定要在《红楼梦》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之 间划上 “续书”这一条界线呢？

文学上的“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本是十分自然的事，何况《红楼梦》呢？但当前“红学”界中一部分名门望族也常常依据“续书”之说，对《红楼 梦》后四十回的苛究之烈，几乎到了待“灰姑娘”的地步，厌弃之下，口诛笔伐随处可加。这不能令人信服，更不能令人接受。像蔡义江先生的《红楼梦诗词曲赋评 注》一书，尽管融合了“红学”界一代风流人物的意见，为《红楼梦》的研究工作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就书中对《红楼梦》后四十回的评价分析来看，是主观的， 武断而缺乏中肯的。最令人费解的是，书中论及《红楼梦》前八十回内容，春花秋月，谈笑风生，喜气洋洋，而一过了八十回这条楚河汉界，则是断云寒茬，触目凄 凉，悲愤中生。但我们不能相信这是真的。

也许这仅仅是一种误解。《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在评说《警幻仙姑赋》时，它“模拟”《洛神赋》的“取喻相同”是曹雪芹“有意使人联想到曹子建梦宓妃 事”，它的“铺张渲染”，也显得合理相称。而八十九回的“瘦影正临春水照，卿须怜我我怜卿”诗却“是从明代风流故事中抄来的，写在这里以充小说文字，这也 是续书者的故伎。”“《红楼梦》的续作者摭拾此类，滥竽充数，假托原作，这实在是曹雪芹的不幸”。你看，同样的情况，不同的遭遇。后四十回何其不幸！七十 八回中的《芙蓉女儿诔》“是作者发挥文学才能最充分”的一篇诗赋文字，但对九十九回的周琼《与贾政议探春婚事书》的评价，则是“可以想见，续书者在拟此书 时是相当得意的，以为颇有文采，然而，这种骈四骊六的陈腔滥调讲的客套话，正是曹雪芹所最讨厌的”。真正令人啼笑皆非。以子之矛，攻子这盾，则如何？况且 周琼又是何等人物！第二回中赞娇杏的“偶因一回顾，便为人上人”是作者“心中不时地涌出尖刻的讽刺语言，并且形之于笔下。这一点，我们从这两句巧妙的俗语 集句中，是不难体会到的”。而九十八回叹黛玉之死的“香魂一缕随风散，愁绪三更入梦遥”，却是“旧小说中的俗套”，并株连到“续书写黛玉之死，有点像老太 婆说见闻——不嫌其琐碎”。极大的宽容和尖刻的非难，可谓全熔于一炉了。对第三十四回林黛玉的题帕三绝句，“如果把题帕和题诗孤立地看作是男女私相传递信 物和情书，这是十分肤浅的”。但八十七回薛宝钗的《与黛玉书并诗四章》却又是“立场爱憎，不问可知。”“古诗中现成语句的堆砌，思想贫乏，”“重复”， “莫知所指”，“不伦不类”，是十足的“无病呻吟”。还有八十九回的《望江南》词，也是“考虑欠周，他（指续作者）没有想到鲁班门前，本是不该弄斧的，有 了《芙蓉女儿诔》这样最出色的淋漓酣畅的奇文，两首轻飘飘的小令又算得了什么？”如此等等，不胜枚举。照《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看来，后四十回是无论如何 写不好的。你说艺术文采有了，“作者有所自得”了，他却说思想内容失于检点；你说它的思想内容差不多了，他又说其艺术修养不行啊。写多了，是无病呻吟，似 乎《红楼梦》本不该这么长，一个“梦”字就可概括它的荒诞了，还费什么唇舌？写少了，又“算不了什么”，好像《红楼梦》都需要由《芙蓉女儿诔》组成才行。 还有一部似乎谁也没有真正见过的，但仿佛可以用公式敷演出来的，总时时隐约在人们眼前的什么“后四十回”的作祟。如此这般，《红楼梦》后四十回这“灰姑 娘”多么可怜啊！但荒唐的是，这般信口雌黄，好好恶恶，恩怨尔汝的标准和依据，竟是八十回之前与八十回之后！

续书说，导致了捕风捉影的追究，招徕了对《红楼梦》后四十回内容的许多横蛮的非议和不恰当的否定，破坏了《红楼梦》这部伟大著作的整体和谐感。也因此之下，《红楼梦》简直溟蒙迢递，扑朔迷离，可望不可即，使读者多有无所适从处。

《红楼梦》的伟大，在今天看来，也好像包括了它问世前后的奇屈，因此“红学”研究在许多地方喧宾夺主，或打外围攻坚战，要么是拿着高鹗的照片硬贴到 曹雪芹的脸上去，要么拿着“脂评”的方子给《红楼梦》看毛病，以致现在许多地方叫人莫衷一是。我们说，这其实不外是舍本逐末的做法。可以说，许多人免不了 因此无事生非。《红楼梦》固然产生得有些风风雨雨，但是，正好像我们每读一部书，为了了解作者的写作意图和写作过程而十分认真地先去读这部书的“前言”或 者 “后记” 一样，《红楼梦》以完整的面目出现时，程伟元、高鹗不是同样有他们的“序”吗？关于今天有人怀疑而穷追不舍的作者问题和成书情况，那里其实不是已经说得很 清楚了吗？我们连这样的“序”也不相信，而必欲挖空心思去找其它的“旁证”材料，翻空出奇，这怎么让人去理解呢？而现在看来，有人总是宁信其“也许”之 说，并努力让其盛行，而不高兴去承认《红楼梦》的完整与统一。自从在张问陶那里开了个“续书”说这个先河之后，现在有些领域中积久成俗，无形中已铸成了这 么一把大错：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曹雪芹与高鹗，优美与粗俗，是与非，最后才是热烈的推崇备至与毫不犹豫的非议否定，《红楼梦》因此只有八十回。连最近拍 摄电视连续集《红楼梦》时，编剧也面对“后四十回”的“红”尘惊悸了，因为他们也认定这“后四十回”是不忠实于曹雪芹的，因此另谋其是，补上一个自认为 “忠实”于曹雪芹的后四十回故事情节，于是，《红楼梦》在大众面前又多了一个结尾，真所谓一千个“红学”者就有一千部《红楼梦》。

但我们说，错了，放弃这种偏执自信的眼光，少作些自作聪明的努力吧，因为那不利于《红楼梦》本身。

五

《红楼梦》的伟大，足以使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中国人感到自豪，它确实是曹雪芹在二百多年前为我们中华民族建立的一座巍峨的文学史上的丰碑。一直来，人们在探 索《红楼梦》，分析《红楼梦》，评论《红楼梦》这样的“红学”当中，都以自己能有所贡献于《红楼梦》为荣。是的，作为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又谁会不珍 惜和爱护《红楼梦》呢！

我不是“红学”家，只是一个《红楼梦》的崇拜者。出于对《红楼梦》的喜爱和尊重，我经常拜读一些有关研究《红楼梦》的书。我凭着自己的阅读良知和坦 诚的胸襟，常常为能见到那些有益于《红楼梦》的分析评论文章而高兴，而对那些不尽然的所谓“研究”，无关紧要的长篇累牍的“考证”不以为意，更为那些有损 《红楼梦》的吹毛求疵，“旁征博引”，似是而非的随处臆想的“索隐”感慨非常，不能自已。而每当感慨之际，我的脑际总会浮现出这样一幅漫画：在一个巨大的 有栅栏的院子里，生长着一棵枝繁叶茂，苍翠遒劲的大树，它赢得了人们的一片青睐和赞赏，但大概是园艺师太多了，现在这棵大树身上出现了许多缭绕的藤萝，而 且还在努力往上缠；有人正站在一旁欣赏这些藤萝上长出的小花，以为它们也带上了大树的某种因子；有人带着放大镜在拨弄树皮，敲击枝干，在怀疑它是否健康； 有人正用锄头努力在挖掘大树的主要根脉，分析它容以生长的营养成分；而更有一种人在把这棵大树当作盆景在赏识，在商议怎样处置一下它的形体才好——或者去 掉它的上体，让它按照要求再增长一个，或者怀疑它这个头本不该如此生长，或者认为它的躯干再屈一些更好，等等。不错，这些在园艺师们看来，都是可随心所欲 的事情，而对一般观赏者来说，好似并不敢随便置喙。但可以相信，这棵大树会在这样不堪承受的“宠爱”中黄叶纷飞的。这棵大树就是《红楼梦》。

记得在读大学时，有位教授讲解《红楼梦》，其中他讲得最激动处，就是说他当时研究《红楼梦》有所“新发现”。同学们此时都无不聚精会神的急于听他讲 下去，但结果却使大家深所失望和好笑。原来，他喜形于色的所谓“新发现”，是认为《红楼梦》中的《警幻仙姑赋》与曹植的《洛神赋》，宋玉的《登徒子好色 赋》一样璀璨，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三杰”，他发现了其中的一些奥妙，因为三者有着惊人的相似处，他准备进行专题论述。他怕有同学抢他的研究成果，因此在课 堂上特意关照人家“不要再去写这一点”，否则就是“剽窃”别人的研究成果。这位教授做学问的功夫我是深为佩服的，但如果这之中也体现了他的“红学”观，我 是很不以为是的。我现在想，如果这样的去研究《红楼梦》，是否就成了追名逐利的攀援幽径了，因为《红楼梦》本不等于《洛神赋》，或者《登徒子好色赋》。 唉！这样去思索，我们当然就又会有一种研究学问的方法，那就是要想出成果，就必须偷偷地钻研一种人家还不知道的东西才行。我们在已经了解了《红楼梦》第四 回是全书的总纲，《红楼梦十二支曲》是可以为我们读《红楼梦》全书的故事情节按图索骥的，《红楼梦》具有深刻的阶级性和反封建性，《芙蓉女儿诔》的妙不可 企及等等，至于今天，又似乎在有人拍着胸脯向我们保证之下，我们必得去相信：《红楼梦》只有前八十回，《红楼梦》的后四十回是高鹗的续书，不值一读。但联 系有些人在面对《红楼梦》所采用的做学问的方法，我们不得不怀疑这又是否就是“红学”研究者们“冷、僻、生”蹊径之下的产物了。怎么说呢，我是不以这些 “红学”研究者们的研究态度为是的，而对可说已经形成的这样的做学问之道深有腹非的，尽管我微如芥末。

我尊重和热爱《红楼梦》，我相信它不是块残碑，不是断臂的维耐斯女神，也不是棵砍去顶部才是的大树，它是完美的。这篇文章所要阐述的，就是我的这些思想感受。至于我是否也成了无事生非的“园艺家”中的一员，那又不敢自知了。

已有多年不教《红楼梦》了，所以在1993年春季又重新教起《红楼梦》时，一切感到十分新鲜。其中最奇妙的发现是：这次重读这部小说，特别欣赏后四十回，而且情节意象都能牢牢记住。从前读《红楼梦》，由于全受胡适《红楼梦考证》和俞平伯《红楼梦辨》的影响，深信后四十回是高鹗的续笔，于是总是匆匆阅过，不愿下工夫，难怪对其中所演细节（除了“黛玉之死”、“宝玉当和尚”，以及“锦衣军查抄宁国府”等大事以外）均不记得。

这次重读后四十回，自己痛下决心要以“细读”的态度给予一个公平的文学评价，尤其是现在红学界对于“胡适提出来的续书作者为高鹗”一说，已因证据不够充分而“发生动摇”（见刘梦溪：《红学》，文化艺术出版社，北京，1990年）。此外，宋浩庆在其《红楼梦探——对后四十回的研究与赏析》（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年）一书中又以颇能令人信服的观点证据来彻底反驳“高鹗续书”说。这种种原因都促使我仔细重读后四十回，决心不再盲目相信前人的“定论”。 最感到高兴的是，此次重读后四十回，虽发现其中有所谓“瑕疵”的语句，但直觉告诉我，大体上或多是曹雪芹的笔墨，而高鹗也只是“截长补短”而已（见程伟元：《红楼梦序》，1791年程高本）。而且据我研究高鹗生平著作的心得，以他那种“缺乏想象”的名教儒者，不大可能创造出后四十回那样生动的小说文笔。 首先，最有趣的是，此次重读后四十回，我个人感触与小说主人翁贾宝玉重游太虚幻境的情况酷似。宝玉重游太虚幻境发生在一百十六回，即全书倒数第五回，它与书开头第五回的宝玉“初游”太虚幻境自然是互相呼应——所不同的是，第五回宝玉看过“金陵十二钗”册子之生命预示后，完全不记得（因为恍恍惚惚，由梦中惊醒）；但第一百十六回的重游经验却使他完全记得： 宝玉睁眼看时……遂把神魂所历的事，呆呆地细想，幸喜多还记得…… 岂知宝玉触处机来，竞能把偷看册上诗句俱牢牢记住了…… 这种“记得”与“不记得”的基本差异甚为重要，所以著名的《红楼梦》评者护花主人曾如此说道：“宝玉初次之梦是真梦，所以画册题词俱不记得；此番是神游幻境并不是梦，故十二首诗词俱牢牢记得，读者莫亦作梦看。”（《红楼梦三家评本》） 读了护花主人的评语，顿然使我大梦初醒。原来我此次之所以能记得那一向被忽视的后四十回情节，乃是因为自己下意识想从天真烂漫的“梦境”进入明理成熟的 “悟境”——盖因寻求“悟境”才能体会“神游”的意味。无形中在那神游的自由阅读中，使我深深领悟到《红楼梦》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本是一个有机体——就因为有前八十回的痴情浪漫之宝玉，才会有后四十回的“无情冷淡”之宝玉（“哪知宝玉……竟换了一种，不但厌弃功名仕进，竟把那儿女情缘也看淡了好些。”—— 六回）。这就是曹雪芹所谓的“得通灵幻境悟仙缘”，也就是庄子所谓的“逍遥游”。 神游是一种自我意识的肯定，更是一种觉悟性的自由——故它有别于不自觉的梦境。此次重读《红楼梦》，使我领会到“红楼梦的两个世界”（恕我套用余英时的词句）——这两个世界便是“梦”的世界和“神游”的世界。我以为前者大致落实于前八十回，后者则在后四十回中随着情节的发展愈加明显。但更重要的是，这神游的（悟的）境界本来就建筑在梦的幻境基础上。我认为这种由梦至悟的构想，若无曹雪芹家庭遭遇和个人经历的人，是写不出的。 当然，这样的细读观察完全建立在直觉的基础上，在逻辑上无法证明《红楼梦》今本一百廿回大多是曹雪芹的原稿。但在我看来，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是一个 [...]]]> 孙康宜——摘自《亲历耶鲁》一书

已有多年不教《红楼梦》了，所以在1993年春季又重新教起《红楼梦》时，一切感到十分新鲜。其中最奇妙的发现是：这次重读这部小说，特别欣赏后四十回，而且情节意象都能牢牢记住。从前读《红楼梦》，由于全受胡适《红楼梦考证》和俞平伯《红楼梦辨》的影响，深信后四十回是高鹗的续笔，于是总是匆匆阅过，不愿下工夫，难怪对其中所演细节（除了“黛玉之死”、“宝玉当和尚”，以及“锦衣军查抄宁国府”等大事以外）均不记得。

这次重读后四十回，自己痛下决心要以“细读”的态度给予一个公平的文学评价，尤其是现在红学界对于“胡适提出来的续书作者为高鹗”一说，已因证据不够充分而“发生动摇”（见刘梦溪：《红学》，文化艺术出版社，北京，1990年）。此外，宋浩庆在其《红楼梦探——对后四十回的研究与赏析》（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年）一书中又以颇能令人信服的观点证据来彻底反驳“高鹗续书”说。这种种原因都促使我仔细重读后四十回，决心不再盲目相信前人的“定论”。
最感到高兴的是，此次重读后四十回，虽发现其中有所谓“瑕疵”的语句，但直觉告诉我，大体上或多是曹雪芹的笔墨，而高鹗也只是“截长补短”而已（见程伟元：《红楼梦序》，1791年程高本）。而且据我研究高鹗生平著作的心得，以他那种“缺乏想象”的名教儒者，不大可能创造出后四十回那样生动的小说文笔。
首先，最有趣的是，此次重读后四十回，我个人感触与小说主人翁贾宝玉重游太虚幻境的情况酷似。宝玉重游太虚幻境发生在一百十六回，即全书倒数第五回，它与书开头第五回的宝玉“初游”太虚幻境自然是互相呼应——所不同的是，第五回宝玉看过“金陵十二钗”册子之生命预示后，完全不记得（因为恍恍惚惚，由梦中惊醒）；但第一百十六回的重游经验却使他完全记得：
宝玉睁眼看时……遂把神魂所历的事，呆呆地细想，幸喜多还记得……
岂知宝玉触处机来，竞能把偷看册上诗句俱牢牢记住了……
这种“记得”与“不记得”的基本差异甚为重要，所以著名的《红楼梦》评者护花主人曾如此说道：“宝玉初次之梦是真梦，所以画册题词俱不记得；此番是神游幻境并不是梦，故十二首诗词俱牢牢记得，读者莫亦作梦看。”（《红楼梦三家评本》）
读了护花主人的评语，顿然使我大梦初醒。原来我此次之所以能记得那一向被忽视的后四十回情节，乃是因为自己下意识想从天真烂漫的“梦境”进入明理成熟的 “悟境”——盖因寻求“悟境”才能体会“神游”的意味。无形中在那神游的自由阅读中，使我深深领悟到《红楼梦》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本是一个有机体——就因为有前八十回的痴情浪漫之宝玉，才会有后四十回的“无情冷淡”之宝玉（“哪知宝玉……竟换了一种，不但厌弃功名仕进，竟把那儿女情缘也看淡了好些。”—— 六回）。这就是曹雪芹所谓的“得通灵幻境悟仙缘”，也就是庄子所谓的“逍遥游”。
神游是一种自我意识的肯定，更是一种觉悟性的自由——故它有别于不自觉的梦境。此次重读《红楼梦》，使我领会到“红楼梦的两个世界”（恕我套用余英时的词句）——这两个世界便是“梦”的世界和“神游”的世界。我以为前者大致落实于前八十回，后者则在后四十回中随着情节的发展愈加明显。但更重要的是，这神游的（悟的）境界本来就建筑在梦的幻境基础上。我认为这种由梦至悟的构想，若无曹雪芹家庭遭遇和个人经历的人，是写不出的。
当然，这样的细读观察完全建立在直觉的基础上，在逻辑上无法证明《红楼梦》今本一百廿回大多是曹雪芹的原稿。但在我看来，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是一个 “艺术”整体无疑。而且除非有更有力的证据，我们实在不必怀疑程伟元的《红楼梦序》 ——程伟元说，他数年来收得《红楼梦》20余卷，后来“一日偶于鼓担上得十余卷，遂重价购之”。细阅之下，因见四十回“漶漫不可收拾”，才同高鹗“细加厘剔，截长补短，抄成全部”。所以他与高鹗基本上只做了编辑的工作，高鹗并非后四十回的作者。再者，与曹雪芹交情甚厚的友人，如敦敏、明义等，均看过曹雪芹的全书原稿。而程高本出版的那一年（1791年）这些友人仍然在世。就如宋浩庆所说：“如果程高本《红楼梦》完全违背曹雪芹的《红楼梦》原稿，他们作为曹雪芹的好友，作为《红楼梦》的笃好者，怎能容忍？怎会一言不发？……”（《红楼梦探》）
当然，正如刘梦溪所说，由于目前“缺乏实证”，后四十回的问题“只好成为一桩公案，听凭红学家们反复聚讼”（《红学》）。其实胡适也称赞后四十回的许多精彩文字，例如鸳鸯之死那段（一百十一回）。但因为胡适断定后四十回是高鹗续写的（他以为程伟元骗人，因世上哪有“这样奇巧的事”，能忽然在“鼓担上得十余卷”？），于是后来的学者大多人云亦云，不愿细读后四十回，更不愿赏析那一部分文字，可谓“自我限制”（self—eensorship）。今日几乎无人不知胡适在建立红学典范上，其功不可没，但仅在“高鹗续笔”一点上，造成了不可补偿的害处，用英美诗人艾略特的说法，这就是所谓“一个伟大艺术家也可能产生坏的影响力”了。
后记：写完此文后，才发现周策纵先生早已主张程、高所说非谎。在其《哈尔滨国际红楼梦研讨会论文选集》序中，他更否定了高鹗为后四十回作者之说，明确指出“高鹗实在没有著作权”（见“红楼梦大观”，香港《百姓》半月刊，l987年，页7）。

目录 一  问题的由来 二  学术态度 三  程高序言真假 四  脂评是否圭臬 五  后四十回的“狗尾续貂”问题 六  前八十回的“妄改”问题

一  问题的由来 据介绍，《红楼梦》一书，最初主要以脂评《石头记》不全抄本问世。其时流传范围也限于亲友等少数人之间。明义曾说：“惜其书未传、世鲜知者”。至曹雪芹死 后二十多年，幸蒙程伟元、高鹗二人的有心搜集和摆印，《红楼梦》才得以较广流传。其后一百多年，一直流传并起广泛影响的，都是120回程高本。所谓“开谈 不说《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也是针对程高本而言的。到了1921年，胡适提出高鹗作伪“续书”说。在当时条件下，胡适的说法被大多数人所接受。但对后四十回内容的看法，胡适和鲁迅都持基本肯定观点。即使曾经否定最力的俞平伯先生，也并未全盘抹杀“续书”。而且从研究态度来说，俞先生也抱着不掺成见和杂念的学者式探讨态度，一直在思索修正。他临终前的遗言，应是他一生研究反思的最终结果和交代，这应该看作是宝贵遗产。 与胡、鲁、俞等先生不同，周汝昌先 生对后四十回则持全盘否定态度，而且大开漫骂之风。不但后四十回是“狗尾续貂”“文拙思俗”，而且高鹗也是“草间腐鼠”、“卑鄙”“败类”。甚至“别俱肺 肠”，成了政治犯和阴谋家，是实现乾隆和珅偷天换日阴谋，篡改歪曲《石头记》的执行者。后四十回和高鹗遂被深恶痛绝、视如仇敌，定要打倒在地、彻底腰斩， 代之以周先生的“真本”和“真故事”。 由于胡适“宗师的掌心”的笼罩，也由于鲁迅先生崇高地位的影响，再加上对脂砚斋等评语的迷信，加之脂评本也为专家们提供了一个大显身手的淘宝领域，高鹗 伪续说遂长期以来占据着主导地位。与之不同的声音则只是“微弱的回声”，[1]而且大有被视为异端邪说，不容立足之势。同时围绕着脂评本的研究和探宝也方 兴未艾，这中间种种惊世骇俗、耸人听闻的说法也层出不穷。另一方面，程高本则被排斥于真本和古本之外，成了一些专家们不值一晒，只配轻蔑嘲笑的，与脂评古 本真本对立的“通行本”。 这个问题是一个极其重大的问题，而且似也不能武断地宣判已经“尘埃落定”。有必要百花齐放、继续探讨。这个问题也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它涉及到许多子问题。首先是研究的学术态度问题。

二  学术态度 周先生的君臣定计、偷天换日说，究竟是天方夜谭式的神话，还是确有其事？相信大家会心中有数，文献[2,3]等对此也有论述。本文只想补充一点：在程高本 出现之前若干年，是否像周先生探佚那样的一百〇八回真本《石头记》，早已传到乾隆手中？又奇怪的是乾隆何以不干脆光明正大的搜缴烧毁《石头记》，却可怜笨 拙的要高鹗去偷天换日，只偷换一个尾巴？并帮助了《红楼梦》的广为流传？为此乾隆不知又耐心等了几年时间？审核了几次？又为什么前八十回乾隆会感到甚合朕意？这种欺人之谈，还漂洋过海带到了美国“首届《红楼梦》国际研讨会”。据周先生事后记述：国外红学家程曦教授曾当面称赞说：“全文二十节如闻柳敬亭说书，忘记读的乃是学术性很强的论文也！”[2]我们“摸不着这话是真心还是讥笑”，然而周先生“很喜欢”。梅节先生有《说“龙门红学”》一文，其含义之一是龙门阵红学。[3]程教授的话，恰好绝妙的印证了梅先生的看法。 周先生攻击高鹗别有用心的说法也“很有趣”，它使我们联想产生了两个问题。其一是周先生攻击谩骂高鹗是否也别有用心？“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个人人也 包括古人逝者。高先生虽已作古，但也应有不被冤屈，不被谩骂的人权。所以攻击者理应首先提供高鹗“卑鄙”“败类”别有用心的证据。他是否为名图利？是否为 了升官发财？是否得到了乾隆的奖励？他和程伟元说谎作伪的可靠证据在哪里？动机是什么？他们的人品和学品如何？有无说谎造假前科和不良记录？这些似乎都值 得怀疑。而按照公平原则，程高二人也有质问周先生诬陷攻击的权利？是否别有用心？是否为了推销自己的真故事？是否要武林独尊？是否有名利思想、商业目的？ 是否有说谎造假不良记录？参见[4,5] 周先生的别有用心说使我们联想产生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学术研究的态度问题。首先是实事求是问题，应力求抱着客观的实事求是态度，尽量避免主观随意性。其次 是尽量不要参杂个人功利考虑，不要刻意“立异”“鸣高”，不要追求惊世骇俗、耸人听闻的传媒轰动和商业炒作效应。再次是严格坚持摆事实讲道理，杜绝谩骂污 蔑做法。“恐吓和辱骂绝不是战斗”，市场上喊得最凶的并不一定就是精品，谩骂其实是虚弱的表现。文章和作品是作者的自画像，大师的光环应是更需谨慎、更需 负责认真的责任约束，不能成为天马行空、信口开河的便利。 与这个问题相关的还有媒体的责任心问题。百家讲坛栏目不知是如何定位的？但既然要介入严肃的学术问题，就必须要抱认真负责的态度，不能借口收视率、普及 性、面向大众去忽悠误导大众。面向大众和普及就可以不负责任的误导么？收视率非得靠忽悠才能提高么？凤凰台在许多节目后都强调：“不代表本台立场”，百家 讲坛的旁白中为什么只知庸俗的吹捧呢？这种声音能代表中央电视台吗？参见[6,7]

三  程高序言真假 后四十回作者研究可分为考证和内容分析即外证和内证两方面。外证方面，如周绍良先生所言，本来程、高序言就是“应该首先作为依据的”“第一手材 料”。[8]他们两人三次的序言已经说得明明白白。但这“第一手材料”却被胡适认为是说谎作伪。目前许多研究文献已经表明，胡适所提四条怀疑都不能成立。 而相反的程高二人并未说谎的证据却是确切不孤，足以构成证据链。[8,9,10]据舒元炜、周春说，在程高本之前，已有一百二十回《红楼梦》抄本。欲瑞也 说见过120回目录。明义所见抄本也应有后面内容，有几首诗所谈与程高本后四十回也基本相符。曹雪芹的好友敦敏应该熟知《红楼梦》，永忠也可能见过完整的 抄本。程高本问世时，敦敏、永忠、明义等也都在，其他一些知情者也应有，为什么当时没有人说后四十回是伪续？到了稍后，只有欲瑞才因对后四十回的不满，提 出了程伟元受骗说。但欲瑞所谓“一善俱无”“大杀风景”者，实是不满后面的悲剧结局，及反封建内容。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言：“欲瑞名为不忍，实只不喜大杀风 景，只配读有情人皆成眷属小说。”[11]此外，在“世鲜知者”的时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无名氏”高手，不知花了几年时间，写了“续书”以后却又隐姓埋 名，专为等着若干年后程伟元来受骗。因此从外证角度来说，高鹗或“无名氏”伪续说应该是可以否定的。但正如裴世安先生所言：“一个错误的‘事实’，一旦形 成，要改变它，千难万难。”[1]所以我们还需要结合内容分析再进行“内证”。这时我们将首先碰到据说是曹雪芹的妻子兼合作者的脂砚斋“女士”，所以接着 讨论“脂评”问题。

四  脂评是否圭臬 自从脂评本发现以后，一方面脂评似被当成了圭臬，脂砚斋等甚至被看成是曹雪芹的知音、合作者；另一方面，围绕着脂砚斋评语的种种猜测解读也五花八门。但俞 平伯先生后来对脂评则持一定怀疑态度。[12]吴组缃先生也说：“脂砚斋等人虽（与曹雪芹）很亲近，思想观点实不相侔。”[13]这里最明显的例证就是所 谓“钗黛合一”论。庚辰本的第四十二回有一条回前批：“钗玉名虽二个，人却一身，此幻笔也。今书至三十八回时，已过三分之一有余，故写是回使二人合而为 一。请看黛玉逝后宝钗之 文字，便知余言不谬矣。”刘心武据此说：“黛、钗从此和平相处，直到八十回最后。这不是黛、钗合一是什么？”这里无论是脂砚斋的评语还是刘心武的解读，都 可说是大谬特谬。“解疑癖”合好就是二人合而为一了么？纵观全书，哪里能看出“钗玉名虽二个，人却一身”的影子？然而这种俞先生已经抛弃的论调，却被一些 人当成发掘“立异”的话题，重新拾起，种种说法和引申也五花八门。 这里只谈一下关于“衡芜君兰言解疑癖”的理解问题。曹雪芹所写的这个情节是 极其重要和深刻的。首先它表现了黛玉的天真诚实一面，同时也表现了宝钗的“行为豁达”和世故城府的一面。“解疑癖”说明薛宝钗虽有世故的一面，但并不是奸 诈小人，如戏中之小丑然，他也是真诚的规劝说服黛玉。但并不能据此认为二人就合而为一了。她们此后的和平相处并不能说明她们的思想就一致了。也并不意味着 客观上存在的“金玉良缘”与“木石姻缘”的矛盾斗争就消失了。对此林黛玉的的认识其实有着天真幼稚的的一面，而薛宝钗的思想则有着心机深刻的一面。薛宝钗 明白自己的客观优势，她着力营造的是“好风频借力，送我上青云”的工作和效果。她不会像小丑样的行奸使坏，她也不必要去和林黛玉计较。相反她倒常常寛谅林 的尖刻，并希望化解缓和二人的矛盾。同时也�